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是黑夜中的明灯，信仰是永不止息的动力。无论是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还是在血雨腥风的战争时期；无论是对一个单位而言，还是对一个人来说，理想、理念、信仰、信念、目标、目的，即核心价值观，都是追求希望、夺取胜利、创造价值、获得成功的根本所在。
红军为什么能够在物质极其匮乏、生活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明知前面的路荆棘丛生、山重水复，甚至是刀山火海，却依然毫不畏惧、赴汤蹈火、前赴后继，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对此，我们不能不打开尘封大半个世纪的档案，从中去寻找答案。
“为了打土豪、分田地”
红军所处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大都经济落后、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并处于被敌人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中。红军每个月只有1.5万元当伙食费，米还是由当地筹办，经济来源全靠打土豪。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之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十分缺乏。“现在全军5000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毛泽东选集》，第64页）
红军中的薪饷几乎没有，只有吃饭，每天每人只发伙食费5分，油4钱，盐4钱，米1.4斤。5分钱1天的小菜钱，只买得1斤南瓜，洗衣、剃头、穿草鞋、抽烟的零用钱没有发的了……当时有一句口号：“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这足见当时红军生活的情形。
当时红军的供给标准是依据经济条件确定的，但标准又是活的。“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5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2角即一律2角，4角即一律4角。”（《毛泽东选集》，第64页）具体供应标准包括的内容，采取两种做法：一是除按标准供应粮食外，每人每天发5分钱的菜金；二是每人每天发包括粮食在内的1角5分钱的伙食费，其中1角是粮食钱。当部队离开革命根据地打游击时，多采用后一种做法。1929年9月，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说：“给养方面，每人每日伙食费大洋1角5分，在物价低贱或有土豪打，或有农会赠的时候常常有剩余，可以分得伙食尾子，若没有帮助的时候，则常感觉太清淡了。红军废除了薪饷制度，经济公开，多时每人每月可以发4元至5元零用费，作洗衣、剃头、买草鞋之用，若钱少则少发或竟至不发。士兵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闹饷的事，没有钱发他只怪这几日筹款不到，不会向军长要钱。”（《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2册，第158页）
红军条件如此艰苦，为什么还要当红军呢？聂荣臻元帅曾回忆道：问每一个红军战士，为什么要当红军，他们都会回答你：“为了打土豪，分田地”，“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他们坚信：“只要跟党走，就有前途，就会胜利。”他们甘愿吃苦，宁愿战死，也不愿掉队、离队。前进的道路被敌人截断了，就以钢铁般的意志进行突围；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抛石块，宁死不屈。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无数先烈战死沙场。一位红军老战士告诉人们：即使我们真的倒下去，我们的下一代也一定会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继续前进。
从红军领袖到红军战士，他们之所以不怕艰难困苦，从根本上说，都是他们的理想在起支撑作用。然而，他们理想从何而来呢？源于他们把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看作自己的使命，他们所能忍受的一切艰难困苦，都看作是实现自己这一理想的必要过程。这里，我们看一看毛泽东是怎样树立自己的理想的。
在毛泽东刚懂事的时候，他的父亲毛顺生给他设计的人生道路是做米店伙计，做生意赚钱。但当毛泽东上学读了一些书之后，对父亲对自己人生的设计便深感不满，尤其是当他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其他一些进步书刊以后，思想上产生了大的飞跃。他后来回忆道：
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一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强烈的责任感，激发了毛泽东求知的欲望，他觉得只有学到更多的知识，才能真正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他决定复学。
在众多亲友的帮助下，他如愿以偿。临行前，他将一首改写的诗，夹在父亲每日必看的账本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表达了他立志求学，志在四方的雄心大志。
这时毛泽东17岁。
刚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大开了眼界，这里有他最喜欢的《新民丛报》，他还从同学萧三那里借阅过《世界英雄豪杰传》，十分钦佩书中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历史功绩。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她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战争之后，才取得胜利，建立了美国，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
离开东山学堂前，他给自己取名为子任，意即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此时的子任，救国救民的理想还是笼统的、不具体的，但这种思想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不久，他的这一理想就得到了升华。
1912年秋，在长沙省立图书馆自学的毛泽东，常驻足于图书馆大厅墙上挂着的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前出神。这个山村青年，原以为湘潭县就很大，湖南省大得不得了，中国更是大得称为天下，谁知从地图上看来，中国只是一小块，湘潭县更是连影子也找不到。这么大的世界，这么多的人生活在其间，有多少事情值得去研究呀！
善于思考的毛泽东，深感责任重大，立志要为全中国和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他暗暗告诫自己：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
为了寻找这条道路，他曾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湖南新军，想为完成革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但随着南北统一的实现，他的这段“革命生涯”也宣告结束。
当看到学校贴出“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的招生广告后，也为之所动，交了1块钱的报名费。
他也曾报考商业学校，希望做一个“商业专家”，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青年毛泽东在人生的道路上苦苦探索……
最后他选定了教育。
这是毛泽东确定人生坐标的重要一步，应该说，这一选择，对于他日后的成功是正确的，因为他把读书看成是为救国救民储才蓄能。在师范学校学习的5年半时间里，他在文化科学知识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政治思想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个时期，“立志”是毛泽东谈论最多的话题，并逐步形成“立奇志”的世界观。
毛泽东认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之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旗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夫不可御也。”
所以，“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由此出发，毛泽东认为，人之所谓立志，应该是为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斗争。他特别反感当时某些人的所谓立志：
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这种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
那么，什么是真立志呢，真立志就是要求得真理。“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因此，空谈立志容易，而落实起来就难了。毛泽东主张要立足现实，首先要学好本领，要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不要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自己而生活的人。他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所谓“奇杰”，就是那些满怀救国抱负，而又潜心学习的“有志之士”。
“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然而，怎样实现“大同”，此时的毛泽东心里还没有明确的方法，所以，直到一师快毕业时，他仍为立身立志问题而苦恼，觉得自己“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
不过，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即是“奇杰”，也不能单凭个人的奋斗，去完成救国救民、实现“大同”的理想，他决定目前应“亲师而外”，以“取友为急，以便做共同、长期的努力”。
这是他在立志道路上的又一次飞跃。
于是，便有了1918年4月新民学会的成立。
满怀抱负的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即投身于社会改造的洪流之中，想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来达到社会大同的目的。
他首先作了“新村”的计议和实验，想以岳麓山为基地，“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最后“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简言之，就是一个一个“新”家庭的相加，就是他理想中的“新村”，即新社会。
显然，年轻的毛泽东想通过改良的办法，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使他误入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歧途。
这不足为怪，并且他很快从这条路上走了回来。
一时的迷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执迷不悟、迷途不返。
“新村”实验的失败，使毛泽东对改造社会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
1920年，军阀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以后，毛泽东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并提出了建立“湖南共和国”的主张，他本想以此举鼓励湖南全体人民起来当家做主，不再听任军阀、官僚的摆布。殊不知这种将湖南同全国分割开来，一个省关起门来办事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空想罢了。尽管毛泽东投入了满腔热情，但军阀政府的警察厅却一再向他兴师问罪。
毛泽东又一次痛切地感受到改造社会的失败。
失败是一副清醒剂，他从中受到启迪。
他反省道：“我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善良的人们不会责怪毛泽东，因为他此时也处于“正在寻找出路”的阶段。
应该为他的反省喝彩，因为他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经想出了对付反动军阀的法子，“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积蓄和发展力量，以图彻底解决。
失败使毛泽东缩短了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历程。至此，他彻底放弃了“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的主张。当蔡和森、萧子升两位好友在法国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发生分歧时，他旗帜鲜明地站到蔡和森一边，明确表示对走俄国人的道路“深切赞同”，而对萧子升的“温和革命”，用教育作工具的方法不予同意，认为那样不仅“理论上说不通，事实上也做不到”。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认识到，要图改造大业，“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方面对各种主义发生浓厚兴趣，另一方面，和新民学会的旅法勤工俭学会员，特别是蔡和森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中心的话题就是“主义”。
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蔡和森连续两次写长信给毛泽东，介绍了新民学会旅法会员7月在蒙达尼召开的会议情况，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信中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下方，中国也不例外。”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我意中国于两年内须成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毛泽东接信后，仔细研读了蔡和森信的内容，并先后给蔡和森回了两封信。12月1日的回信明确表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接着表明了自己对改造方法的态度——走俄国人的道路，组织共产党，经过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
总的结论是：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开宗明义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充足的理由。”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端，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正在进行组织。”
