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的故事
一
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住在Ｔ省某县地主别洛库罗夫的庄园里。别洛库罗夫这个年轻人，黎明即起，穿一件紧腰长外衣，每天晚上要喝啤酒，老跟我抱怨，说他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他住在花园里的厢房里，我则住在地主老宅的大厅里。这个大厅有许多圆柱，除了我睡的一张宽大的长沙发以及我摆纸牌作卦的一张桌子外，再没有别的家具。里面的几个旧式的阿莫索夫壁炉里老是嗡嗡作响，哪怕晴和的天气也是这样。遇上大雷雨，整座房子便震颤起来，似乎轰的一声就要土崩瓦解。特别在夜里，当10扇大窗霍地被闪电照亮时，那才真有点吓人呢。
我这人生性懒散，这一回干脆什么事都不做。一连几个小时，我望着窗外的天空、飞鸟和林荫道，阅读给我寄来的书报，要不就睡觉。有时我走出家门，在某个地方徘徊游荡，直到很晚才回来。
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无意中走进一处陌生的庄园。这时太阳已经落山，黄昏的阴影在扬花的黑麦地里延伸开去。两行又高又密的老云杉，像两面连绵不断的墙，营造出一条幽暗而美丽的林荫道。我轻松地越过一道栅栏，顺着这条林荫道走去，地上铺着一俄寸厚的针叶，走起来有点打滑。四周寂静而幽暗，只有在高高的树梢上，不时闪动着一片明亮的金光，一些蜘蛛网上变幻出虹霓般的色彩，针叶的气味浓烈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后来我拐弯，走上一条长长的锻树林荫道。这里同样荒凉而古老。隔年的树叶在脚下悲哀地沙沙作响，暮色中的树木中间隐藏着无数阴影。右侧的一座古老的果园里，一只黄莺懒洋洋地细声细气在歌唱，想必它也上了年纪啦。后来，椴树林荫道总算到头了，我经过一幢白色的带凉台和阁楼的房子，眼前忽地展现出一座庄园的院落和一个水面宽阔的池塘。池塘四周绿柳成荫，有一座洗澡棚子。池塘对岸有个村庄，还有一座又高又窄的钟楼，在夕阳的映照下，那上面的十字架金光闪闪。一时间，一种亲切而又熟悉的感觉让我心旷神怡，似乎眼前这番景象我早已在儿时见过。
一道白色的砖砌大门由院落通向田野，这大门古老而结实，两侧有一对石狮子。大门口站着两个姑娘。其中一个年长些，身材苗条，脸色苍白，十分漂亮，长一头浓密的栗色头发，一张小嘴轮廓分明，神态严厉，对我似乎不屑一顾。另一个还很年轻，顶多十六八岁，同样苗条而苍白，嘴巴大些，一双大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打一旁走过，说了一句英语，又扭怩起来。我仿佛觉得这两张可爱的脸儿也早已熟悉的。我兴致勃勃地回到住处，恍如做了一场好梦。
此后不久，有一天中午，我和别洛库罗夫在屋外散步，忽听得草地上沙沙作响，一辆带弹簧座的四轮马车驶进院子，车上坐着那位年长的姑娘。她为遭受火灾的乡民募捐而来，随身带着认捐的单子。她不正眼看我们，极其严肃而详尽地对我们讲起西亚诺沃村烧了多少家房子，有多少男女和儿童无家可归，以及救灾委员会初步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她现在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她让我们认捐签字，收起单子后立即告辞。
“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彼得·彼得罗维奇，”她对别洛库罗夫说，向他伸出手去，“您来吧，如果某某先生（她说出我的姓）光临舍下，想看一看崇拜他天才的人是怎样生活的，那么妈妈和我将十分荣幸。”
我鞠躬致谢。
