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公报》1885年的一篇文章称：汉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第一位皇帝汉高祖刘邦被视作中国历史上最光彩夺目的一位君主，他在儿子面前主动退位；而吕后“篡夺皇位，统治了八年”。刘邦在世的时候，吕后对那位更年轻貌美的戚夫人的嫉妒就将她天性中的心狠手辣激发到了极致，而她的报复心最终促使她斩去那位妃子的手脚，薰聋双耳，挖掉双目，又以哑药将她毒哑，这才抛入茅厕之中，并让她年幼的儿子亲自去看“人彘”。还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据说光彩照人，她的丈夫唐高宗生前不问宫中事务，专心修行。武则天历经数年精明算计和野心勃勃的阴谋，她获得了整整一代人都无法撼动的权力。那位伟大又邪恶的君主嬴政焚书坑儒，活埋侍臣，并大言不惭自称“始皇帝”，武则天可算得上女中始皇帝了。
关于女皇帝武则天狂放的传说数不胜数。每个人都读到过，她甚至自认为权力超过自然，令牡丹在她的命令下开放；尽管骨子里恶毒，但武则天却能够选贤任能，她在朝廷一些关键位置上安置了一些品行优秀的大臣；她通过与外国结盟加强统治；她转变自己的统治风格不下于十七次；她试图改变书写汉字的模式；她牢牢掌控政权二十余年。她最终落得了被罢黜的下场，但是她在金碧辉煌的宫中度过了余生，并在平静祥和中离开了人世。她和吕后留下的记忆都臭名远扬，并且中国将这两个女人作为例子，证明国家统治不应由女人插手。
虽然如今的慈禧太后不像武则天那么过分，她还是可能在后人眼中成为更可怖的形象；在她统治期间，北京的圣殿，甚至还有已故君王的墓地都遭到亵渎。无论她如何结束统治，她都将不可避免地被归类为吕后和武则天一样的恶魔。
1889年6月，李鸿章开始负责一项牵涉到总督各项职责特性的工作，也就是修缮一条重要道路。他撰写了提议书，称“从南口穿过居庸关一直到长城的路段是连接北京和蒙古以及中国北部地区的最重要大道之一。邻近的山区在前朝被视作抵御外侵的天然屏障，但是在当今当朝家族的开明影响下，城墙内与城墙外广袤的地域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因此，这条道路常常成为来访北京的蒙古王子和朝贡使团的必经之路，以及向中国北部和西北边疆地区运送信件和给养的主要路径。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从未对它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这条路全程延伸近十五公里，道路两旁是高峻的丘陵。在夏秋两季雨水过后路上泥泞不堪，冬天路面上则结漫了厚厚的冰，常常有人畜丧命。
这条路早已成为所有旅人的梦魇，因此改善道路状况迫在眉睫。最大的困难就是经费问题。直隶省年年财政显示赤字，没法指望拨出公款修路。四年前当地政府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会以的有几位监督生。这次会以之后政府部门派人在当地的老人和乡绅间做了一次广泛的咨询，结果民众清楚地表明他们赞成向带牲畜途经此路的过客征税，税款用来修缮道路。
清政府在当地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对来来往往的骆驼、骡子、牛、驴子等牲畜征收二到十钱的过路税，不过办理公事且不负重的马匹，背负柴火或农具的牲口会得到额外对待。道路的长度也被测量过了，共有6730丈，考虑到这项浩大工程需耗费大量石材和其他材料，当地负责此次道路修缮工作的官员很快就发现对载重牲口征得的税款并不能保证这条道路的全程贯通，因此逐段进行修缮被认为更加可行。道路修缮需要进行的工作堆积如山。坑要被填上，凸起要被移平，有些地方得绕上一大段重新修建新路。李鸿章设置了各种形式的奖励措施来表彰这次道路维修过程中有功的官员，是这些官员下力气把几年前几乎无立足之地的路段改造得畅行无阻。
大概就是在这时，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去世了。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叛军回湖南老家时发现自己的爱子正心无旁骛，专心研习一本英文词典，后来这个小伙子成了中国驻英国的公使。
他在欧洲看上去那么讨人喜欢，那么聪慧，那么友好，到了北京的衙门却很快就换上了一副与别的官员无异的邋遢样，而且明显地在躲避与外国人的交往，真叫人大失所望。而且，即便如此，他还被同乡人看作与外国人狼狈为奸，以至于他再也不敢回到家乡湖南。他似乎总是觉得自己不如自己的同乡——那些从没出过国，却多年和外国人打交道做生意的人。
然而，即便曾纪泽如此低调和谦虚的伪装自己，他和蔼可亲和天马行空的谈话还是令年轻的皇上着了迷；逐渐地曾纪泽成为每日进出皇宫的常客，在宫中，光绪很乐意听他讲那些国外的见闻。在曾纪泽和皇上之间，一边是尊重，一边是传统的敬畏。因为曾纪泽身处这么多分散注意力的工作压力之下，健康受到损害，作息完全被中国宫中荒唐的时辰搅乱，他最终被累垮去世了。