事实上，此时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也正在长沙从事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且已取得了成效。
在这之前，1920年11月，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我们要从事于根本改造中国之计划与组织工作，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毫无疑问，毛泽东在1919年12月来北京后，正赶上北京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他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读了一些关于介绍苏俄情况和马列主义的书刊，获得了较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清理思想的念头，并打算对种种主义、学说进行分析比较，形成明确的概念，以决定取舍。同时，他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在与他们讨论问题时，得到许多深刻的启发。
第二年7月，他从北京经上海回长沙后，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以这年年底他给蔡和森的回信为标志，毛泽东完成了自己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也可以说，他已立志以马列主义来改造中国与世界了，找到一条把理想变成现实的正确道路。
从此，他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到人生的尽头。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公正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如果从阅读《盛世危言》算起，到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其间正好十年。
十年磨一剑，倚天宝剑。
从空想到科学，从朦朦胧胧，到大彻大悟，有探索的迷惘，有失败的苦涩，更有收获的喜悦。
毛泽东总算找到了真理，找到了唯物史观这个宇宙大本大源的真理。
正因为毛泽东找到了真理，确立了自己远大的理想，才百折不挠，以超人的智慧和勇气，力克千难万险，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由于红军力量十分弱小，并时时处于强大敌人的包围和“围剿”之中，因而处境十分危险。对此，有的红军战士甚至高级将领一度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应当说，在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这也是客观的。然而，由于毛泽东等红军统帅和广大红军指战员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从星星之火中看到了燎原之势，从黑暗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们不仅没有被一时的困难所吓倒，而且勇敢地同困难作斗争，越斗越勇。
1928年3月，当工农革命军按照中央“左倾”领导的决定向湖南远征并遭到“三月失败”后，在部队和群众中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种疑虑，逐渐蔓延到红军部队和地方群众。有一次，毛泽东在茅坪坝上李筱甫家门前看书，有个叫刘亮玉的大陇乡的土郎中，特意找到毛泽东，彬彬有礼地问道：“毛委员，听人传说，井冈山上的红旗打不长久了，是这样吗？”
于是，1928年5月，在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总结半年来的工作时，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阐述了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够存在和长期发展的客观依据。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记叙道：“当着1927年冬天至1928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边界党的“一大”以后，根据地进入大发展的全盛时期。可是，到7月下旬，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等又将红军大队强行拉往湘南，脱离根据地大本营，红军和边界遭受更为惨重的“八月失败”，红29团几乎全团覆灭，边界红色政权尽失，“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
这时，边界阴霾四起，红军和群众中又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而且大有蔓延之势。对此，毛泽东不得不进行理论上的思考，予以科学的答复。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边界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郑重地说道：“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产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和解释的缘故。”接着，毛泽东从社会政治背景、革命影响、全国形势、红军的存在和党的组织领导等五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从理论上科学地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指出：“我们只需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9、50页）
毛泽东还明确指出：“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1页）毛泽东这些精辟的分析，不仅拨开了笼罩在根据地红军和群众中的迷雾，而且指出了中国红色根据地必将成为“取得全国政权”重要力量的发展前景，从而极大地坚定了井冈山军民革命到底的信念。
然而，有人依然不相信这一道理，在理想信念方面发生动摇，犹豫彷徨，临阵脱逃，甚至背叛革命。如余洒度、苏先俊、陈皓、袁崇全等。
红四军军长朱德反其道而行之，是一个屡挫屡奋、百折不挠、恪守理想信念、坚持革命到底的杰出典范。
朱德是行伍出身，早年出任云南靖国军混成旅旅长。俄国十月革命后，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随后弃官去德国留学，1922年在柏林由周恩来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受党的派遣到四川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1927年按照中共组织的指示，来到朱培德部下，任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总参议、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为党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德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广东时，朱德任第9军副军长，奉命率部为主力部队“打前站”，一路上筹备粮秣，安排宿营，被起义军将士誉为“老将黄忠”。未料，起义军主力叶贺部队兵败潮汕。1927年10月初，朱德部与敌钱大钧三个师激战数昼夜后，撤离三河坝，南下接应潮汕方面的部队。当抵达饶平附近时，闻知主力部队严重受挫。这时，部队士气低落，四面受敌，天气炎热，疾病流行，处境极为险恶。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朱德率部沿闽粤赣边境隐蔽前进，千里转战，寻找立足点，转入赣南山区。
当部队历尽艰辛进抵赣南安远天心圩时，已是10月下旬。这时，部队因一无供给，二无援兵，离队脱逃的越来越多，连师长、团长也有不告而别的。部队从1500多人减员为七八百人，师、团政工干部只剩第73指导员陈毅一人。在艰苦劳顿的绝境中，朱德下决心对这支部队进行整顿。一个傍晚，朱德在天心圩的大山里，召开了军人大会。他首先宣布：今后这支部队就由我和陈毅同志来领导。然后，他大义凛然地对大家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也可以回家，不勉强。”随即，朱德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气概和远见卓识，发表了一席极为重要而深刻的讲话。
他说：“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次就等于俄国的1905年，这是中国的1905年。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过去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要‘伸伸展展’来搞一下。”又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等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了，但是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成功。”朱德这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形势，预示了革命的前景，鲜明地回答了大家心头郁结着的问题，深深地打动了起义军的将士们。
接着，陈毅挺身而出，诚恳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容易，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关于八一南昌起义》，见《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页）
天心圩军人大会后，军心开始稳定，士气开始恢复。起义部队经过思想整顿，坚定了奋斗的信念，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这次整顿，史称“天心圩整顿”。
朱德在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响亮地提出“这是中国的1905年”。朱德的这一判断，本质上来源于他对中国军阀割据和黑暗政治的不满，来源于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来源于他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规律的认识，来源于他对中国革命战争发展趋势的预测。不难看出，朱德在挫折和困境中，具有多么坚定的信念！
当然，人们的认识并不是一致的。1928年冬至1929年初，当“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0页）
这实质上是一种右倾悲观思潮在党和红军内部的反映。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在此。如毛泽东所言：“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0页）
中央“二月来信”曾经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并提出“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等。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可见，“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悲观论调，党内有，党外也有；地方上有，中央也有。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的缘故。在中央“二月来信”的影响和红军长期的艰苦环境里，党和红军内部右倾悲观思潮的突出代表人物是林彪。
1929年末，正当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开展分兵发动群众、创造新的武装割据局面时，闽粤赣三省敌人“会剿”风声日紧，且开始进逼闽西永定、上杭、龙岩等地。就在这时，红4军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新年贺信》。信中，林彪主张采取“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因此只需“走州过府”就可以了，不必去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对于前委和毛泽东建立赣南闽西20余县根据地和“一年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感到疑虑重重，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云云。林彪的来信，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
林彪系黄埔军校科班出身，曾在叶挺独立团担任连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后随朱德部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时，担任过红四军28团1营营长、红28团团长。1929年任红1军第1纵队司令员。此人颇有军事谋略，很能打仗，但从上井冈山以来在思想倾向上动摇不定，老是别别扭扭的，有时爱发点牢骚，是热衷于议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人物。
毛泽东知道，林彪此信并非他一人所想，而是代表了一种思潮。因此，感到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他决定回复一封信，帮助林彪转变思想，借以教育全军将士。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闽西古田赖坊写就了《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党内通讯（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答复林彪，并印发全军。
毛泽东写道：“林彪同志：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答复。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东西来。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个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红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选集》[东北版]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1948年版）
毛泽东还针对林彪等人的悲观情绪和不坚定信念，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预见。毛泽东说：“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99、102页）
信的最后，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情和诗人气质，描绘了中国革命“星火燎原”的情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6页）
毛泽东、朱德等红军统帅正是以这必胜的信念，才领导工农红军不惧任何艰难困苦，同强大敌人作斗争，直至取得革命的胜利。