她走之后，彼得·彼得罗维奇就讲起她家的情况。据他说，这个姑娘是好人家出身，叫莉季娅·沃尔恰尼诺夫娜，她和母亲、妹妹居住的庄园，连同池塘对岸的村子，都叫舍尔科夫卡。她的父亲当年在莫斯科地位显赫，去世时已是三品文官。尽管广有资财，沃尔恰尼诺夫的家人一直住在乡间，不论夏天冬天从不外出。莉季娅在舍尔科夫卡的地方自治会开办的小学任教，每月领25卢布薪水。她自己的花销就靠这笔收入，她为能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
“这是一个有趣的家庭，”别洛库罗夫说，“好吧，我们哪天去看看她们。她们会欢迎您的。”
一个节日的午后，我们想起了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便动身到舍尔科夫卡去看望她们。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在家。母亲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当初想必是个美人儿，不过现在身体虚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还害着哮喘病。她神色忧郁，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为了引起我的兴趣，尽量谈些绘画方面的话题。她从女儿那里得知，我可能会去舍尔科夫卡，她仓促间想起了在莫斯科的画展上曾见过我的两幅风景画。现在她就问我，在这些画里我想表现什么。莉季娅，家里人都叫她丽达，大部分时间在跟别洛库罗夫交谈，很少跟我说话。她神态严肃，不苟言笑，问他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机关任职，为什么他至今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地方自治会的会议。
“这样不好，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责备说，“不好。该惭愧啊。”
“说得对，丽达说得对，”母亲附和道，“这样不好。”
“我们全县都掌握在巴拉金的手里，”丽达转向我接着说，“他本人是县地方自治局执行委员会主席，他把县里的所有职位都分给了他的那些侄儿和女婿，自己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应当斗争才是。青年人应当组成强有力的派别，可是您看到了，我们这儿的青年人是怎么样的。该惭愧啊，彼得·彼得罗维奇！”
大家谈论地方自治局的时候，妹妹任妮亚一直默不作声。她向来不参加严肃的谈话。家里人还不把她当作大人看待，由于她小，大家叫她蜜修斯，这是因为她小时候称呼她的家庭女教师为蜜斯的缘故。她一直好奇地望着我，当我翻看照相本时，她不时为我说明：“这是叔叔……这是教父”，还用纤细的手指点着相片。这时她像孩子般把肩头贴着我，我便在近处看到她那柔弱的尚未发育的胸脯，消瘦的肩膀，发辫和紧束着腰带的苗条的身子。
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在花园里散步，喝茶，然后在晚餐时消磨了很长时间。在住惯了又大又空的圆柱大厅之后，来到这幢不大却很舒适的房子里一时还有点不适应。这里的四壁没有粗劣的石版画，这里对仆人以“您”相称，这里因为有了丽达和蜜修斯一切都显得年轻而纯洁，到处都呈现出上流社会的氛围。晚餐桌上，丽达又跟别洛库罗夫谈起县地方自治局、布拉金和学校图书馆的话题。这是一位富有朝气的、真诚的、有主见的姑娘，听她讲话很有意思，尽管她说得大多，声音响亮——这大概是她讲课养成的习惯。可是我的那位彼得·彼得罗维奇，从上大学起，就有个把话题引向争论的习惯，而且讲起话来枯燥无味、拖沓冗长，总想炫耀自己是个有头脑的进步人士。他做手势的时候，袖子带翻了一碗调味汁，弄得桌布上一滩油渍，可是除了我，好像谁也没有看见。
我们动身回去的时候，天色已黑，四下里一片寂静。
“良好的教养不在于你不弄翻调味汁、弄脏桌布，而在于别人弄翻了你只当没看见，”别洛库罗夫说完叹了一口气，“是啊，这是个极好的、有教养的家庭。我跟这些高尚的人很少联系了，真是很少联系了！成天忙忙碌碌！忙忙碌碌！”
