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亚历山大·芝德出生并长大在加拿大。在上中学时，芝德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并从此走上了经济学之路。在加拿大读完大学本科后，由于获得了一项资助，芝德就去了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继续读研究生。在华盛顿大学就学期间，芝德发现那里不是他理想的攻读博士学位的地方。于是，去了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但实际上他的博士论文却是在伦敦经济学院逗留期间完成的。
在芝加哥大学做完博士后研究后，芝德回到他大学本科的母校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执教至1958年。随后在斯坦福大学开始创立著名的芝德—弗莱明模型。1959—1961年，芝德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任教。1961—1963年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这个工作机会为芝德对国际货币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也促进了他在这一课题上的研究。而他于1961、1963年发表的两篇著名论文正是在这期间写就的。1964—1965年在布鲁金斯学会任研究教授；1965—1966年在芝加哥大学任研究教授；1965—1975年兼任瑞士日内瓦的国际问题研究学院的国际经济学暑期教授；1966—1971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和《政治经济期刊》的编辑；1974年至今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80年兼任南加州大学教授；1989—1990年兼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经济学教授；1990—1991年兼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1997—1998年兼任（美国）保罗·H·尼茨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经济学教授。由于较高的知名度，芝德担任了很多教学以外的其他职务，这其中包括：1964—1978年担任关于国际货币改革的比雷吉奥—普林斯顿研究小组成员；1970年任欧洲经济委员会货币委员会顾问；1971—1987年，他担任关于国际货币改革的汕塔一克伦巴会议主席；1972—1973年任关于欧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的研究小组的成员。此外，芝德还是或曾经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加拿大政府、拉丁美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财政部等许多国际机构和组织的顾问。
较高的知名度与荣誉是相辅相成的。芝德于1971年获得古根海姆奖；1983年获得法国参议院颁发的雅克·吕夫奖章和奖金；1992年获得巴黎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1995年被（中国）人民大学聘请为名誉教授；1997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杰出会员；1998年当选为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9年获得诺贝尔奖；2000年被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聘为名誉教授；2003年被浙江大学聘为名誉教授。
芝德与中国的来往非常频繁。他于1995年参观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于2000年12月参观访问了南京大学；于2001年10月参加了在中国深圳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交易会“高新技术论坛”，发表了题为“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演讲，并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参观访问。2002年3月访问了位于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芝德还是世界经理人咨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该公司原在纽约世贸中心设有办公室，但不幸于“9·11事件”中被毁。鉴于中国的快速发展，芝德于2003年3月将该公司总部迁至北京。芝德还于2003年9月在中国参加了第六届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高成长企业与金融市场国际论坛。在论坛上，他发表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演讲。他表示，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十分正确和有效的，应当继续保持下去。随后他访问了中国台湾，并以“人民币对东亚货币稳定的影响”为题作了演讲。他继续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人民币的突然升值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芝德还于2003年10月参加了第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交易会并出席深圳高科技交易会；随后出席了于2003年10月28—30日在北京召开的“2003国际金融论坛”研讨会。在会上他再次指出，人民币不应该升值，中国也不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如果让人民币升值，将可能造成通货紧缩，外商投资的积极性也会降低，甚至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整个东亚都将因此受到不良影响。另外，人民币升值也并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芝德还于2003年11月初出席了在中国海南省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会议，紧接着又出席了于11月6—7日在珠海召开的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
罗伯特·亚历山大·芝德因为对于不同汇率体系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分析以及对于最适宜的货币流通区域的分析而获得1999年度诺贝尔奖。
芝德最重要的贡献是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60年代早期，芝德发展了用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稳定经济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芝德把反映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汇率这些因素的国际收支曲线BP引入了希克斯IS-LM模型，使得IS-LM模型里两条曲线交叉构成均衡变成了三条曲线交叉构成均衡，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芝德-弗莱明模型。特别地，他论证了汇率体制的重要意义：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有威力，在固定汇率下则相反。他的分析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的，即国际资本可以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在这个假设前提下，他进而分析到，在固定汇率体系下，由于汇率不能自由地变化以调节对于货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因此，政府必需出面人为地干预货币市场以使得这一关系保持平衡。如果此时国外和国内的利率不一致，那么必有大量的（在理论上是无穷无尽的）货币流人（当国内利率高于国际利率水平时）或流出（当国际利率水平高于国内利率时），直至到最后国内外利率趋于一致时。因此，在最后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固定的汇率以及国内外相同的利率已经确定了货币的流通量，或者说IS、BP两条曲线的位置已经决定了LM的位置，用更专业化的术语说此时LM的位置是一个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所以说政府无法再用货币政策对经济施行干预。因此，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相对于固定汇率体系而言，浮动汇率体系下的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在浮动汇率体系下，政府可以完全控制货币的流通量。此时，政府的行为决定了LM的位置。而国际市场利率又决定了BP。这两条位置已固定的曲线的交叉点就决定了国民经济的规模。如果此时政府试图采取某项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继续发展，例如，增加政府支出等，则增加的政府支出将导致对货币的更大需求并由此推高利率。而高利率又必然吸引国外资本的流入，这就会导致国内货币的升值，从而影响到出口。当出口降低后，政府试图通过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措施就失效了。所以说，在浮动汇率体系下，财政政策是无效的。
根据同样的分析原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固定汇率体系下，财政政策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芝德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关于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的。芝德率先提出了关于废除各国货币，在一个国际区域内采用单一货币的想法。
芝德认为实行单一货币的好处很多。例如可以更方便地进行国际贸易、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费用、消除由于汇率波动所造成的商品价格波动等。而单一货币也有可能带来负作用。例如，如果人们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变化，因而对某一种商品的需求大大下降，那么生产这些商品的地区或国家的就业率就有可能下降。为解决这类问题，芝德提出了实行在单一货币区域内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方案，允许那些失业的人们流动到就业率高的国家或地区以寻找工作。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国家为实行欧洲单一货币——欧元而进行谈判的关键问题正是允许劳动力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以解决这些问题。
芝德的研究为欧元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欧元的诞生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还起草了欧洲统一货币的第一批方案之一。正是因为他的这一系列贡献，他被人们称为欧元之父。当然，后来其他学者在芝德研究的基础上陆续提出了其他实行单一货币的条件，使得这一理论变得更加完善。
除上述主要贡献外，芝德还对宏观经济理论还做出了其他贡献。例如，他指出，如果人们预计到将来某个时间内会产生通货膨胀，那么投资者可能会把他们所持有的现金投资变成固定资产（现金会因为通货膨胀而贬值，固定资产不会因通货膨胀而贬值）。而固定资产投资是可以对经济产生刺激效用的。结果，预计的通货膨胀就导致了真实的经济效应，这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芝德—托宾效应”。芝德还对国际贸易理论做出了贡献，他还是供给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