就毛泽东本人来说，他在井冈山时期，曾4次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和军内的职务，但他忍辱负重，对自己的革命目标坚定不移。
1927年，毛泽东率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开辟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1928年3月，正当毛泽东在井冈山节节胜利之际，中共湖南特委派来了一位“钦差大臣”周鲁。他批评毛泽东“行动太右”，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等于撤了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之职。特别使人震惊的是，周鲁还宣布，他看了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开除毛泽东党籍。于是，毛泽东成了“民主人士”，被安排到部队当师长。毛泽东没办法，服从组织决定，当了一个月的师长。这时，中共湖南省委制定“总暴动”计划，命毛泽东率部从江西进入湘南，支援那里的暴动。毛泽东虽不赞成这样蛮干，但还是服从命令于4月上旬率部来到湘南。毛泽东在湘南意外地发现：周鲁因不能随身携带文件，只是凭记忆传达。实际上周鲁误传了中央文件。
这个文件是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这次会议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高峰的一次会议。会议狠狠地批评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转向井冈山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因此，会议决定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未说开除毛泽东党籍。
可是，仅过了一年，毛泽东又遭到第二次打击。1929年4月3日，从上海经秘密交通线送来的一封长信，使毛泽东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是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来信，史称“二月来信”。“二月来信”要求“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二月来信”还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赴上海，以减少目标，并利于将他们的斗争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革命。（有关“二月来信”的内容，引自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于4月5日代表前委致函中共中央，据理申辩：“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1927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中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毛泽东强调，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是成功的经验。同时，毛泽东还在信中提出：如果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建议派刘伯承和恽代英来接替。随后毛泽东、朱德率红4军进入闽西，打了几个胜仗。
然而，“二月来信”在红4军中传达后，便有些人利用“二月来信”要求朱、毛离开红四军，希望毛泽东交出军权。1929年6月下旬，4军前委在龙岩城召开了红4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由于对建军等问题有分歧，致使这次会议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了争议。特别是有人指责毛泽东搞“家长制”，要求更换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人选。对于会上出现的种种错误思想，毛泽东一条条给予批驳，并认真劝导大家要扎下根来搞好部队和根据地建设。但是，毛泽东的观点，许多人听不进去，从而导致毛泽东在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落选。陈毅当选为前委新的书记。毛泽东被调离部队，到中共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对于毛泽东来说，被迫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四军，比上一回被“开除党籍”更为严峻——因为他被“开除党籍”后，毕竟还担任师长。而且，祸不单行，毛泽东在此又患了恶性疟疾，一病数月，甚至一度病危。
落选和患病的双重打击，把毛泽东抛到了政治生涯的低谷。这消息辗转传到莫斯科，居然误传为毛泽东病死。1930年3月20日，共产国际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误登讣告，说毛泽东在福建死于肺病，指出“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
幸好毛泽东非常开朗和大度，能够承受这双重的压力。他在病中仍然关心红四军。当他得知中央要求红4军乘军阀混战之际开赴广东、广西建立根据地时，对红4军的前途十分担忧。他不顾病痛，让人用担架抬到龙岩城，找到朱德，要朱德正确分析两广形势，不能盲从中央的指示。因为广东是敌军势力强大的地区。朱德同志觉得毛泽东的意见不无道理，但进军广东，是中央的指示，又不能违背，便以“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回绝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无法，只好痛苦地离开龙岩，回上杭继续养病。
红4军出师广东才一星期，便在广东梅县打了个大败仗，一下子损兵1000多，成为红4军离开井冈山后蒙受的最大损失。这时的红4军，由于推翻了毛泽东所主张的前委的集中领导，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什么事都得“大家谈，大家议”。为了打不打梅县，竟然“讨论了数日”。最后，终于“官兵一致”决定攻打梅县，结果遭到惨败——红4军全军损兵近三分之一。朱德和后由上海赶回的陈毅商议，决定撤回闽西。部队撤回闽西后，立即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由陈毅传达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九月来信”是由李立三、周恩来及到上海汇报工作的陈毅起草的，明确支持了毛泽东的一些主张。“九月来信”还授权陈毅口头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嘱咐：“要请毛泽东复职，仍任前委书记，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朱德当即表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于是，毛泽东又重新出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
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未出席）重新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中央派项英到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上台，随即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人称“三人团”）到苏区指导工作。“三人团”一到苏区便指责项英犯了错误，撤销了项英的职务，改由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革军委主席。随后，毛泽东成功地领导红军战胜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使他的声望大增。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全苏“一大”）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大会选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随后毛泽东又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这时，毛泽东的职务是越来越高，但他的心情并不舒畅。在全苏“一大”前夕，“三人团”按照王明的指令，主持赣南会议，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毛泽东主张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不同意“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于是，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同时，“三人团”还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宣布取消红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名义及其组织，成立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当选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当选为副主席。
赣南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又病倒了。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到瑞金东面的东华山休养。毛泽东此时虽心中不快，但并未消沉，他人在山上，心在山下。他不断地看书、看报纸、看文件，记挂着山下那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每当山下来人，毛泽东总是详细问起打赣州的战况。原来，在毛泽东上山之前，即1932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并命令红军攻占南昌、杭州、吉安，然后“威胁武汉”。当时刚刚进入苏区的周恩来（取代项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坚决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觉得毛泽东言之有理，遂复电中央，告知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中央当即复电，仍要求在抚州、吉安、赣州三城之中，择一而攻。周恩来再度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的答复很干脆：“不行！打准输。”周恩来毕竟是苏区最高首长，他必须执行中央的命令，由于毛泽东处于少数，他的意见在中央局会议上被否定了。
红军攻打赣州一月有余，久攻不克，损兵折将，不得不于1932年3月7日撤围。此时，周恩来派出项英，风风火火赶往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共商大计。毛泽东一见项英请他下山，便猜出是为打赣州的事。他听项英介绍完赣州前线的情况之后，便把自己受打击的事忘到脑后，爽快地说：“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毛泽东收拾好文件，当天便要冒雨下山。贺子珍劝他晚走一天，他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怎能坐视不管？”
毛泽东经过几天的跋涉，赶到红军集结地江口。在江口，毛泽东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虽然认可了毛泽东不再攻打赣州的提议，却否定了毛泽东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正确主张。“江口会议”之后，红军被编为三个军团，毛泽东被分配到林彪指挥的1军团“随军行动”。由于1军团都是毛泽东的老部下，他实际上成了总指挥。他随红1军团出发后，便说服林彪、聂荣臻，改北进为东征，并经周恩来、朱德同意，向闽西、闽南进军。当时闽西只有福建军阀张贞的部队。这是一支杂牌军，被人称为“战无不败的‘豆腐军’”。毛泽东选择张贞的“豆腐军”为攻击目标，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智慧——拣弱的打。果然，毛泽东率红1军团在闽西接连获大胜，从而又一次表明他的战略眼光确实高人一筹。
正在毛泽东东征节节胜利的时候，上海中共临时中央5月20日电告苏区中央局，“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来电还指示苏区中央局在党和红军中“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6月17日，周恩来在汀州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作出贯彻临时中央指示，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会议决定恢复红1方面军建制。朱德仍任总司令，但不设总政委，后经周恩来再三坚持和力争，苏区中央局才于8月初同意任命毛泽东任红1方面军总政委。这样，毛泽东才恢复了他在赣南会议前的军内要职。
两个月后，在苏区中央局的主持下召开宁都会议，会上争论激烈，老账新账一起算，毛泽东首当其冲。会上，多数人置赣州惨败的事实于不顾，仍坚持认为攻打赣州在战略上没错。毛泽东是条硬汉子，他不会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他的据理力争被看作是和中央“对着干”。会议还批评他不主张继续出击的观点是对革命胜利信心不足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难于接受，又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他的这种所谓的“一意孤行”，被认为是目无领导，狂妄自大，没有组织观点。这次会议在周恩来的坚持下虽然没有撤掉毛泽东的军职，却批准毛泽东回后方养病，“必要时到前方”。
1932年10月12日，中革军委通令：“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256页）就这样，毛泽东又一次被痛苦地剥夺了军权。当周恩来（后来因维护毛泽东而受到苏区中央局的批评）看望和安慰毛泽东时，毛泽东丝毫不计较周恩来及其他同志在会上对他的批评，明确地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从而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26岁的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因为他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博古到苏区后，认为任弼时对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批得还不狠，贯彻极“左”路线也不力，因而将其贬到湘江赣区做省委书记。接着，博古、张闻天又借批判执行毛泽东路线的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想进一步消除毛泽东的影响。解放后，李维汉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紧接着，博古又免去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张闻天出任。这样，毛泽东就被架空了，成了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仅保留中央政府主席职务）。
