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14日，程将军叫来他的仆人，并命令他拿出由你们的皇帝赏赐给他的黄马褂，并帮他穿上。他向着你们皇帝的宫殿方向鞠躬。这位仆人被深深的感动了并哭了起来。他命令正在巡视营地的韩楚马上到我这里来，祈求我一定要认真履行关于消灭太平军的设想。他更进一步的说，他知道他不会在省会城市中再见到我了。他感觉死亡正在逼近他，由于他不得不离开未完成的工作。他感觉自己辜负了皇帝对他的期望。
在4月15日，夜里十二点钟的时候，程学启将军去世了。我十分悲痛，所有的军队将领都伤心的流下了眼泪。所有的人，不管是属于江苏还是浙江，不管是满清文官还是其他的普通人，都感慨他的死亡。我随后仔细查看了程学启之前的经历，发现他从安徽的一个地方来，并且在叛军作乱的时候成为了一名阶下囚。在这之后他得到太平军英王陈玉成的器重。程学启因为看到了叛军是如何压迫人民的，所以不久就逃离了太平天国，但是太平军又把他抓了回来。如此反复的不断被抓和逃跑出现了几次之后最终程学启成功地来到了一个清军营地，并且投降了。他很快被认为是一个高级的将领，一个远高于一般从太平军中逃走并来到我们的行列中的人。他因此被任命为营地的指挥官，并派往前去解放安庆的远征中，他的勇敢是显而易见的。
总督曾国藩向皇帝报告了这一事件，并为程学启做保证。与此同时，我在安庆听到了许多有关程学启的功绩、智慧、大胆以及灵活多变的故事。
不久当你们的皇帝命令我赶紧去上海，我祈求曾国藩允许我带着程学启的两个营。总督曾国藩看我是要去往危险的地方，急需要援助，于是他同意了我的请求。在你们皇帝登基第一年的第三个月，我和程学启一起前往上海。在第五个月，我们在虹桥之战中取得了胜利；在第八个月，我们追击敌人；在第十个月，我们势均力敌，成功地在宿江口获胜。在这三个战役中，我们打败了一万人的叛军，并且挫伤了这场运动的锐气。
事实上，是程学启策略性的战略促成了这一结果。从那时起，我们军队又重新树立了信心。程学启逐渐召集了一万人，并且认真地规范他们的纪律。从那时起，他只攻击一个城市，以确保它被征服。我们夺回了青浦、嘉定、太仓、镇阳、昆山、新阳、陈仓等地，都是州或者县（城市的级别划分）。在第二年的第七个月，我们开始了对苏州的攻击，苏州是这次叛乱的重要中心。城市很大，并且物资丰富，另一方面，敌军有四万人，程学启只带了一万人——包括了海军和陆军——在娄门外占据有利位置逐渐向里包围。他将他的部队分为两个营，并让他们攻打不同的方向。
有一次嘉兴的叛军过来援助苏州。程学启前往迎战平王，并追了过去。湖州的叛军努力去解苏州之围，也被赶了回去。在每个旧营地的十八或者二十里方圆之内，都有我们的伏兵埋伏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叛军十分确信他们真是天上的战士。当我报告苏州被夺取的时候，我告诉了你们的皇帝，程学启的表现就像是被超自然的力量所激励着。对于“每一个移动”他都了如指掌，他的指挥才能得到全体将士的认可。”
李鸿章的关于程学启将军的奏折值得深究，因为其中体现了中国风俗的深意，记录了那么多叹息和泪水，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李鸿章特别提到了程学启将军的“战略能力”，认为他是个“优秀的人”，他的才能“如被上天激发”，并进一步说明“在其推荐时不含一丝私心。”程学启的死十分令人惋惜，但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在这份奏折里，所有我们认为是戈登的工作都被说成是程学启的贡献，对戈登只字未提，就好像他不存在一样。这和中国人对待洋人只是把他们当作利用的工具的做法是很一致的。
中国人的教育是被局限在他们自己的经典中，并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个好的文学成就。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天朝上国，如果我们告诉了他们真实的地理知识，他们还是不相信有其他人生活在天朝之外。他们总认为我们是以哀求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乞求他们和我们进行通商贸易，并让我们拥有他们的一部分精美的东西，或者用武力强迫他们获得我们的鸦片，或者其他的东西来进行交换。