曾纪泽的去世不仅让中国失去了一位诚实能干的外交家，更让年轻的皇上失去了一位善于理解和判断的老师，而一位这样的咨询师对此时的皇帝尤为重要。但我们只能猜测，也许在那些每日和曾纪泽的会谈中，许多改革抱负就已经深深植入了这位年轻君王的心中；因为他的老师翁同龢出身自苏州附近一个非常古老的望族，多年来对皇上施加了很大影响，翁同龢向来极力排外，当时皇上十分担心他的反对甚至阻止铁路的引进。皇上这位风度翩翩被誉为“小曾国藩”的朋友去世后。每天都有成群的官员前来棺前吊唁，然而所有人最同情的却是他那位身材高挑、端庄优雅的遗孀——桃花小姐。
曾纪泽去世时他的哥哥讲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梦境，他看到自己的兄弟在天国一个尊贵之所，问他是否快乐，他兄弟回答说他有家人和亲眷在身边，已经十分快乐，别无他求了，梦醒的次日就意外传来曾侯去世的消息。曾纪泽的家人回想起这个梦并将它和这一噩耗联系到一起立刻得到了宽慰；中国报纸上称，别的家人亦从此得了很大安慰。但我在之后的年月中见到他们时，似乎并非如此。
曾纪泽的死亡刚好被用作推迟汉口铁路建设的托词。接着朝廷一道令下：
为答复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提议书，鉴于曾纪泽晚年的高贵品格，愿他的传记载入国史，当今圣上濡染已故公使在其海外职位上的优良举止，身为直隶衙门人员，他在处理与外国的国际关系时的方式无可挑剔，刚建立的海军部又得其可贵协助，今下令为已故公使撰写传记，存入国史馆记录，作为特别赞誉象征，对其予以封赏，以表圣上对忠臣念念不忘之情。
当时的报纸宣称：“大多数人期待理亲王在外交事务中取代曾侯之位；他年方三十二，相比之下更年轻，执行国家事务更精力充沛；以他父亲的身份和权力，他在国事中可以比任何普通官员甚至高官做得更好。据说理亲王的英语不错，这对日本皇室的外交官来说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因为英文是那里皇宫的通行语言。当局把理亲王指派至日本作为公使，实在是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他亲善的举止和在圣詹姆斯皇室作为公使馆秘书学得的外交手腕必将拉近两国关系。
“醇亲王去世的谣传尚未被证实，报道称他的病症发作越来越严重，近四个小时失去知觉。皇上在手中捧着佛像等父亲苏醒，希望他的祈祷能使父亲康复。”
皇上在城北部为父亲建造的一处气派住所接近完工了；但是城市永远在变动，醇亲王也去世了，他没有被官方称为“皇上的生父”，而是称为“太上皇”，他原来醇亲王的名字也被搁到一旁，而是作为“醇贤亲王”被历史铭记；慈禧太后说因为“在死后获得的所有荣誉中，更名才是最本质的……将颂扬名号定为‘贤’，以彰显其忠心耿耿，品德出众，愿这些美德千秋万代永远传递下去。让秦国公采乐，也就是醇亲王的二儿子，皇上的兄弟，立刻继承了太子位，以显示我们对一个亲近厚德之人的一片深意。”一切事务照常进行，只有皇上本人在为父亲戴孝。
接着朝廷的一道诏令提到了皇上三年一次的考核中那些认为值得特别注意的北京及各省高官的名字，李鸿章名列其中。
在陈述过这些重大人物的过世后，我们应当提一提清朝当时一些在世贵族的职位和生涯。前面常常提到的张之洞在1863年的殿试考核中排名第三，于1865年3月被委任为广东的司法专员，1868年5月又转任财务专员。他在1882年1月就任山西总督，1884年就任两广总督，1890年就任湖南、湖北总督。他是西方人可信赖的两位长江流域的总督之一。
再说说湖南人刘坤一，起初别人认为他不会再接受江苏、江西以及安徽总督的任职。一方面是因为他年事已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吸食鸦片成瘾：他每天抽掉两盎司鸦片的习惯。他说这个习惯是在军营中染上的，那时鸦片是他找到的唯一能够缓解疲劳的途径。还因为他妻妾成群，他自己解释说他年迈无子，他理应想尽一切办法去得到一个儿子，好让他在过世后祭拜自己。
在这些身份显赫的人当中，还有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他在1862年任广西道台，在1863年2月任广东的粮食专员，接着在广东任司法专员，随后于同年又任财务专员。在1865年3月，他被指派为湖南巡抚，又在1867年被调任为江苏巡抚，1868年转任浙江巡抚。在1870年9月，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在一月调至四川，在1876年10月又调至广西广东。他在1882年开始守孝，次年十月被任命为粮食运输总管。虽然已七十高龄，他仍旧精神矍铄，又一次被任命为两广总督，这使得广东人非常不满。还有江苏的新巡抚康以，他是个满族人，被称作勒索王。袁世凯、荣禄和余贤在那时已经无太大动静，庄亲王在欧洲人的言谈中也渐渐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