在战争年代里，失去了军权，就等于失去了对革命的领导权。丧失了军权，任何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将无法付诸实施。因此，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是复杂和沉重的。但毛泽东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有着坚毅的性格。在挫折面前，他迅速自我调节消沉的情绪。在养病的同时，他回顾上山后革命的经验教训，更加努力地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进行理论的探讨。这使他对自己开创的革命道路从理论上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他坚持这一正确道路的信念。在逆境中，他坚信广大党员和群众是会觉悟的。他坚持真理，他宣传真理，以革命大局为重，不搞无原则的纠纷，不搞非组织活动，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不断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利用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以全部的心血和精力投入组织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他服从博古为首的中央的安排，出色地组织了“查田运动”，写了“长岗乡的调查报告”。他组织和发展地方武装和扩大红军，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方作战。第五次反“围剿”那样大规模的战役能够坚持一年之久，与毛泽东出色的后方群众支前工作和动员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起初仍觉得毛泽东碍事（因为毛泽东激烈地反对“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建议他去上海休养。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则提议毛泽东去莫斯科休养。毛泽东当然明白博古和李德的用意，便说：“我不去，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我身体还可以，就到粤赣省去休养吧！”博古支开了毛泽东，就与李德一起去广昌前线。广昌战役历时17天，由于李德采取“拒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战术，导致红军伤亡5500多人，而国民党军借助碉堡、飞机和大炮，只伤亡2400多人，不及红军的一半；红军付出沉重的代价，仍以广昌失守告终。毛泽东听到广昌大败的消息后，大为震怒，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指挥大权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
失败不仅能使人摸索出成功的经验，也能使人从教训中清醒自己的头脑。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一大批曾经执行过王明路线的苏区党政军干部，正是从先前的赣州惨败、广昌惨败及后来长征中的湘江惨败中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毛泽东指挥的正确。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就已同“左”倾路线决裂，转而支持毛泽东，反对撤销毛泽东总政委职务；张闻天在广昌惨败后，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政策；周恩来则在红军有史以来最惨重的败仗——损失3万余人的湘江之战后，同博古和李德彻底决裂了。事物往往就是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失败倒为毛泽东最终说服大多数干部创造了条件。
1934年12月，中央在湖南通道县举行“飞行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要求改变红军首进的路线，放弃与红2、6军团会师的原计划，转而进军贵州（因为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是不经打的豆腐兵）。而且毛泽东还预见到蒋介石有可能在红军去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路上布下口袋，以全歼红军。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终于得到了多数的支持，特别是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终于战胜了李德，他的建议被通过了，而李德的建议（即坚持与红2、6军团会师）遭到否定。过了几天，中央又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干会议”。毛泽东和王稼祥等同志在会议上主张：放弃北进湘西的原计划，西进贵州攻取遵义，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他们的意见当即得到政治局多数的支持，并通过了一项书面决议。
毛泽东在逆境时坚持真理，耐心等待，一有机会就顽强抗争，终于使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上将认识统一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路线上来，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毛泽东本人也终于从无数打击和冤屈中挺了过来，经受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峻考验。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到冤屈时说：“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引自《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毛泽东这种对待冤屈的正确态度，以及他那顽强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信念，从此可见一斑。
当红军面临险境绝路时
红军在各个苏区时，数次受到敌人的“清剿”、“围剿”，有的红军部队也曾数次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然而红军将士靠着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党能够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打败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己的强敌，战胜了人间罕见的艰险，避免了任何旧军队在同样处境下根本无法避免的溃灭结局，取得了伟大胜利。
现只举红5军在井冈山突围战斗之片断，以作说明：1929年1月，红4军主力下井冈山后，国民党军何健即令进至遂川的第一路李文彬的第21旅、进至资兴的第五路刘建绪部，会同赣州的刘士毅第15旅，向赣南追击红4军主力。同时，命令进至永新一线的第二路张兴仁第35旅、周浑元第34旅，进至莲花的第三路王捷俊部1个团，进至酃县、茶陵一线的第四路吴尚部1个旅，向井冈山逼近，紧缩包围圈。
面对着十余倍于我的强敌进攻，守山部队总指挥、红5军军长彭德怀及边界特委，一面积极做好坚守井冈山的各项准备工作，一面认真研究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及应急措施。
1月26日，何健率总部从萍乡移至莲花，亲自督战，27日，湘、赣两省各路“会剿”军队共十余团的兵力，采取“四面围攻”的战术，以湖南方面为主攻，凭借优势兵力，向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三大哨口发起了猛攻。
黑云压城，大雪纷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敌人的主攻方向是黄洋界、八面山和桐木岭哨口的白银湖。
进攻黄洋界、八面山哨口的敌军是湘敌吴尚第8军的两个旅，每处用3个团。这次，敌人吸取了以往的教训，深知靠单兵力和轻武器是很难战胜红军、占领险要哨口的，因而搬来了许多重武器，在山下架起山炮，猛轰哨口工事。密集的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山头上、丛林中，卷起沙石，弥天盖地。
在敌人大军压境轮番进攻的严重情况下，红5军指战员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英勇抗击，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由于敌人的重炮轰击，工事被打塌了，红军战士只得冒着严寒通宵达旦地加以修复。时值寒冬，气温在零下几度，战士们干脆在修好的工事上浇上水，使工事冻成一道道坚厚的冰墙。
在三天三夜的鏖战中，红5军指战员和参战的地方赤卫队员，在风雪交加的日日夜夜，得不到片刻休息，饿了吃点炒米、炒黄豆，渴了吃把雪，夜间便睡在稻草中。
在八面山哨口，彭包才率领的第10大队和教导队一部，仅100多人。他们英勇抗击了敌吴尚部3个团的敌人。力量悬殊之大，武器装备悬殊之大，为空前少见。敌人仗着山炮、机枪的掩护，几次冲进我方阵地。守山指战员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最后，子弹打光了，工事全部被炸塌了，100多名红军指战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在桐木岭哨口，贺国中率领第8大队和宁冈赤卫大队驻守在白银湖阵地，黄云桥率第9大队扼守在犁坪阵地，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李聚奎回忆说：“敌人进攻白银湖的战斗是异常紧张的。我们在梨坪的山上，就听到白银湖那边的机枪‘扑噜扑噜’地响，像煮稀饭一样，一直不停。敌人白天猛打，晚上偷袭。贺国中同志亲自带着8大队坚守。那几天雨雪交加，工事里泥泞有半尺来深，坐不能坐，睡不能睡，就在这样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整整坚持了4天4夜。”（李聚奎：《红五军在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回忆资料）最后，白银湖阵地被敌人突破。敌人占领桐木岭后，直逼茨坪。
敌人从黄洋界的金狮面，插入了小井村。当时，小井红军医院的轻伤员和工作人员都往山上突围了，只有100余名重伤员没有办法突围出去。敌人进村后抓获了这些重伤员，进行严刑拷打和审讯，妄图得到红军情报。英勇的红军伤病员没有被敌人的凶残所吓倒。他们面对着敌人的屠刀，忍受着饥饿、疼痛，咬紧牙关，拒绝回答敌人的提问。
敌人毫无办法，将100余名重伤病员押到小溪边的一块稻田里，在对面的小桥上架起机枪以死来威胁他们。在敌人的枪口面前，红军伤病员们泰然自若，视死如归，表现出崇高的革命节操。他们一个个怒目而视，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红军伤病员的英雄气概，使敌人气急败坏。敌人立即下令开枪。在机枪的扫射下，100余名红军伤病员倒在血泊之中，鲜血把小井溪水都染红了。
对这场灾难，当年的红军医院工作人员、目击者董青云回忆道：“1929年1月，毛委员率领部队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敌人来袭击井冈山的小井时，红军医院有200多伤病员，十几个工作人员。其中有医生资影、徐鸽、谢秋月、伍海泉、伍久奎，还有护理人员，名字我都记不清楚了。200多伤病员中，我记得有：李新华（湖南耒阳人，红军副班长）、徐新（湖南耒阳人，红军战士）、李玉发（湖南耒阳人，红军战士）、邓颖发（湖南耒阳人，红军战士）、汤民新（湖南安仁人，红军战士）、朱娥龙（江西永新人，红军战士）、吴鸿录（江西宁冈人，红军排长）、彭振辉（湖南湘西人，国民党班长）、吴凤图（北方人，国民党班长）、王梅朵（湖北人，国民党班长）、徐子龙（湖北人，国民党班长）。其他人的名字记不清了……敌人袭击红军医院时，轻伤员和工作人员都往山上突围了，只有100多重伤病员没有办法突围。当天，国民党军队就把他们全部拖在一块田里用机枪扫死。我躲在对面山上树丛里看得很清楚，先是一个个拳打脚踢，打躺在田里，然后开枪。我流下了眼泪。”（董青云：《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回忆资料）
红军将士在敌人的屠刀下视死如归，他们总是把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看作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
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仅走了不到三个月，兵力就损失了大半，党和红军面临险境绝路。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的红军战士并没有因为革命受到巨大挫折而失去对党的信任和丧失对革命的信心，而是始终抱定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和随时为党的事业献身的决心，因此，虽然身处险境绝路，却始终保持了理想不移、信念不灭的耿耿忠心不变。在突破蒋介石利用自然天险构筑起的四道封锁线时，由于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红军将士作出了重大牺牲，付出了惨重代价，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而在他们保护下的中央机构却基本上没受到什么损失。面对数量如此之多、装备如此精良的强大敌人，8万多红军即使全是机动作战人员，要突出重围已属不易。然而他们硬是将一个拥有1.5万之众的、搬家式的中央纵队背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仅这一点就足以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迹。
红军的这种气概和力量从何而来？亲身经历并深知这段历史的杨成武回忆说：“我们的指战员英勇善战，为了保卫党中央肯于牺牲一切。许多红军战士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前途英勇无畏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想到的都不是自己，而是所信仰的革命事业。”
这里我们不妨摘录几段红军指挥员对湘江战役的回忆和有关红34师全部壮烈牺牲的情景。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一役。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经此役后还剩下3万人。杨成武在《血战湘江》中写道：
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不能完全压倒数量上绝对优势的敌人（事后知道，我们对付的敌人，是何健的16个团）。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地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
随着太阳升起，我们迎来了又一个激战的黎明。
拂晓，我们正在战壕里吃饭，突然，传来了敌人的炮声。原来，敌人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攻下了我们的阵地，第二天，准备以更优势的兵力再次发起进攻。显然，他们改变了战术，不仅从正面加强了兵力、火力，轮番猛攻，并以大部队迂回我们整个阵地的侧翼，特别是用重兵向5个团阵地施加压力。
敌人的后续部队源源开来，他们企图加强实力，攻占觉山，封锁湘江。伤亡在增多，一个个伤员从我们的面前抬过去。