他讲到，如果你想把农业经营得极好，就必须付出许多辛劳。而我却想：他这人多么迟钝、懒散！每当他谈起什么正经事，就故意拖长声调，哎呀哎的，干起事来，跟说话一样——慢慢腾腾，总是拖拖拉拉，错过了期限。我对他的办事认真已经不大信服，因为我曾托他去邮局发几封信，才知他一连几个星期把信揣在自己的口袋里。
“最难以忍受的是，”他跟我并排走着，嘟哝道，“最难以忍受的是，你辛辛苦苦地工作，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一丝一毫的同情都没有！”
二
从此我经常去沃尔恰尼诺夫家。通常我坐在凉台最下一级的台阶上。我心情苦闷，对自己不满，惋惜我的生活匆匆流逝，而且没有趣味。我老想，我的心变得如此沉重，真该把它从胸腔里挖出来才好。这时候凉台上有人说话，响起衣裙的咔嚓声，翻书声。不久我就习惯了丽达的活动：白天她给病人看病，分发书本，经常不戴帽子、打着伞到村子里去，晚上则大声谈论着地方自治局和学校的事。这个苗条而漂亮、神态永远严肃、小嘴轮廓分明的姑娘，只要一谈起正经话题，总是冷冷地对我说：
“您对这种事是不会感兴趣的。”
她对我没有好感。她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是风景画家，在我的那些画里不反映人民的困苦，而且她觉得，我对她坚信不疑的事业是漠不关心的。我不由得记起一件往事，一次我路过贝加尔湖畔，遇到一个骑在马上、穿一身蓝布裤褂的布里亚特族姑娘。我问她，可否把她的烟袋卖给我。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一直轻蔑地看着我这张欧洲人的脸和我的帽子，不一会儿就懒得答理我。她一声叱喝，便策马而去。丽达也是这样蔑视我，似乎把我当成了异族人。当然，她在外表上绝不表露出她对我的不满，但我能感觉出来，因此，每当我坐在凉台最下一级的台阶上，总是生着闷气，数落道：自己不是医生却给农民看病，无异于欺骗他们，再者一个人拥有两千俄亩土地，做个慈善家那还不容易。
她的妹妹蜜修斯，没有任何要操心的事，跟我一样，完全过着闲散的生活。早上起床后，她立即拿过一本书，坐在凉台上深深的圈椅里读起来，两条腿刚够着地。有时她带着书躲到树林荫道里，或者干脆跑出大门到田野里去。她整天看书，全神贯注地阅读着。有时她的眼睛看累了，目光变得呆滞，脸色十分苍白，凭着这些迹象才能推测到，这种阅读使她的脑子多么疲劳。每逢我上她的家，她一看到我就有点脸红，放下书，两只大眼睛盯着我的脸，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家里发生的事，比如说下房里的烟囱起火了，或是有个雇工在池塘里捉到一条大鱼。平时她总穿浅色的上衣和深色的裙子。我们一道散步，摘樱桃做果酱用，划船。每当她跳起来够樱桃或划桨时，从她那宽大的袖口里就露出她细弱的胳膊。有时我写生，她则站在旁边，看着我作画，连声赞扬。
7月末的一个星期日，早上9点多钟我就来到沃尔恰尼诺夫家。我先在花园里一边散步，越走离正房越远，一边寻找白蘑菇。那年夏天这种蘑菇多极了，我在一旁插上标记，等着以后同任妮亚一道来采。和风习习。我看到任妮亚和她的母亲身穿浅色的节日衣裙，从教堂里回来，任妮亚一手压着帽子，大概怕被风刮掉。后来我听到她们在凉台上喝茶。
我这人无牵无挂，而且总想为自己的闲散生活找点借口，所以夏天我们庄园里的节日早晨总是格外诱人。这时郁郁葱葱的花园里空气湿润，露珠晶莹，在晨曦的照耀下，万物都熠熠生辉，显得喜气洋洋；这时房子附近弥漫着木犀花和夹竹桃的香味，年轻人刚从教堂里归来，在花园里喝着茶；这时人人都穿得漂漂亮亮，个个都兴高采烈；这时你再知道，所有这些健康、饱足、漂亮的人，在这漫长的夏日可以什么事都不干——在这种时刻，你不由得想道：但愿一辈子都能过上这种生活。此刻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在花园里漫步，准备照这样无所事事地、毫无目的地走上一整天，走上一个夏季。
