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就连拿破仑最敏锐的顾问对这种群体心理也一无所知。塔列朗给他写信说：“西班牙人会把自己的士兵视为解放者。”其实他们被当作野兽。熟知西班牙种族遗传本能的心理学家则很容易预见这种态度。
[2]布朗热将军。
[3]经历巴黎围困的人可以看到许多群体轻信的事例。高楼上的烛光立即被视为围攻者的信号，但稍作思考后，就会清楚数里之外根本看不到烛光。
[4]《闪电报》，1895年4月21日。
[5]就这场战役而言，我们知道是如何发生的吗？对此我深表怀疑。我们知道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是谁，这大概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德哈考特关于他目睹并亲身参与的索尔费里诺战役的一席话，可能适用于一切战役：“将军们（当然在已经了解数百名目击者的证词后）提交了他们的官方报告，值班军官修改了这些文件并草拟了一份明确的陈述，参谋长提出反对并重新撰写了一份。当送达元帅审阅后，他大呼：‘你们全搞错了！’于是，一个新版本将其取而代之。原报告的内容已所剩无几。”德哈考特提到这个事实是想证明，即使最显著、观察最充分的事件，也不可能确定事实真相。
[6]所以不难理解，一些作品被所有剧院经理拒绝后，由于一个偶然机会被搬上舞台后，竟大获成功。众所周知，科佩的戏剧作品《为了荣誉》最近取得成功。尽管作者名声在外，但是这个剧本仍然在过去的10年中一直被巴黎主要歌剧院的经理拒之门外。《查理的姑妈》，曾被所有剧院拒绝，最后终于在一位股票经纪人的赞助下登上舞台。在法国，该剧上演达200多场，在伦敦更是高达1000多场。如果没有上述解释，即剧院经理不可能代替群体思考，我们便无法理解这类既有能力又竭力避免此类错误的人，为何会判断失误。我无法在此谈论这个问题，不过对那些熟悉剧院事务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位敏锐的心理学家，像作家弗朗西斯科·萨尔塞，这个问题是值得他们颇费笔墨的。
[7]这一观点仍然新意十足，不然历史会变得玄妙而晦涩。我曾在前本书《民族发展的心理学规律》中花费4章篇幅对此进行阐述。因此读者会知道，尽管存在着一些让人误解的表象，然而构成文明的所有要素，如语言、宗教或是艺术，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地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
[8]泰纳曾引用前国会议员弗卡罗的报告，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保留礼拜日和上教堂的习俗随处可见，这说明多数法国人希望恢复旧习俗，而此时抗拒这种自然趋势是不适当的。大多数人需要宗教、公开的礼拜仪式和神父。就连我自己也曾和某些哲学家一样，误以为教育的普及也许可以消除宗教偏见，对大多数不幸的人来说，这种宗教偏见可以让他们感到安慰。因此必须允许群体有他们的神父、圣坛和公开的礼拜仪式。”
[9]甚至最先进的美国共和主义者都承认这一事实。美国杂志《论坛》最近对此观点做出明确的表示，他刊登在1894年12月的《评论之评论》中，在此我将这段话引述如下：“我们决不应忘记，尤其是那些最热心反对贵族统治的人们，如今的英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他们的个人权利受到极大尊重，个人自由得到最大发展。”
[10]在大革命时期，对划分法国各政党深刻的宗教、政治分歧，尤其是许多社会问题结论以及法德战争中再次表现出大革命时期的分裂主义倾向做一比较，我们发现，法国各种族之间还远远没有融合在一起。革命时期有力的中央集权和为了加快各古老省份融合而设立的部门，无疑是他们最有效的措施。如果让今天那些短视的分权制得到实现，那将迅速导致异常血腥的混乱。无视这一点，就等于无视全部法国历史。
[11]这并不是拉丁民族特有的现象，印度同样如此，自英国仅以教育当地居民而非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学校开办以来，一个受过教育的特殊阶层形成了，即“印度绅士”。因为不受雇佣，他们便成了英国统治的不和谐因素。这些“印度绅士”不论有无工作，教育对他们的首要影响就是降低了他们的道德标准。这一事实曾在本人《印度文明》一书中作了详细说明，而且所有来过这里的作家都注意到了这个事实。
[12]见泰纳：《现代政体》，第2卷，1894年。这些几乎是泰纳最后的文字，他们极好的体现出这位伟大哲学家漫长而丰富的人生阅历。遗憾的是，在我看来，那些未曾在国外生活过的大学教授是无法理解这些内容的。教育是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民思想的唯一手段。在法国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我们当前的教育制度是造成迅速衰败的重要原因，他非但没有使我们的年轻人得到提升，反而使他们变得低能而堕落。我们可以把泰纳的这些话与保罗·布尔热最近在其《海外》著作中对美国教育的观察做一次有益的比较。保罗也曾指出，我们的教育只能大量制造头脑狭隘、缺乏创造力和意志力的资产阶级或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两种同样有害的文明人，要么是缺乏行动力的陈词滥调，要么是疯狂的肆意破坏”，之后他又对制造退化产物的法国学校（公立学校），与美国为了使人更好生活的学校之间，进行了值得深思的比较。比较发现，真正的民主国家和那些自称民主却毫无民主思想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
[13]在本人《民族发展的心理学规律》一书中，详细谈论了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民主理想上存在的差异。相对独立的，布尔热在旅行之后，在他的近作《海外》一书中得出几乎与我一致的结论。[14]丹尼尔·勒叙厄尔。
[15]群体意见是通过不同事物间的随意联想而形成的，前面已经解释过他的形成机制。当时，法国国民卫队是由一群温和顺从的店主组成，他们纪律涣散，根本无法拿其认真对待。只要套以相似名称的军队，都会引起人们产生同样的想法并认为他们是无害的。群体这种错误观念同时也为他们的领袖所有，而且常常会出现这种以偏概全的现象。奥列弗先生在其近期的一本书中引用了梯也尔先生于1867年12月31日在内阁中的一次讲话，他是一位追随群体意见的政治家，从不超越他们。内容宣称普鲁士除了拥有一支与法国力量相当的正规军外，只拥有一支与法国相似的国民卫队，并断言未来的铁路系统同样毫无价值，因此不足为惧。
[16]我第一次观察到群体几乎不受逻辑影响的现象，要追溯到法国围困时期，那一天我看见一群愤怒的人把一位元帅V带到当时政府所在地卢弗，指控他竟然将防御工事出卖给普鲁士人。一位政府的著名演说者出来并大声斥责那些要求立即处死这名囚犯的群众。我以为这位演说者会指出这些指控的荒谬性，如这位被指控的元帅就是筑防者之一，而且这个防御计划已经到处有售。当时我还年轻，演说者的讲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让我瞠目结舌。演说者朝着囚犯大声呼喊：“正义会得到伸张的！无私的正义，让护国政府来决定你们的请求吧。这一过程，我们会将其监禁看管起来。”让步一经许诺，群体的愤怒立即被平息，继而散去，15分钟后这位元首便回到家中。如果演说者对这些愤怒的群体晓之以理，那么无疑，这位元帅肯定要被撕成碎片。而在当时年轻的我看来，只有推理论证才会令人信服。
[17]勒庞：《人及其社会》第2卷，第116页，188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