经过激烈的战斗，传来消息，5团右翼阵地被敌占领，接着，右翼阵地的敌人，便集中主要兵力往我们4团压来，向我们背后迂回。敌人从三面进攻过来，黑压压的一片，我们团的阵地处在万分危急之中。这时，陈光师长从阵地上传来命令，要4团转移阵地，以运动防御的手段，迟滞敌人的前进，好争取更多的时间……
耿飚在此《湘江血战》中这样写道：我们刚刚布置好阵地，敌人便开始攻击了。清脆的防空枪声打破了冬晨清冷的寂静。十多架敌机每三架一组，黑压压地低空向我军阵地飞来，穿梭似的发起扫射轰炸，重磅炸弹的气浪，震得我们耳鼓轰响。站都站不稳。翻卷的烟尘使人窒息。树木上弹痕累累，残枝断叶乱飞乱舞，树干被炸中后，立即纷纷扬扬落下一地劈柴。飞机倾泻完炸弹，对面山上敌人的大炮又开始轰击，一排一排的炮弹把觉山阵地重新又覆盖了一遍。炸断的树木枝叶一层层地落在我们的掩体上，把人都埋住了。
……敌人靠近了，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蚂蚁搬家似的，向山坡上爬来，还砰砰叭叭地盲目射击着，他们看看我们没有反应，便认为全被飞机大炮打死了，督战指挥官先直起腰来，接着，士兵也停止了射击，肆无忌惮地向山上攀登……
情况越来越紧张，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李天佑师长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是全部战士伤亡之后才被敌人占领的。
伤亡增多了，一列列的伤员从师指挥所旁边抬到后面去。
红14团报告：团政治委员负了伤。红15团参谋长何德全来电话：团长、政治委员负伤，三个营长两个牺牲，全团伤亡约500余人。
团、营指挥员有这样多的伤亡，部队的伤亡是可以想见的。而在当时各团人数并不充实的情况下，一个团伤亡五六百人，可以说已快达到难于承受的最后极限。但是，尽管如此，部队还是顽强地坚守着。
这时，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后面的情况：
“‘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红星’纵队先头已开始渡江。”
……
在12月1日的战斗中，担任全军殿后的红5军团34师浴血奋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领率机构和中央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的任务。但终因敌众我寡，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师大部壮烈牺牲。写下了湘江战役中最为壮烈的一幕。
红34师是在毛泽东、朱德同志亲自关怀和谭震林、罗瑞卿、萧劲光等同志具体帮助下，由闽西人民子弟兵逐步改编、组建起来的，它正式成立于1933年春。师团干部大多数是原红4军调来的骨干和红军学校毕业的，作战经验丰富，指挥能力较强。整个部队士气旺盛，战斗力较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隶属关系几次变更，但始终服从命令听指挥，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中，屡建战功。确定由该师担负掩护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主力抢渡湘江后卫作战任务后，红5军团董振堂团长、刘伯承参谋长亲自向该师陈树湘师长、程翠林政委及其他师团领导进行了交代。红34师的师团领导一致表示：“坚决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为全军团争光！”
从11月30日开始，红34师阻击阵地上，战斗就空前剧烈。阻击的敌人是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三路军4个师。该敌自恃兵力雄厚，美械装备，来势汹汹，妄图一举消灭我军，气焰嚣张至极。在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的配合下，轮番向我进攻，红34师广大指战员依靠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的革命精神，杀伤了大量敌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30日晚，受到重创的敌人经过调整部署后，发动了更疯狂的进攻。整个阵地上空，信号弹、照明弹，各种炮弹的火花交织在一起。红100团守卫在前沿阵地的2营营长侯德奎响亮地提出：“誓与阵地共存亡，坚决打退敌人进攻，保证中央机构和兄弟部队抢渡湘江。”在他的指挥下，全营干部战士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弹药打光了，红军指战员就用刺刀、枪托与冲上来的敌人拼杀，直杀得敌人尸横遍野。该营有位福建籍的连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肠子被敌人炮弹炸断了，仍然带领全连继续战斗。阵地上炮火连天，前沿工事被摧毁，山上的松树烧得只剩下枝干。部队伤亡越来越大，但同志们仍英勇坚守着阵地，继续顽强地战斗着。与此同时，红101、红102团阵地上，也是烟尘滚滚，杀声震天。他们都打得很英勇，许多同志负伤不下火线，终于顶住了数倍于我之敌的疯狂进攻。在激烈的血战中，全师指战员前仆后继，付出了重大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林和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由于红34师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迟滞了周浑元部的进攻，掩护中央、军委和兄弟部队于12月1日渡过了湘江。
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抢渡湘江之后，红34师和红6师一个团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之东，西去的道路被敌人切断，部队处在湘军、桂军、中央军3路敌人的包围之中，形势极为严峻，指战员心情万分焦急。在继续抢渡湘江已无希望的情况下，陈树湘师长当机立断，率领部队东返，准备沿原道转至湘南打游击。当进至青龙山附近，与敌一部遭遇，部队迎头痛击，打垮了该敌。次日下午，又在新圩与追堵之敌激战了3个多小时，虽歼敌一部，自己也再次遭受损失。这时，敌人调整部署，对红军实施四面包围，妄图将我一举歼灭。在这危急的情况下，陈师长召集师团干部，宣布了两条决定：第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正当红34师准备突围的时候，广西敌人一部已先发起了进攻。面对疯狂的敌人，广大指战员同仇敌忾，集中兵力火力，勇猛反击。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由于摸不清红34师的底细，急忙后撤。这次胜利，鼓舞了指战员的信心。但红34师毕竟是孤军作战，又处在白崇禧的统治区，兵力、粮食、弹药都得不到补充，既无兄弟部队配合，又没有群众支援，因此只有拼死尽快突围一种选择。就在这时，红100团团长韩伟向陈师长建议：“乘胜立即突围，不能错失的时机。”大家赞同这个意见。陈师长当即决定：由韩伟指挥本团部队掩护，他和师参谋长王光道率领师直及第101、第102团余部共四五百人，迅即向东突围。为了掩护师突围和转移，韩伟和该团2营营长侯德奎同志，将全团不足一个营的兵力集合起来，编成了3个连，由他俩直接指挥，并重新任命了连、排干部。然后，他们向部队作了动员，要求全体指战员发扬红34师打不垮、拖不烂的光荣传统，在最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树立信心，争取胜利；要求每个同志，特别是党团员和干部，要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掩护师突围的任务。干部战士摩拳擦掌，士气高昂，决心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发扬红军战士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
当天深夜，突围开始了。虽然部队在山区拖来拖去，三四天没有吃上一顿热饭，没有喝上一口水，肚子饿，身上冷，全身无力，尤其是伤病员行走更为艰难，但是，为了革命胜利，指战员忘了极度的疲劳、饥饿和伤痛，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同志们都深切地体会到，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当他们刚刚通过猫儿园附近，正准备向长塘坪前进时，敌人突然扑了上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红100团新组成的3个连集中全部仅存的火力，迎头反击敌人，子弹打完了，就和敌人拼刺刀。干部、战士只有一个念头：“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保证师胜利突围！”一场恶战在残酷地进行着。
扑上来的敌人，终于被打垮了。然而，部队又受到了重大的伤亡，全团仅剩下30来人，并且和师的余部失散了。为了保存革命的种子，韩伟宣布：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尔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
突出重围的陈树湘师长，率领师直和另两个团余部行至湖南永县左子江时，又遭敌袭击。陈师长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敌保安司令何汉听说抓到一个红军师长，高兴得发了狂，命令他的爪牙抬着陈师长去向主子邀功领赏。陈师长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陈师长的英雄壮举，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敌人残忍地割下了陈树湘同志的头，送回他原籍长沙，悬挂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其余100多名红军战士，也终因敌人重围和弹尽粮绝，最后大部光荣献身。
红军指战员们这种英雄气概从哪里来？答案只有一个：他们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红军指战员的“牺牲带”
在开创、发展和保卫革命根据地的峥嵘岁月里，广大红军指战员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领导、指挥下，同仇敌忾，英勇不屈，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红军指战员在颈脖子上都系有红带子，取名“牺牲带”，表明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决心。井冈山斗争中，仅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1.5万，涌现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谱写了一曲曲“为主义而牺牲”的胜利凯歌。
让我们摘取几个片断，以观其壮：
卢德铭英勇捐躯
卢德铭是经孙中山亲试合格的黄埔军校优秀学员，北伐战争中战功卓著的虎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当秋收起义失利后，他在文家市前委会议的关键时刻，坚决支持毛泽东放弃“直攻长沙”、向萍乡退却的正确主张，确保了起义部队在前委领导下的统一行动。1927年9月29日清晨，当起义部队从萍乡附近的芦溪出发行至15华里的山后岩时，突然遭到江西军阀朱培德部江保定特务营和江西保安第4团的伏击。部队仓促应战，损失很大。在危急关头，卢德铭挺身而出，率部占领白泥坳高地，掩护部队转移。当后续部队全部转移安全进山后，卢德铭才从白泥坳高地撤下。就在他骑着白马通过一片开阔地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3岁。敌人撤退后，当地群众将卢德铭以及同时牺牲的40多名起义将士的尸体就地埋葬。卢德铭的忠骸，从此安卧在江西的红土地上。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工农革命军全军将士悲痛不已，毛泽东失之股肱，哀伤地喊道：“还我卢德铭！”
马奕夫身堵机枪
朱毛会师后不久，就在七溪岭迎来了一场恶战。1928年6月23日这一天，适逢农历端午节。赣敌以第9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集合5个团的重兵向井冈山根据地“进剿”。红4军和根据地群众顾不上端午佳节，齐心加入战斗。当红29团抢先占领新七溪岭的制高点——望月亭后，敌27团即向红军扑来。敌人在七八挺机枪弹雨的掩护下，很快就冲上了地势险要的风车口。风车口一失，红29团将处于危险境地。就在这时，朱德率红31团1营赶到。朱军长一边手提机枪射击，一边下令：“搞掉敌人的机枪！”红军班长马奕夫闻令，一马当先，冲了出去。他时而匍匐，时而进攻，迅速接近了风车口。当他用密集手榴弹把敌人的机枪炸得只剩一挺时，自己却中弹倒下了。战士们见状，冲了上去，敌人的机枪再吐火舌，一大批战士倒在血泊中。这时，马奕夫被枪声惊醒，看见身边战友的尸体，义愤填膺，一步步爬上前去，突然一跃而起，奋力握住敌人的机枪枪管，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机枪，为战友们开路。战士们发起冲锋将敌人打退了，马奕夫永远闭上了眼睛。
萧劲塞肠冲锋
同样是6月23日这一天。就在新七溪岭上马奕夫等英雄捐躯的时候，老七溪岭上的红28团也与敌25、26团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由于敌人抢先一步占领了制高点——百步墩，密集的枪林弹雨打得红28团这支南昌起义过来的劲旅抬不起头，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组织多次冲锋，均未能奏效。时间就是生命。“必须拿下百步墩！”团长王尔琢下定决心，采取“冲锋集群”的战斗方案，首次“冲锋集群”的是3营营长萧劲。中午时分，萧劲乘敌在树丛下休息之机，率领“冲锋集群”冲了上去。当接近百步墩时，一颗子弹打中萧劲腹部，肠子顿时涌了出来。萧劲趔趄了几步，却没有倒下。他迅速捂住伤口，自己把肠子塞进腹内，叫人撕下衣袖，裹好扎紧，又继续冲了上去，英雄的鲜血，走一路，洒一路。战士们踏着营长的血迹，英勇地扑向百步墩，终于占领了制高点。战斗胜利后，萧劲牺牲了。他像七溪岭的苍松一样，屹立在战友们的心中。
痛失王尔琢
王尔琢是红4军的军参谋长兼红28团团长，一位英勇善战的红军优秀指挥员。1928年“八月失败”后红军大队从湘南回师井冈山路经崇义时，早有反叛之心的2营营长袁崇全率部与大队脱离。同袁部随行的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6连党代表赵尔陆、4连连长粟裕等人，及时察觉了袁崇全企图投敌的行迹，当即将所部四个连带回军部。当军部有人主张将袁部“打回来”时，团长王尔琢认为自己与袁是湖南石门老乡、黄埔同学，可以“追回来”，随即率部追至崇义思顺圩。“我是团长王尔琢，是来接你们回去的！”当王尔琢喊话时，正在村中祠堂打麻将的袁崇全闻讯，手持双枪冲了出来，对着王尔琢连开数枪。王尔琢应声而倒，当场牺牲。袁趁黄昏夜色跑出村头，把放哨不知内情的一个排骗走了。后来，袁崇全投靠了敌刘士毅部。王尔琢的思顺之行虽追回了两个连，却英年捐躯，年仅27岁。毛泽东、朱德和全军将士为王尔琢的牺牲深感悲痛，在宁冈砻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新拟一副挽联，抒表哀痛之情：“一哭同胞，二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农难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解放方始休。”
小井浩气
1929年1月，红4军主力下山向赣南进军后，留守井冈山的军民在敌人重兵进攻下浴血奋战，寡不敌众，井冈山根据地沦陷敌手。1月29日，敌军进入小井村，正在小井红军医院养伤的130多名伤病员和医务人员来不及撤退、突围，被敌人押到一块田里。敌人架起机枪，严刑拷打、审讯他们，妄图得到红军情报。红军伤病员们在敌人枪口面前泰然自若，忍着伤痛，拒绝回答敌人的任何提问，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崇高革命气节。他们一个个怒目而视，振臂而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胜利万岁！”敌人下令开枪了，130多名红军伤病员和医务人员倒在血泊之中。烈士的鲜血，把小井村的溪水都染红了。小井遇难的130多名红军伤病员和医务人员，许多连姓名也没有留下，但他们的浩然之气却像大山一样，与天地同在，与日月争辉。