任妮亚提着篮子来了。看她脸上的那副表情，仿佛她早知道或者预感到会在花园里找到我。我们一块儿采蘑菇，聊天。当她想问我什么时，就朝前走几步，这样好看清我的脸。
“昨天我们村里出了奇迹，”她说，“瘸腿的佩拉吉娅病了整整一年，什么样的医生和药都不管事，可是昨天有个老太婆嘀咕了一阵，她病就好了。”
“这算不了什么，”我说，“不应当在病人和老太婆身上寻找奇迹。难道健康不是奇迹？难道生命本身不是奇迹？凡是不可理解的东西，都是奇迹。”
“可是，对那些不可理解的东西，您不觉得可怕吗？”
“不怕。对那些我不理解的现象，我总是精神抖擞地迎上去，不向它们屈服。我比它们高明。人应当意识到，他比狮子、老虎、猩猩要高明，比自然界的一切生灵和万物都要高明，甚至比那些不可理解、被奉为奇迹的东西还要高明，否则他就不能算人，而是那种见什么都怕的老鼠。”
任妮亚以为，我既然是画家，知道的东西一定很多，即使有些事情不知道，多半也能琢磨出来。她一心想让我把她领进那个永恒而美妙的天地里，领进那个崇高的世界，照她看来，在那个世界里我是自己人，她可以跟我谈上帝，谈永生，谈奇迹。而我不认为我和我的思想在我死后将不复存在，便回答说：“是的，人是不朽的，”“是的，我们将永生。”她听着，相信了，并不要求什么论证。
我们朝房子走去，她突然站住了，说：
“我们的丽达是个了不起的人，不是吗？我热烈地爱她，随时都可以为她牺牲我的生命。可是请您告诉我，”任妮亚伸出手指碰碰我的袖子，“您说说为什么老跟她争论？为什么您动不动就生气？”
“因为她是不对的。”
任妮亚摇摇头表示不同意，眼睛里闪着泪花。
“真是不可理解！”她说。
这时，丽达刚好从什么地方回来，手里拿一根马鞭站在台阶附近，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得苗条而漂亮。她正对雇工吩咐些什么。她匆匆忙忙，大声说话，接待了两三个病人，之后一脸认真、操心的神色走遍所有的房间，一会儿打开这个立柜，一会儿又打开另一个立柜，最后到阁楼上去了。大家找了她好久，叫她吃午饭。等她来时，我们已经喝完汤了，所有这些细节不知为什么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整个这一天虽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回忆起来却栩栩如生，令人欢欣。午饭后，任妮亚埋进深深的圈椅里又看起书来，我又坐到台阶的最下一级。大家都不说话。天空乌云密布，下起稀疏的细雨。天气闷热，风早就停了，仿佛这一天永远不会结束。叶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也到凉台上来了，她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手里拿着扇子。
“啊，妈妈，”任妮亚说，吻她的手，“白天睡觉对你的健康是有害的。”
她俩相亲相爱。一人去了花园，另一人必定站在凉台上，望着树林呼唤：“喂，任妮亚！”或是“妈妈，你在哪儿呢？”她俩经常在一起祈祷，两人同样笃信上帝，即使不说话，彼此也能心领神会。她俩对人的态度也一样。叶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很快就跟我处熟，喜欢我，只要我两三天不去，她就会打发人来探问，我是不是病了。跟蜜修斯一样，她也赞赏地观看我的画稿，絮絮叨叨地、毫无顾忌地告诉我发生的事，甚至把一些家庭秘密也透露给我。
她崇拜自己的大女儿。丽达向来不对人表示亲热，只说正经的事。她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在母亲和妹妹的眼里，是个神圣而又带几分神秘的人，诚如水兵们眼里的海军上将，总是坐在舰长室里，叫人难以接近。
“我们的丽达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也常常这样说，“不是吗？”
这时下着细雨，我们谈到了丽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