让傲慢的欧洲去相信这一切是很困难的。但是这就是事实，并且李鸿章在他生命中的这个时期并没有比中国普通民众了解到更多的东西。不管怎样，如果他早有对世界发展现实的正确认知，他绝对有这个胆量上报朝廷。他似乎看人一眼就清楚此人是好是歹，但对于自己手下的这些外国雇佣兵他却十分谨慎，一直约束他们的骄傲自大。他拒绝了俄罗斯的要求，他使得白齐文被解雇。
有些人认为他肯定是被戈登的公正无私所感染了，因为后者攻占了苏州之后拒绝接受清军送来的礼物。但是戈登仍然充满正义的在生关于那些王被谋杀的气，他拿起了每次都会带着去战斗的著名手杖，并用它追着清军的信使打。信使是带着一个国家的尊严和皇帝的礼物前来的，这怎么让李鸿章相信戈登是来自一个文明、优雅的国度。他也许欣赏戈登拒绝了一万两白银的行为，尽管他倾向于认为戈登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但是戈登冲动的行为一定让他确认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让这些外国雇佣军越早解散越好。
南京是现在唯一一个被太平军掌握的城市，所以李鸿章非常小心地去让外国人回家，以免他们和太平军勾结。“常胜军”，从华尔时期就这么叫，被解散了，并且我们从1864年6月16日的《京报》上读到：
自从去年春天戈登领导了“常胜军”之后，就在镇压福山、占领常熟，攻占太仓、昆山、吴江、苏州的时候帮助了清军。随后，他又在这一年攻占了宜兴和溧阳，并且迫使太平军撤退。他最终占领了常州府，并不断积累自己的战绩。此外，他以最满意和最和平的方式，完成了队伍的遣散。
戈登从未有过动摇，他因勇敢和有策略性的天赋而受到称赞，他证明了自己的强大。他也熟悉了中国和其他势力之间存在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特别提出我们对于戈登的赞赏。戈登因此被赐予了黄马褂和单眼花翎。他也穿上了官服，并列属于总督之中。这是为了显示我们对他的喜爱。
戈登没有受到进一步的封赏，这真不是李鸿章的错，因为他拒绝了钱，而且黄马褂已经是一个很高的荣誉了。其他的外国官员根据他们的级别，收到了500到1000磅的奖励。但是外国人并没有那么好打发。比如说阿思本舰队仍然还有待于摆脱李泰国（HoratiaNelsonLay1833～1898，英国人）——这个中国海关创始人的控制。
李鸿章听说李泰国要求他组建的舰队只能由英国人指挥，并且已经让阿思本船长来指挥舰队。李鸿章一到达上海，就劝说让这些英国人放弃原来的职位并加入到他的省级舰队，并开出了丰厚的待遇。“几乎所有的火夫都欣然加入他的炮艇”，所以“阿思本船长很乐意向北方前进，以使得他的人能够获得这触手可及的诱惑”。然而，他随后被告知，他将受李鸿章的领导而不是直接受皇帝的派遣。
英国公使布鲁斯先生写信给恭亲王，表达了对李鸿章和戈登的级别关系的强烈关注，并且布朗将军也持有同样的看法，现在阿思本船长也写了几封直言不讳的信件，说没有任何条约规定英国的官员要在李鸿章的手下干活。
“阿思本舰队不再听命于英国人”，密吉先生在《英国人在中国》这本书中写道，这本书原本意图是要写阿尔科克爵士的传记，但最后实际上用戏剧化的手法详细描述了同时代的远东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作者宣称这种大文学的写法更加有趣。他对李鸿章的了解很深，并且在他的作品中将李鸿章塑造成了一个具有温暖人格魅力的人。因此看到他在其书中加上这么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江苏发生的整个事件在李鸿章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他整个生涯中最有意思的一段经历，但是没有任何事件像阿思本舰队一样如此生动的给他的为官生涯打上烙印。”并且再一次强调，这是“李鸿章绝不妥协的态度”，“粉碎了舰队被洋人控制的计划”。
1864年，李鸿章终于享受到了胜利的喜悦。6月19日，太平天国运动随着南京的失守而宣告失败，表面上没有任何外国人的援助，李鸿得到了皇家的赏赐和头衔，我们把它翻译成伯爵，并得到了双眼花翎，他的上司——曾国藩，得到了曾侯爵的头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