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六县一山牺牲的革命烈士共有4.8万人。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计有15744人，无名烈士却有32200余人。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内，现珍藏着一座“无字碑”，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曾任空军副司令员的谭家述中将，用自己的工资积蓄采购北京房山特产汉白玉做成后，送到井冈山寄托自己对井冈山无名烈士的哀思的。谭家述中将为什么要做这件善事？用自己的话来解释是：当他躺在病床上看到《解放军将领》《解放军将帅名录》时，感慨万千，对人说道：“我们这些人，还有这个传记，那个名录，可井冈山不知死了多少人，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哟！”于是，他就敬献了这座汉白玉“无字碑”。他的夫人沈阳是空军政治部办公室秘书、北京诗词学会会员，深为谭老的行为所感动，为此填写了一首诗词——《水调歌头·井冈山》。
黑夜举星火，井冈是摇篮。
不知多少先烈，碧血染青山。
今日神州巨变，满目山花烂漫，美景艳阳天。
五色瑞云绕，赣水好山川。
忆往事，思梅品，默难安。
倦人倚枕，常挂青史缺名篇。
老区深情似海，今日春风更劲，改革焕新颜。
白玉无铭志，敬捧一碑还。
“白玉无铭志，敬捧一碑还。”这座没有刻上一个字的汉白玉“无字碑”，凝聚了多少井冈山老红军、老一辈革命家对无名烈士的深情厚谊和不尽思念啊！中国唐代女政治家武则天在她谢世时，也留下一座“无字碑”让后人评说，不失为一个女皇的明智之举，但它所表达的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个人的胸怀和气度。而井冈山上的“无字碑”，汇聚的是3万多红军战士、中国革命先烈的不朽英魂，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表达的是亿万中华儿女对井冈山无名先烈的缅怀深情。
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红军指战员千千万万，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牺牲后连名字也没留下，他们为了什么呢？特别是他们明明知道打仗是要牺牲的，有些仗由于敌众我寡，实力相当悬殊，在打之前就知道凶多吉少，牺牲的可能性非常大，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又为了什么呢？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不应该经常反思吗？
大丈夫可辱身，不可辱志
战争是残酷的，上战场不仅意味着要牺牲，还可能为敌人俘虏，成为敌人肆意虐待的对象；战场环境是危险的，即便是在战场后方，也有可能遇到不测。红军时期，红军的侦察手段极少，防御能力极低，而当时的战场环境又极为复杂，红军指战员，包括红军高级将领，不仅有可能牺牲，还有可能被敌人逮捕。有的红军将领或指战员、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敌人抓了去，受尽了折磨和酷刑，然而他们怎样了呢？这里略举几例：
谢甲开宁死不屈
谢甲开是井冈山时期宁冈县茅坪乡工农兵政府秘书、乡党支部书记。他出生于富裕家庭，却投身革命，义无反顾地拿出自己家中的粮食、食油、衣物分给贫苦农民，支援工农革命军，为秋收起义部队在茅坪“安家”作出了贡献。1928年边界“三月失败”时，被镇压的反动县长张开阳的老婆从宁冈逃至吉安后，搬来了一营士兵，突然窜进茅坪。谢甲开为了通知和掩护乡亲们上山躲藏，又是搀扶老人，又是背运小孩，自己却来不及转移，被当地土豪劣绅发现抓捕。茅坪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重地，敌人认定身为茅坪乡政府秘书的谢甲开与毛泽东等过往甚密，一定知道许多重要机密。于是，对谢一面利诱，一面威胁。但无论敌人耍什么花招，都无法使谢甲开屈服。敌人恼羞成怒，将他押到河边准备处死。谢甲开大义凛然，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敌人灭绝人性，竟将他开膛破腹，挖出心肝，砍出五段，抛入河中。谢甲开牺牲时，年仅32岁。
刘真慷慨就义
刘真是井冈山时期的永新县委书记。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曾提出了“大力经营永新”的方针，认为“永新比一国还重要”，是根据地大本营坚实基础。刘真大力协助毛泽东在永新夏幽塘边搞农村调查，组织地方武装，配合红军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曾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边界工农兵政府委员等职。1929年1月根据地第三次反“会剿”失败后，他领导永新人民继续坚持游击斗争。同年8月，受边界特委委派赴南昌参加党的会议，不料在归途中被他的妹夫、永新里田保安队队长龙庆楼截获被捕。江西省反动政府闻讯大喜，想从刘真身上探出朱毛红军的走向，于是由卫戍司令王钧出面劝降、游说，许以高官厚禄，刘真皆不为所动。敌人即对刘真施以严刑，用民间熬樟脑油的大木蒸笼熏蒸。刘真昂立在木蒸笼之中，咬紧牙关，一语不发。临终前，宁死不跪，高声怒骂国民党反动派，最后被敌人活活蒸死，时年27岁。
范家驹豪气冲天
范家驹是井冈山时期遂川县黄坳区工农兵政府主席。他出身富豪家庭，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后，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的主张令他耳目一新。在王佐的介绍下，他参加了革命队伍，加入了共产党，斗争积极，赤胆忠心，很快赢得群众的拥戴，于1928年2月当选为黄坳区工农兵政府主席。1929年1月底，根据地第三次反“会剿”失败后，范家驹率领的区赤卫队在游击战争中被敌人打散，范家驹不幸落入反动靖卫团手中。敌靖卫团团长李汝楫前来劝降，要他交出枪支，许封团部副官。范家驹声色俱厉地回答道：“你们的官我不当，要交枪办不到！”李汝楫气得暴跳如雷，即对范施以酷刑。在敌人的淫威面前，范家驹纵声大笑，满怀豪情地喊道：“杀吧，老子再过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最后壮烈牺牲。黄坳人民闻讯，无不为之动容。
杨开明英勇献身
杨开明是井冈山时期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慧的堂弟。1929年1月红4军主力下山后，杨开明代表前委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井冈山斗争的情况。归途中，不幸在汉口被捕。敌人把他押回长沙，严刑逼供，要他供出共产党和红军的重要机密。杨开明守口如瓶，不肯招出一个字。在狱中，他坚持斗争，宁死不屈。1930年2月22日，敌人将他杀害于长沙市识字岭。就义前，他不断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打倒何健！”等口号。敌人将刺刀插进他的腰部，他仍高呼不绝。敌人把刺刀从腰部抽出，又插进他的口中，顿时鲜血淋漓。他走一路，洒一路，壮烈牺牲。他以一腔热血荐轩辕，气壮山河耀人寰。
张平化满门英烈
张平化是井冈山时期中共酃县（今湖南炎陵县）第二区区委书记、县团委书记、第四任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宣部部长。他一家有7人为国捐躯。父亲张升朝是酃县游击队的医生，在游击战中身患重病被敌人抓住，至死也不肯说出游击队的行动方向，被敌人活活折磨而死。后来，张平化的祖父张春榜、叔父张升东、胞兄张拱照、嫂子邓吉秀、堂兄张焕照、堂弟张烨照，都先后为革命壮烈牺牲。张平化一家满门英烈，光耀世间。
吴月娥跳崖
吴月娥原是湖南酃县十都人，9岁那年便被土豪胡明辉强迫过继到江西遂川荆竹山一户人家当养女，备受欺凌。1927年秋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区后，年仅16岁的吴月娥便冲出家庭，参加了少先队，为红军站岗放哨、张贴标语、查路条、探敌情，干得很出色，有一次，她随同荆竹山赤卫队去酃县十都打土豪，巧妙地在狮子岩独木桥上设下机关，将胡明辉和一狗腿子弄下深渊摔死了，受到赤卫队领导的表扬。不久，吴月娥加少共青团。井冈山根据地失守后，吴月娥担任转入深山的红32团3营的联络员。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她被敌人抓获了。敌人逼她带路寻找红军，吴月娥沉着地把敌人引到了“鬼门关”。当来到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深谷急流的险地时，吴月娥突然回转身来，紧紧抱住一个跟在她身后的国民党军官，跳下了深不可测的悬崖！吴月娥壮烈地牺牲了，她的名字传遍了井冈山的深山老林。
朱德之妻伍若兰
这个“兰”，就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女战士、朱德之妻伍若兰。巍巍井冈，兰花繁茂。这种世人称之为“花中君子”的兰花，有一种“不以无人而不芳”的品格和风姿。伍若兰名字若兰，品格胜兰。她是湖南耒阳大革命时期出名的巾帼英雄，曾任耒阳县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在战斗中，她与转战到湖南的朱德建立了深厚的情谊，遂结为伉俪，上了井冈山。伍若兰时任红4军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经常带领宣传队员刷标语、编歌曲，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政策，干得非常出色。同时，她还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参加了七溪岭等多次战斗，素有“双枪女将”之称。1929年她随同红4军主力下山，转战到赣南寻乌吉谭乡时，不幸因伤被俘。敌人抓到伍若兰后，开始不知她的身份，后来得知她是朱德之妻，便押解赣州，电告蒋介石，妄图从她身上获取共产党和红军的军事机密和行动计划。他们对伍若兰软硬兼施，严刑逼供，施尽各种法西斯酷刑，伍若兰始终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她斩钉截铁地说：“共产党人从来不怕死，为人民解放而死最光荣。若要我低头，除非日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2月12日，敌人下毒手将伍若兰杀害于赣州卫府，并残忍地将她的头颅割下来，挂在赣州城楼示众。伍若兰牺牲时年仅23岁。她像一朵挺拔芬芳的剑兰，永不凋谢，千古流芳！
“留得豪情作楚囚”
1923年，恽代英到上海，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主编团中央机构刊物《中国青年》。他在《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强调青年们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受教育，取知识，获得力量”。他使《中国青年》成为极受广大青年欢迎的刊物。在反动统治的时代里，恽代英的文章，热情奔放，议论精辟。《中国青年》唤起成千上万的青年，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926年1月，恽代英出席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并根据党的安排，担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当选为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领导成员之一，同时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兼职教员。
1927年7月，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突然袭击。面对反动派的屠刀，恽代英坚定地说：“同志们，北伐战争失败了，许多同志也牺牲了，但是我们的革命没有完，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革命，我们能为革命战斗一生是最大的光荣。不怕失败的人，才是取得胜利的人。播下的麦子没有霜雪不会有丰收，播下的革命种子没有流血的斗争，便不会有成功。”“共产党人是捉不尽杀不绝的，让那些胆小鬼去做逃兵吧，去变节卖友求荣吧，让他们在那些阴暗的角落去发抖去哀泣吧，真正的共产党人将在斗争中埋葬这万恶的旧世界。”
为了挽救革命，党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前敌委员会，恽代英是前委委员之一。起义中每到一地他都做宣传工作：“我们是创造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前哨战士，创业总是艰难的，但只有悲壮可以给我们生路，而且只有奋斗才会给我们快乐。”
1928年，恽代英回到上海担任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和宣传部秘书长，坚持地下革命斗争。他化装成工人，到工厂基层做工人运动和组织发动工作。由于他不熟悉沪东情况，眼睛又深度近视，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但他毫不畏惧地说：“要打击敌人，就要面对困难，不在困难前徘徊却步，要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添加革命的力量。”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1930年5月6日，在恽代英从沪东开会返回的途中不幸被捕。
面对敌人酷刑，恽代英英勇不屈，顽强斗争，他对狱中的战友说：“不要怕任何威胁，不要受到任何利诱，在敌人面前不能有丝毫动摇。”
敌人的迫害和摧残使恽代英的肺病又发作了，每当他吐血的时候，难友们都围拢过来问长问短，这时恽代英总是微笑着对大家说：“我们是为将来的人创造美满生活的战士，我们不要为自己的病苦伤心。”并且挥笔写下一首豪情满怀的诗句：
浪迹江湖忆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
恽代英是昂首挺胸、高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的，他高喊着：“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举步万里不回头
1930年10月，卢笃茂任红军独立第2师第2团团长。正当战斗激烈的关键时刻，红军内部搞起肃反运动，他遭到诬陷受到隔离审查。他当时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党的事业，他坚信党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
1932年仲春时节，他的“问题”终于搞清楚了。他拖着虚弱的身体离开牢房，到中共东江特委的《红星报》协助编辑工作。不久，他又被调往小北山区，领导群众坚持潮（洲）、普（宁）、揭（阳）边界的斗争。旧日的知交和部属，看到他因刑伤而步履艰难，爱恨同生，形之于色。他耐心细致地给大家做工作，对这些同志说：“革命征途万里，可能遇到各种弯路和挫折。但为了祖国、人民和革命的前途，我迈开第一步时，就立了誓愿，不论个人遭遇如何，永不回头！”
1933年春，在中共东江特委常委扩大会上，卢笃茂被选为东江特委军事委员，并任潮（洲）、普（宁）、惠（阳）革命委员会军事部长，这年9月，东江地区的红军改编成两路军，他担任第二路军总指挥。不久，东江红军改编为东江游击总队，卢笃茂任总队参谋长。1934年7月，为了牵制“围剿”大南山的敌军，卢笃茂率领一支190多人的队伍转战揭（阳）、丰（顺）、（五）华边山区。7月13日，卢笃茂带着饥饿疲劳的90多人，转移到大北山上的大背岭，与敌军600多人遭遇，再三苦战，仍不能脱身。7月14日凌晨，卢笃茂率部刚突出重围，又被敌人发现。敌1000多人将红军压缩在狭小地带，包围圈如铁桶。敌我双方战斗非常激烈。“万声霹雳震长空，高山峻壑战方隆。碧血染红南关草，丹心照绿北隘松。”卢笃茂在战斗间隙写下这首诗，就是当时战况惨烈和红军忠勇的真实写照。
