志丹县位于陕西省延安市西北部，地处东经108°11′56″～109°3′48″，北纬36°21′33″～37°11′49″。东部与安塞县交界，西北部与吴起县、靖边县接壤，东南部和甘泉县、富县毗邻，西南部和甘肃省华池县、合水县相连。全县总面积3781平方公里，县政府驻地保安镇，距延安市城区96公里，距陕西省会西安市约450公里。截至2005年，全县辖6镇5乡、1个管理区、200个村民委员会、1114个村民小组、3个社区，共38132户、133880人。
志丹原名保安，为纪念刘志丹而改名志丹，建制始于宋代。宋置保安军，金改保安县，后升为州，元降州为县，明、清、民国因之。1934年11月，在县西部建立赤安县苏维埃政府，与国民党保安县政府并存。1935年6月全县解放，沿用赤安县。1936年6月改为志丹县。
志丹为山区县，土地广袤，人口稀少，人均土地50余亩，人口密度为354人／平方公里。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最高1741米，最低1093米，相对高差648米。地貌以黄土梁峁丘陵沟壑区为主，地表支离破碎，沟壑纵横，山高坡陡，沟谷深切，基岩衳露，是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70％以上。境内有大小山梁256座，其中海拔在1400米以上的高山232座；有1公里以上长度的河溪2055条，纵横交错，汇成洛河、周河、杏子河三条干流，惯称西川、中川、东川。本县属暖温带温凉气候区，具有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冬季漫长，寒冷干燥；春季干旱多风，有寒流降温天气；夏季极短，旱涝相间，高温；秋季温凉湿润，四季气候变化明显。
志丹县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已知的矿藏资源有石油、天然气、白云岩、油页岩、煤、矿泉水等，尤为石油储量丰富，分布广泛，全县各乡镇均有储藏，已探明的储量在1亿吨以上。
志丹县经济历来以农牧业为主，素有“山保安、牛羊山、米粮川”之称。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连年战争和大量垦荒，使农业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频繁，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制定了农林牧副四业并举，全面发展的方针，但因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唯生产力论”，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味强调以粮为纲，使林牧副业受到削弱，经济发展极为缓慢，群众温饱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到1978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为1426万元，财政收入82万元，乡镇企业总产值7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48元，是全国592个、陕西50个贫困县之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大潮使志丹县冲破了以粮为纲、单一经营和自给自足经济模式的羁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农村经济呈现出勃勃生机，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到1983年，全县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亿斤大关，人均产粮622公斤，农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同时大力种草种树，发展林牧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县森林面积达到178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30.47％，畜牧业位居陕西之首，其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31.5％。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大力开发石油资源，推动了全县经济的快速发展。到1998年，全县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亿元大关，为县域经济腾飞注入了强大活力。90年代末，志丹人民又抢抓西部大开发历史机遇，以“改写贫困历史，走向经济强县”为目标，不断加大石油开发力度，强力推进农田水利建设，秀美山川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建设。截至2005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突破20亿元大关，达到23亿元，财政收入达到14～1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270元，成为西部百强县、陕西十佳县和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提升速度最快百县。
志丹是民族英雄刘志丹的故里。志丹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古代这里是边陲要塞、军事重镇，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争斗、交会、融合之地，是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结合地带。宋代，保安出了刘绍能、刘延庆、刘光世、解元等名将。北宋名将范仲淹、狄青、沈括也在这里进行过血与火的耕耘。明朝开国名臣刘伯温就是刘光世的后裔。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张献忠率众起义，保安先后被攻破七次。明崇祯年间（1628～1644），农民起义军首领神一元、神一魁率众占据宁塞城，破保安县。清同治年间（1862～1874），回民起义，反抗暴政，袭击保安。太平天国起义军一部西捻军残部，夺据县西南老崖窑险寨，与清军死战，全军覆没。光绪三十三年（1907），本县4000多农民起义，打开县衙，建立了农民政权。民国元年（1912），3000多农民包围县衙，反抗捐税。
20世纪20年代初，刘志丹在榆林中学读书，受陕西早期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等人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与领导进步学生运动，成为当时著名的学生领袖。1924年，刘志丹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秋受党组织委派入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即开始从事武装斗争。参加了北伐，领导了著名的渭华起义，创建了保安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永宁山党支部，参与领导陕北特委工作，任军委书记。组建了南梁游击队、保安游击队、合水游击队，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红26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同时，联合谢子长，积极支援陕北革命斗争，率军胜利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连克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解放了东至黄河，南至临镇，西至环县，北至长城800多里广大地区，建立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块红色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全国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刘志丹也成为西北红军乃至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兼瓦窑堡警备司令、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28军军长等职。1936年2月奉命率部东征抗日，4月14日，在围攻三交镇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4岁。为了纪念刘志丹，1936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3年又在其家乡修建了刘志丹烈士陵园。刘志丹将军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评价，毛泽东誉其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赞其为“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称其为“红军模范”。
志丹是革命圣地延安的组成部分。1936年7月至193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进驻志丹，使这里一度成为中国革命的决策地和指挥中心，被誉为红都。中共中央在志丹期间，召开了21次政治局会议，制定发布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哥老会宣言》、《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和《努力改善志丹群众生活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条规，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救国军；实现了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得国共合作初步形成，化解了一场新的内战危机；组织部署西征，扩大了西北根据地；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大会师，成立了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3人组成的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使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阴谋彻底破产；安排接待了第一个来苏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使《西行漫记》公之于世，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对共产党、红军的造谣诬蔑，使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了解到共产党、红军和西北苏区的真实情况，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开办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为抗日战争准备了干部力量，培养和造就了大批高级军事指挥员。毛泽东在志丹期间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和《临江仙》等光辉著作。
保安的石窑洞是为中国革命铸造钢铁栋梁的红色镕炉。毛泽东深情地说：“保安是个好地方。”朱德说：“山保安，保平安。”周恩来说：“保安的山好，水好，人更好。”
英雄的志丹人民对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志丹人民跟着刘志丹创建游击队、赤卫军，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求解放，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毛泽东“人民战争”光辉思想的指引下，志丹人民继承刘志丹将军遗志，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大力发展生产，全力支前抗战，积极交售救国公粮，组织民兵担架运输，动员3000多名青年参军参战，有300多名志丹儿女为国捐躯。他们的英名永载史册，他们的不朽功绩永远激励着后人奋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军民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发扬革命传统，坚持党管武装，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民兵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毛泽东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和《退伍军人预备役统计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武装工作的法律法规，发展壮大民兵队伍，坚持一年一度的民兵整组工作；实行以义务兵为主体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做好征兵和预备役登记统计工作；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积极开展军民共建活动。在战备执勤、维护社会稳定、参加经济建设、抢险救灾、扶贫帮困、捐资助学、完成急难险重任务等各项工作和建设中，充分发挥了广大民兵的骨干作用，作出了新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志丹县人民武装部全面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期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理论、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指导，大力弘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坚持科技强军、质量建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加强科学管理，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在人武部全面建设，大力提高民兵与预备役人员和人武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军事战斗力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谱写了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