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一个月后，我和妹妹去收拾他的房子。沙发旁倚着父亲的拐杖，茶几上摆着他喝到半残的茶和没有写完的字帖，还有阳光普照的阳台上因为没人打理而奄奄一息的花草……触景伤情，我们站在客厅中央，哭了。面对父亲留下的痕迹，我们不知该从哪里下手。父亲在遗嘱中把财产分配得很平均，把差不多和房子等价的存款留给了妹妹，把房子和房子内的一切留给了我，因为已离婚的我带着孩子与前夫合住一套房子很不方便。
我和妹妹边掉眼泪边分头收拾。我收拾完卧室，过去帮妹妹收拾书房。在书房门口，我看见妹妹蹲在地上翻一只箱子。听见脚步声，妹妹抬眼看我，眼神复杂，说不上来的一种隔阂感。妹妹把箱子大大地打开：“爸爸有整整一箱子字画。”
父亲喜欢丹青，我们是知道的，却不知他什么时候收藏了这些字画。那些国画的宣纸有点儿泛黄，是年代久远的颜色。
忽然，妹妹自语般问：“怎么从来没听爸爸说过这些字画呢？”她有些怨气，我听出来了，像父亲故意偏心留给我才不让她知道似的。我讷讷地解释：“爸爸也没和我说过。”妹妹怏怏地看着字画，一声不吭，脸色渐渐阴沉，因为父亲在遗嘱中说得明白，房子和房子里的东西归我。
我有点儿尴尬，不知怎么解释她才相信，毕竟按照遗嘱字画的受益人是我，只好继续收拾书房。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妹妹走了，没跟我打招呼，看着被狠狠带上的门，我的心比被人狠狠抽了一下还难受。
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我和妹妹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这一箱子画，像一条鸿沟隔开了我们。我知道妹妹在心里埋怨父亲偏心，也会埋怨我。
第二天早晨，我送女儿去学校，刚锁好门，听到里面电话响，担心接了电话女儿会迟到，便没接。上班后，同事告诉我早晨有人打电话找我找疯了，我问是谁，同事说不知道，是个女的，听口气好像很生气。我想可能是妹妹，刚想给她打电话，她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开口第一句就是：“姐，早晨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我解释了一会儿，她没再说什么，犹犹豫豫好像有话不知该怎么说，我知道她想问画的事，我说：“是不是关于那些画？”
妹妹顿了一下：“是的，我觉得爸爸的遗嘱不公平。”
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中。“你想怎么处理？”
“我们平分。”
我告诉妹妹我要工作了，抽个时间，我们把那箱子画分了。听我要扣电话，妹妹急切地说：“姐，我们请字画鉴定专家鉴定一下那些画的价值吧。不然，我们不懂也分不公平，还有，在分那些字画前，最好把那只箱子封上。”
妹妹一口气说了一大串话，好像担心被打断后便失去继续说下去的勇气。我听着觉得心里渐渐凉下去：“好吧，你愿意怎么做都可以。”扣了电话，我的眼泪哗哗地掉下来。
中午，妹妹在写字楼下打电话，约我去父亲的房子贴封条。封条是妹妹用电脑打出来的，上面签着她的名字按着她的指印，也给我留出来一块空白，让我签名按指印。看她忙得一丝不苟，三十多年来，我第一次感觉她那么陌生，甚至不如一位普通街坊熟悉亲切，因为我们曾经是亲到没有缝隙的姐妹，来到这个世界时，父母就送给我们一份最好的礼物：我们是亲人，用来相互关爱。所以，我们之间，从不在心上设防，伤害却突然间就来了，像一颗蛀牙，让我痛彻心肺。
回公司的路上，我一直在哭，那条蛀虫在一刻不停地啃噬着我们的亲情。之后的几天很平静，妹妹偶尔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找字画鉴定专家的事，其他都不提，好像我们的关系就靠这箱子字画来维系了。
周五晚上，妹妹说她已经联系到字画鉴定专家吴先生，我们明天一起把字画送过去。把字画抬到吴先生的工作室时，我真的希望这箱字画根本不曾存在过，我们多年的亲情，正在利益分配的冲刷下摇摇欲坠。
那些泛黄的画摆满了工作台，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吴先生放下放大镜和手里的参照资料，让我们把画收起来。妹妹小心问：“能不能麻烦您大体说说每张字画的市场价值？”吴先生喝了一口茶水，笑着说：“这些字画是临摹赝品，没有市场价值，不过，挂在客厅里做装饰倒不错。”
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松弛下来，好像终于澄清了父亲没有偏心，也澄清了自己并没和父亲事先商量好瞒着妹妹的事实。
妹妹一张张地翻那些画：“怎么可能？”我拉了拉她的手，说我们走吧。抬着字画回父亲的房子，妹妹的脸很红，有点儿惭愧的样子。在父亲的书房，我把字画分成平均的两份，给妹妹一份，她不要，我塞到她怀里，然后告诉她：“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礼物，他留给我们的爱都是一样的，留着做纪念吧。”
妹妹跟我说对不起时声音很小，我们拉着手，坐在父亲的房间里掉眼泪。我想，我们哭，跟知道这些字画值不值钱没关系，更大的伤心是：我们都看见了那颗生长在彼此心中的蛀牙，它伤害了我们多年的亲情，而我们，不知怎样才能拔掉它。
我们都没再提起那些不快的往事，我们还有漫长的人生，可以相互扶持相互关爱，那颗蛀牙，总会被亲情软化，然后，被岁月掩埋。
因为，我们拥有世间最好的礼物：我们是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