战斗到黄昏，部队伤亡过半，弹药将尽。为了保存实力，卢笃茂决定拼死突围。他对指战员们说：“如果全体突围，就很可能因负累过重而导致全军覆没；部分突围，则尚能保存一些革命种子。”为了让同志们突围，他自己亲率伤员打掩护，终于有20多个红军战士突出了重围。部队突围后，卢笃茂将留下的伤员化整为零，分散开阵地。他自己拖着一条伤腿，藏在山林中，后来不幸落入敌手。在潮州监狱，敌人对卢笃茂施以种种酷刑，见他宁死不屈，又以高官厚禄诱降，并伪造卢笃茂的“自白书”在报上刊载，以逼卢笃茂就范。敌人软硬兼施不成，就把他年迈的祖母和母亲抓来，企图以此胁迫他屈服，但卢笃茂丝毫没有动摇。他对亲人说：“干革命难免有牺牲，为革命牺牲，死而无憾。”一天，一位老年妇女来监狱看望卢笃茂，卢笃茂知道是组织上派来的，心里十分激动。他含着泪问那位老同志：“亚姨，表兄弟们好吗？”当他得知同志们仍在继续坚持同敌人斗争时，心里十分高兴。他请“亚姨”转告同志们：“叫兄弟们勤耕力作，将来一定会翻身的！”这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于1935年2月3日从容就义于广州黄花岗。
“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坚硬”
1935年1月，因叛徒出卖，红军第10军团负责人方志敏在陇首不幸被捕了！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了《方志敏自述》，既表达了自己的坚定信念，又保守了党和军队的机密。
在玉山县城敌43旅旅部，方志敏怒斥曾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同过事、前来诱降的伪玉山县长：“你是贪官污吏，你我没有交谈的余地。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是用不着你们的宽大的。你们杀了我，我们党还有千千万万的革命者。我为革命而死，虽死犹荣。”
敌人用装甲车把方志敏押到了南昌，囚在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同时，又出“号外”，又发“嘉奖电”，又举行“记者招待会”。这还嫌不够，又在豫章公园召开了一次所谓“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
上海《字林西报》的一个访员询问方志敏有何感想，方志敏回答：“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不惜生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民族独立而奋斗……我很高兴地为自己的信念而牺牲。”
从此，反动派再也不敢公开搞什么“游街示众”、“庆祝大会”了，继之而来的是对方志敏提审、拷打、酷刑的折磨，走马观灯似的各色人物的劝降，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引诱，直至人生处世的说教、夫妻骨肉的劝动……上至反动头子蒋介石，下至穷凶极恶的打手，都在方志敏身上费尽了心机。身陷囹圄的方志敏，早就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他满怀激情，写下了《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坚定地表示：
“投降？你国民党是什么东西！——一伙凶恶的强盗！一伙无耻的卖国汉奸！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我们与你们反革命国民党是势不两立的，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
方志敏自知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更加争分夺秒为党的事业作贡献。他不顾自己肺病、痔疮、伤痕累累的身体，在到处是老鼠、跳蚤、臭虫的囚室里，在敌人每天只给两碗洗漱、饮用水，吃腐霉的米饭的情况下，就着昏暗的亮光，利用敌人要他写“供词”的纸和笔，从春天到夏天，用自己的心血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10余万字的名作。同时，还积极教育争取看守人员，通过他们把文稿送出来，由鲁迅等人转交给党组织，为党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历史财富。
方志敏不定期利用各种机会，团结狱中难友，开展狱中斗争。在他的领导和鼓动下，成立了狱中共产党支部，并发展了其他进步同志入党。直至“七七”事变后，党营救他们出狱时，这个支部拥有30多名党员，全部加入了新四军，奔上了抗日民族解放的战场。
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都失败了。蒋介石终于给他的驻赣绥靖公署下了一道“秘密处死”方志敏的密令。
1935年8月6日凌晨，天气阴暗，细雨蒙蒙，一群匪兵将方志敏反铐起来，押往南昌市下沙窝刑场。途中，方志敏连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方志敏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年仅36岁。
唐伯壮：“大丈夫可辱身，不可辱志”
1929年6月，四川红军第一路党代表唐伯壮奉省委指示，到虎城、南岳一带发动群众，在返回途中，由于坏人告密，他不幸被捕。
敌人先对他诱降，不成，便进行严刑拷打。敌人对他一日数次用刑。他周身皮开肉绽，浮肿糜烂。但他意志坚强，严守党的秘密。他还十分乐观地鼓励狱中战友，坚信革命一定胜利，保持革命气节，和敌人斗争到底。
唐伯壮被捕后，党组织曾多方营救，并打算劫狱。他十分诚恳地对传递劫狱消息的同志说：“我当然希望能保住生命。但是，武装劫狱势必给党带来损失。决不能为我个人再牺牲其他同志。”他没有同意劫狱计划。
敌人把唐伯壮关押了一个多月，虽刑具用尽，但毫无收获，决定秘密杀害唐伯壮，对他的看守越来越严。
唐伯壮知道敌人很快要对他下毒手，泰然自若。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挥笔疾书，写下了气壮山河、长达60句的《狱中月夜感怀》一首，记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抒发誓为共产主义献身、坚信革命必胜的情怀。
1929年9月20日晚，唐伯壮拖着沉重的脚镣，拖着虚弱的身体，被押进监狱“神堂”。敌人凶狠地喝道：“唐伯壮，再给你几分钟的考虑时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你年纪轻轻，何必执迷不悟，送掉自己的生命呢？”
唐伯壮大义凛然地答道：“生，有如猪狗者，有如大丈夫者。想叫我像猪狗一样地生活，办不到！大丈夫可辱身，不可辱志，何须多说！”
一个刽子手将两把“鬼头刀”一碰，发出刺耳的响声。“唐伯壮，你要怎么死？痛快的，一刀两断；慢慢死，绳索绞杀！”
唐伯壮冷笑几声：“大丈夫视死如归，快慢皆可！”
一个刽子手狞笑着说：“好样的，那就让你尝尝绞刑的味道！”
“慢着，你们敢把灯笼提拢来，让我看看你们的嘴脸吗？告诉你们，你们只能夺走我的生命，但是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我虽然不能亲手向你们讨还血债，但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革命人民总有一天要找你们算账的！”唐伯壮怒斥敌人的罪恶行径，尽力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革命胜利万岁！”
几个刽子手慌忙将绳子打成活扣，套在唐伯壮的脖子上，然后用力拉紧。唐伯壮昏过去了。这时敌人松开了绳子。他醒后，怒视着敌人，吼道：“狗崽子们，20年后老子再讨还血债！”刽子手们再次拉紧绳子，他的嘴、眼、鼻涌出了鲜血。当刽子手又松开绳子时，唐伯壮朝敌人脸上吐了一口血痰。刽子手急忙用石灰袋子压在他的鼻子和嘴上，又死命地拉紧绳子。
唐伯壮就这样被凶残的敌人杀害了，时年仅30岁。他的生命旅途虽然短暂，但他的革命精神却放射出绚丽的光彩。
志士头颅为党落
1927年，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使广州城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
为了重新掀起革命高潮，党组织决定由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工委书记周文雍和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陈铁军假扮夫妻，以“金山少爷”、“金山小姐”的身份出入于大庭广众之中。
周文雍在陈铁军的协助下，很快恢复了广州党和工会的领导机构，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也重新调动起来了。在张太雷等党的领导人的指挥下，于12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广州起义，在起义指挥部大楼的楼顶上升起了一面绣着锤头镰刀的大红旗，广州苏维埃政府旋即宣告成立。
第二天，国内外反动派就纠集了各种力量，向起义军大肆反扑。由于军事力量悬殊，起义军撤出了广州城。周文雍、陈铁军几经辗转到了香港。
由于反动军队的残酷镇压，广州市的革命组织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有的已陷入瘫痪状态。广州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为恢复广州党的工作，决定还是要派一名坚强的领导干部回去。有人提议，周文雍长期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情况熟，做秘密工作又有经验。他回去比较合适。也有人担心，周文雍在广州被捕过，反动军不少人认得他，起义中他又是领导人之一，目标大，回去有危险。周文雍却以革命利益为重，勇敢地承担了党交给他的任务。周文雍、陈铁军再次回到了广州。二人一放下行李就展开了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很快恢复了党的地下联络点，使许多党员和组织重新展开了活动。
正当他俩打开工作局面的时候，由于叛徒的告密，他俩同时被反动军警逮捕了。
敌公安局长亲自出马，严刑审讯周文雍。敌人施用了“放飞机”、“坐老虎凳”、“插背心”等种种酷刑。周文雍多次昏死过去，但坚贞不屈。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改用高官厚禄来引诱。周文雍严词拒绝，毫不动摇。敌人强迫周文雍写“自首书”。他接过笔来，淋漓尽致地揭露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在牢房的墙壁上，他用鲜血写了一首气壮山河的言志诗：
头可断，肢可折，
革命精神不可灭。
志士头颅为党落，
好汉身躯为群裂。
陈铁军在狱中表现得与周文雍一样坚强。遭到了严刑拷打和多次诱供，她仍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判处他们死刑。
敌法官在宣判之前，问周文雍有什么要求，他提出要和妻子陈铁军照一张合影。敌人允许了，把摄影师带到监狱来。周文雍缓步走到陈铁军跟前，和她并肩而立，他俩神态自若，大义凛然，拍下了一幅临行前的双人合影。这就是被人们传为美谈的“刑场上的婚礼”。
此时的刑场上，寒风呼啸、乌云密布。周文雍与陈铁军手挽手昂然而立。周文雍向群众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同胞们，我们为解放中国人的苦难而奋斗，我们没有罪！反动派杀害我们，罪恶滔天！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敌人的枪声响了，两位英雄倒下了。
任弼时：“宁可牺牲不叛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疯狂镇压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党的许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党员被逮捕和杀害。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党的组织和活动，工作既艰难，又要冒极大的危险。任弼时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为恢复党的组织和活动而奔波。
1928年10月，任弼时来到安徽省南陵县。一天，正当他与几名同志在公园里开碰头会时，他与几位同志一起被捕了。
敌人立即对任弼时进行审讯。因任弼时早有准备，神情非常镇定。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胡少甫。”
“是做什么的？”
“长沙陈岳云纸店的学徒。”
“出来干什么？”
“送钱的。”
敌人不信，硬逼着要他说出到公园开什么会，还有什么人。他不承认是开会，说是到公园去玩的，不认识什么人。敌人对他用刑，把特制重砖头压在他的头顶上，让他跪在铁链子上，用皮鞭狠狠抽打他。他坚决不承认。
敌人只是从情报上得知，共产党中央派了任弼时到这一带来活动，但都不认得任弼时是什么样子，于是就诈他，说：“你不姓胡，你姓任，叫任弼时。”
他还是坚决不承认。敌人就给他加刑，在他跪铁链子的腿上加了一根粗粗的杠子，一边一个匪徒往下踩。敌人边“压杠子”边引诱：“不要说别的，只要承认你是任弼时，就不用刑了。”任弼时忍着剧痛，还是不承认。
在敌人的酷刑下，任弼时多次昏过去。敌人还不放过他，用凉水把他泼醒。此时，天气已经寒冷，凉水浸入受伤的肌肤，钻心刺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仍坚持着，斗争着，丝毫不动摇自己的意志。
敌人不再对他用刑，改用软的办法对付他。这天，敌人的一个头头把他叫到办公室，装作同情的样子说：“你这个人干吗那样顽固呢，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你如果把真名讲出来，老早就没有事了，也不会吃这些苦了。”
任弼时果断地说：“我讲的是真名啊，你们可以去调查嘛！”
敌人看他这样坚强，恼羞成怒，恶狠狠地说：“硬骨头！你一定是共产党，非枪毙不可！拉下去！”就这样，他又被送进了牢房。
在敌人的监狱里，任弼时不但自己顽强不屈，还鼓励狱中的战友坚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对大家说：“敌人要征服我们，我们就是不屈服。只要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者。”他常说：“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叛党。”
由于党组织的积极营救，5个月后，任弼时被释放，到了上海。他不顾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很快又投入了更紧张的工作。
南岳朱凤
在南岳衡山流传着一个“南岳朱凤”的故事。这只凤凰，是一位24岁的女游击队长用鲜血变成的。由于她像朝霞那样火红，人们叫她朱凤。她就是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
16岁那年，毛泽建就跟堂兄毛泽东一起学习革命理论并投身革命，20岁便当上了游击队队长。1928年，在夏塘埔的一次战斗中，毛泽建和爱人陈芬不幸陷入敌人的重围，因寡不敌众，先后被捕。
陈芬遭到敌人的杀害。毛泽建的身份很快被敌人查出来，将她从耒阳县押到衡山县国民党政府监狱。
为了获得重要情报，敌人先让叛徒对她劝降。毛泽建义正辞严地痛斥了叛徒无耻，叛徒被骂得灰溜溜地走了。敌人看这一招不灵，就提她过堂。毛泽建昂头挺胸走进来，蔑视一切地站在厅堂中央。
“你叫什么名字？”敌县长装模作样地问。
“我叫共产党！”毛泽建响亮的回答。
“你们杀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房子？”敌县长恼羞成怒地吼道。
“我们共产党专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罪大恶极的才杀！”毛泽建理直气壮地斥道，“可你们，对老百姓又杀又烧，是一伙披着人皮的豺狗子！”
敌县长听罢暴跳如雷：“你们至今不知悔悟，就不怕死？”
毛泽建昂头大笑，大义凛然地说道：“人穷气不短，虎死不倒威。告诉你们，为了全中国人民得解放，你就是把我碎尸万段，也别想叫我向你们求饶！”
敌人不仅没有从毛泽建身上讨到一点便宜，反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嘲弄、臭骂。敌人开始对毛泽建抽鞭子，压杠子，针插指甲，辣水灌鼻，甚至惨无人道地用铁丝穿透她的乳房，把她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毛泽建被送回监狱后，她想到了死，写好的遗书都悄悄托人送出去了。但是她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活一天就应该干一天革命。她教同屋的女伴们识字，帮她们补衣、写信，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她们的阶级觉悟，鼓励她们不要被反动派气势汹汹所吓倒。
就这样，毛泽建在监狱的日子里不仅在同伙中播下了一颗颗革命火种，连监狱的女看守也被教育感化过来了。
1929年8月的一天，在衡山县监狱通往县城南门外马王庙的路上，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把她押赴刑场。此时的毛泽建没有丝毫畏惧，从容不迫，昂首挺胸地向前迈进。
在大道两旁，人们怒视着敌人，用热泪送别这位英雄。毛泽建更是斗志不减，向周围的人大声疾呼：“同志们，乡亲们！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要努力奋斗，要革命到底！”
走到刑场后，一个警察，一手端着一碗水酒，一手拿着两个包子走到毛泽建的跟前。毛泽建接过包子，猛地向敌县长脑袋砸去，接着又把一碗水酒泼到他的脸上。
敌县长喝令她跪下，毛泽建怒吼道：“不跪！有罪的不是我，而是你们！”
这时，枪声大作，毛泽建英勇地倒下了，这年她年仅24岁。
此后有人传说，这天晚间在毛泽建牺牲的地方，有一只火红火红的凤凰向南岳顶峰飞去。“南岳朱凤”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
写在纸条上的遗言
1930年4月19日，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李鸣珂惨遭军阀刘湘杀害。革命群众在掩埋他的尸体时，发现他的口袋里有张纸条记着他的遗言：“天愁地暗，惨雾凄凉，千万人声沸腾，来到杀场，不觉恨填胸，我心中含着许多悲愤，别了！别了！别了！许多朋友别了！许多士兵别了！许多工农及一切劳苦大众别了。我今天躺在血地上，切莫把我空悲痛，但愿对准我们的敌人猛攻！猛攻！”
1928年夏，党中央派李鸣珂到四川任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负责全川的军事工作和保卫省委机构的安全。他事事身体力行，也要求干部吃苦耐劳。他说：“革命是苦出来的，不但要求革命者本身能吃苦，更重要的是解民于倒悬，把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在他的领导下，蜀中的军事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他先后发动、组织和领导了潼南双江镇起义、万源固军坝起义、旷继勋部起义等数十次武装起义，建立了四川第一、二、三路红军游击队。著名的“涪陵兵变”，也是由李鸣珂亲自组织领导的。
1930年4月18日，已被任命为湖北洪湖苏区红6军军长的李鸣珂在外出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
李鸣珂被捕后，以共产主义者大无畏的气概，向国民党官兵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以及共产主义一定在中国实现的道理。敌21军特务委员会在写给刘湘的报告中说：“此人是有才华的，善于词辩。被捕后，见士兵宣传士兵，见夫役宣传夫役，有机会便利用……”
对李鸣珂这样的重要人物，刘湘派人进行过审讯和严刑拷打，企图从他口中获得中共四川省委的重要情报。李鸣珂坚贞不屈，敌人的阴谋无法得逞。刘湘只好亲自出马，不仅要亲自审讯，还召集千名官兵助阵。
3刘湘假模假样地说：“李先生，你受苦了，部属无礼，望多包涵。”
李鸣珂怒视不答。
刘湘又说：“久闻先生聪明能干，颇有威望。然而，你们……能成功吗？望先生认清形势，幡然悔悟，你说好吗？”
李鸣珂坦然一笑：“你要我说话？好，我给官兵们讲一个钟头，不准插嘴！”
刘湘连声答：“好，好！”
李鸣珂环顾左右，大声说道：“弟兄们，我们都是穷人，世界上哪样东西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我们遭受太阳的曝晒和霜雪的刺扎，风吹雨打，肩挑背磨，白天晚上忙个不停，可是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妻儿老小病在床上吃不起药，无人照管，凄凉悲惨！”
有的士兵听着听着，忍不住流泪抽泣。
刘湘大惊，向官兵们吼道：“不要听共产党的宣传！”
李鸣珂继续揭露封建军阀、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士兵们“掉转枪口，对准欺压迫害老百姓的敌人！”
刘湘气急败坏，发疯似的狂吼：“快！快！快把他拉出去枪毙！”
威震川蜀的一代英豪李鸣珂，英勇就义于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的朝天门，时年仅31岁。
几行墨迹明心迹
1931年9月，在海南岛琼山县的一所国民党监狱里，即将慷慨赴义的中共两广省委军委书记李硕勋，强撑着遍体鳞伤的身体，在暗淡的光线下，匆匆给妻子赵君陶写下遗书：
陶：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勋
这封信几经周折，才递到赵君陶的手中，被放在铁罐内珍重地保存下来。郭沫若称这封信为：“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成功的左券，是训育革命后进的不朽教材。”吴玉章在“悼念李硕勋烈士”一诗中也写道：“几行墨迹明心迹，万顷涛花涌血花。”
李硕勋，原名开灼，字叔薰，1903年2月23日出生于四川省南部庆符县（现属高县）。
出于对新文化的向往，1921年1月，李硕勋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成都入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关于阶级斗争的书籍，逐步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活动。
1923年底，李硕勋来到上海，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关系科。在这里李硕勋有机会听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蔡和森及张太雷、恽代英、肖楚女等讲课，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1924年在上海大学，他由青年团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自觉精神，积极参加社会上的革命斗争。
由于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党中央派李硕勋转赴广东、江西边区的红7军工作，担任红7军政委。尔后，党又任命李硕勋为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为了去海南岛策划游击战争，他不怕人生地不熟和语言上的困难。他说：“这些难题我都考虑过。现在琼崖的军事斗争正在艰苦阶段，省委指示我去那里，虽然人生地疏，语言不通，困难很大，但共产党是不怕死的，我已随时准备为革命事业而牺牲！”
李硕勋乘船来到海口市。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不幸被捕。敌人在拷打中讯问：“你是想生还是想死？”他坚定地回答：“想生！”敌人又说：“你想生就把各级共产党组织、人员、住址供出来，否则就是死！”他答道：“要我把共产党的情况讲出来是办不到的，要杀要斩，悉听尊便！”敌人又问：“难道你不为妻子儿女着想吗？”他说：“我宁可一家受苦受难，也不愿连累千家万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最后回答！”
李硕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忠贞不屈，受尽了酷刑煎熬，没有说出任何情况。难友们见他遍体鳞伤，十分心痛。他却坚强地鼓励难友们：“革命不怕死！你们要继续奋斗，前途是光明的，自由就要到来！”
1931年9月16日，已被打断腿骨无法行走的李硕勋，被反动派抬赴海口市东郊刑场。他就义前从容若定，正气凛然，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声震碧海蓝天。
像这样的实例还有许许多多，举不胜举。这些英烈，面对敌人无比残忍的酷刑为什么毫不畏惧？他们面对敌人的屠刀为什么能够视死如归？他们也是血肉之躯的人啊，为什么骨头比钢还硬？除了他们心中有无比崇高的信仰在支撑着他们，你还能找到更充足的理由吗？
今天我们的理想和信仰是什么？
红军的理想和信仰是确定的，并且，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实践理想和信仰。因此，他们赢得了后人无限的尊敬和爱戴。他们永远值得后来人学习。
今天，时代不同了，红军那时候是血雨腥风、枪林弹雨，今天则是阳光灿烂、鲜花遍地；红军的理想和信仰是解放劳苦大众、谋求人民的民主、幸福，实现共产主义，今天我们的理想和信仰是什么，还要不要有理想和信仰呢？
毫无疑问，许多生活在今天的人、企业和单位，都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除了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外，还有为中华民族崛起和腾飞、为中国人民生活得更美好之很现实的理想，也有客观上为别人、主观上为自己的一些奋斗目标和理想，这其中有许多是信仰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也有信仰宗教的，还有虚无主义者。这里我们无意指责谁，也不反对什么，只是说：有无理想和信仰，有什么样的理想和信仰，其结果是不一样的，几乎如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般。
红军指战员的革命理想和信仰得到了实现：中国劳苦大众得到了翻身解放，中国社会进入了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红军指战员，包括一些牺牲的红军先烈，他们以自己崇高的理想和有限的生命，换来了共和国的新生和无限美好的未来。因此说，他们的理想与生命、财富价值是对等的。
今天，每个人的理想和信仰不同，其结果也大不一样。人有了坚定的信仰，才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上述实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一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在回忆爬雪山的情景时说：“我们翻越一座又一座雪山，当时想，我们这些人也许永远也翻不完这些山了，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我们坚信，即使我们真的倒下去，中途失败了，但我们的下一代也一定会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继续前进，革命终将成功。”
这是一段典型的革命式话语，但我们却丝毫不能怀疑它是虚假的，因为红军战士的信仰绝对是真诚的。中央红军走完长征全程到达陕北时只有6000多人。历时一年多，他们征战南北，走过了大半个中国，行程超过二万五千里。在长征中，他们要同时进行三种战斗——与蒋介石及地方军阀的斗争，与大自然的斗争，与内部的错误路线、错误政策的斗争。然而，困难和敌人都没有难倒他们，红军一路凯歌到达陕北，建立了新的抗日根据地。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的黄土高原采访了毛泽东和红军其他领导人。通过斯诺的报道，世界才第一次真正认识了中国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将士在长征中挨饿、受冻，穿越了地球上最险峻的峰峦和荒无人烟的草原，横渡了24条江河，翻越了近千座山峰，打了无数次战役。
有人说它是史诗，有人说它是奇迹，有人说它是人类精神的丰碑，有人说它影响了世界。无论人们怎样形容这支队伍和这次远征都不为过。
当我们深入挖掘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后发现，伟大的胜利的长征不是偶然的，它源于红军指战员坚定不移的信仰。
信仰的力量是巨大、无穷的。当你对某一种思想、某一项事业产生信仰时，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去维护它、宣传它，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古今中外，所有伟大成就的创造者，都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坚定的信仰。布鲁诺坚持日心说和对科学的信仰，被教会在罗马广场上烧死。苏格拉底的学说被认为是对雅典民主的破坏，因此被判喝毒药自尽。屈原具有坚定的爱国主义信仰，当楚国灭亡时，他不愿意投奔其他国家，投身汨罗江中，以死表明自己的政治信仰。上述红军烈士，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而壮烈牺牲了。
信仰，给了我们生存的力量和勇气。选择一种信仰，就等于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一个人有了正确的信仰，他就选择了正确的人生道路，他就会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一个国家没有了信仰，它就不能真正强大起来；一个企业没有了信仰，它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卓越；一个人没有了信仰，他就没有了生活的方向。
信仰与理想联系在一起。有信仰才会有理想。而伟大的理想会让你超越平庸的人生，走上卓越之路。人活着为了什么？这是每一个人都会不时思考的一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所以他们的人生也就迥然不同。红军用事实告诉我们：只有为了理想而活着，才能让人生更精彩、更有意义。红军是一支有理想的人组成的军队。“革命理想高于天”，是每个红军战士的内心写照，也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有了理想，对自己的事业有了信仰，就会有用之不竭的激情。而激情是所有事业的助推器，没有激情，任何行为都不可能持续长久。如果缺乏对工作的激情，工作必然会变成无休无止的苦役，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
激情是战胜所有困难的强大力量，它使你保持清醒，使你全身所有的神经都处于兴奋状态，去进行你内心渴望的事情；它不能容忍任何有碍于实现既定目标的干扰。如：莫扎特幼年时，每天要做大量的苦工，但是到了晚上他总是偷偷地去教堂聆听风琴演奏，将他的全部身心都融化在音乐之中。巴赫年幼时连点一枝蜡烛继续学习的要求都被蛮横地拒绝，只能在月光底下抄写学习的东西。牛顿每天除了睡觉，剩下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研究之中。
如果没有激情，那就不要去幻想成功。没有激情，军队就不能打胜仗，雕塑就不会栩栩如生，音乐就不会优美动人，人类就没有驾驭自然的力量。激情使人们拔剑而出，为自由而战；激情使樵夫举起斧头，开拓出人类文明的道路；激情使莎士比亚拿起了笔，记下他燃烧着的思想。
激情是理想的具体体现，工作又是激情的具体释放。工作有没有激情，不取决于工作本身有趣与否，而在于你有没有诚心诚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许多工作，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投入，才没有发现其中的乐趣。如果你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工作，你会发现再枯燥的工作，只要你努力去做，也会变得有趣起来；如果你以消极的态度对待工作，再有趣的工作，兴味索然地去干，也会变得了无生趣。工作的价值，取决于对待工作的态度，这就是工作的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