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蛇口工业区办公室负责宣传工作的邹富明清楚地记得，一九八○年冬天，在工业区建设指挥部的会议上，袁庚递给他的一张纸上写了这样六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管。”
袁庚的六句话，虽然只是简单的口号，但是每句都有强烈的指向。几经斟酌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写在了蛇口码头的一块三合板上。从这一天开始，蛇口高高擎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旗，也旋即将自己拖入了争论的漩涡……
美国《财富》杂志曾把中国的改革形象地比喻为“抛球”：中国领导人会同时向空中抛出好多只球，这样虽然有的球可能会掉下来，但留在空中的球总是比掉下来的多；蛇口就是当年抛得最高的一只球，它把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冲得七零八落……
邓小平边看边高兴地说：“你们搞成了个港口，很好！”回到北京后，他老人家又对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说：“有个指导思想要更明确，就是不能收，而是放。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块著名的标语牌，如今已作为一个历史见证被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了。
史家称之为：“冲破思想禁锢的一声春雷！”
邓小平又来到深圳渔村，看到老百姓开始富裕起来并住上漂亮的小洋房了，便问渔民们：“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渔民们快语快言答道：“如果现在的生活算社会主义，我们就赞成社会主义；如果现在的生活算资本主义，我们就赞成资本主义。”他老人家欣慰地笑了，扳着指头说道：“看来，中国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需要一百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恐怕就差不多啰。”
若干年后，当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时候，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不无欣羡地说道：“深圳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
对于历史而言，万千广厦仿佛起于一瞬间；而指挥若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却往往隐匿于时代的深处。
珠江泱泱，风尘仆仆，邓小平结束了第一次深圳巡察之行。
一九八四年二月一日，正是癸亥岁大年三十。上午，邓小平照例去庭院散步，回到住地广州珠岛宾馆一号楼，稍事休息。他老人家在视察珠海时已题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七个有力的大字；此刻，又欣然命笔，笔走龙蛇一气呵成：“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在最后落款时，特意把时间写为“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表明这一评价他老人家在深圳视察时已成竹在胸。
次日，甲子新年，这一题词预兆着吉祥、喜庆——欢乐是如此巨大地飞扬着，霎时间便传遍深圳经济特区的山山水水、传遍九州中华的大江南北……
潮涌珠江
一九一六年九月十五日，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来到浙江海宁盐官镇，观赏“天下奇观”钱江潮。目睹呼啸而来推波叠浪的钱江大潮，怀抱强国大梦的先生禁不住仰天感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中国改革开放大幕一经拉开，“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整个珠江三角洲沸腾了——犹如春笋要破土、种子要发芽、农夫要耕耘、大地要回春……
自古而然，珠江就是一条黄金水道。
自汉唐以降，珠江两岸的许多蛮荒之地已逐渐被开发成物产丰沛、人丁兴旺的商埠、码头、圩市和集镇。西江、北江与东江的三江汇流，又催生了以广州为首的城市群落的崛起，进而发展成为南中国海外贸易最重要的出海口。
《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初年，汉武帝派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从广州出发，就凭手摇桨橹的小船航行，那时还没有发明指南针，也还不懂使用风帆，就凭着大海赋予的开拓意志和冒险精神，开辟了一条千古通行的海路。这条航线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抵达斯里兰卡——应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在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展出的出土文物里，还有来自非洲的象牙和来自公元前五世纪的波斯银盒，印证了那个年代岭南人丈量大海的步履何等广阔。
宋代时期，广州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闻名的东方港市。从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于是，以南海为中心，以广州为起点，正式开辟了一条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同时还包括“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整个岭南地区遂享有“天子南库”之美誉。
明末、清初实施海禁，广州也长时期处于“一口通商”的独大局面，始终维系着一个泱泱大国的外贸命脉。
其时，一个以广州—佛山—陈村—石龙（俗称广东四大镇）为横轴，以广州—澳门为纵轴的“T”字型商贸网络，便逐渐延伸、拓展成整个珠江三角洲商贸网络。
“诸奇卉果，流俎天下”，商民绸缪，奇货可居……明朝新会举人李子世曾咏诗曰：“千船如蚁集江门，却喜江声效雨喧；向晚绿杨归渡映，远灯明灭认前村。”
足见当时珠江两岸一派商贾云集人小市人流熙攘财源茂盛的升平景象。
显然，对外贸易既动摇了大清王朝因循守旧的社会秩序，更刺激人们急于去了解陌生的外部世界。
今天，当我们徜徉于广州仁济路、杉木栏路等极为普通的街道，再向南直达珠江岸边，很难想象这就是三百多年声名显赫、盛极一时的广州十三洋行——清代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
一六八四年，广州。距离英国的“光荣革命”只有四年。四年后，大英帝国正式踏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做好了政治体制上的准备，并且开始放手征服世界（到一九一四年，英国领地达到三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已是英国本土的一百三十七倍）。而此刻，清朝的乾隆皇帝却选择对中国沿海实施海禁，并规定到中国朝贡的船队只准泊于广州。这种“一口通商”的措施，催生了一个新的组织“十三洋行”。十三洋行分为丹麦、西班牙、法国、荷兰等十三家“夷馆”，是专门租给外国商客居住的地方。洋行的本质，其实只是清政府为了限制洋人与内地贸易往来的关卡，但是客观上却给珠江三角洲营造了一个重商的传统。
从此，中国内地的丝绸、茶叶、香料、大黄沿着珠江水道从四面八方运至广州，然后漂洋出海，流布天下；而形形色色的西洋货品也通过洋行，转卖至中国内地，密如蛛网的珠江水道为其提供了天然的交通便利……这就在广州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贸易圈”。
十三洋行整整延续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直到一八五六年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之中……
开初，中国凭借自己的特色商品，向西方大量出口丝绸、茶叶，一度赚足了洋人的真金白银。当英国人惊觉白银危机之后，开始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并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一箱箱鸦片贩运至中国赚取白银——正是这样一个英国、印度、中国的“三角贸易”，最终导致爆发了一场“鸦片战争”。
中国，从此步入了百年动荡的近代史门槛……
改革开放——中国延揽八面来风，又一次接受世界新经济大潮的冲击。
国门刚刚打开，资本就来敲门了。
一九七九年的一月，与中共高层人脉深厚的香港爱国富商霍英东，已经跨过罗湖桥，向广东省政府有关负责人提出了一个设想：要在广州投资建一家国际标准的五星级宾馆，也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广州白天鹅宾馆。
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白天鹅宾馆正式全面开业。霍英东提出，从酒店全面开业那一天起，将酒店开放给群众，任由他们参观、拍照。
一种全新的经营理念，同时也带给人们一种全新的生活观念。
白天鹅宾馆的奢华，的确让广州人大受刺激。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像白天鹅宾馆这样的高档外资项目，离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仍十分遥远。
建国后，广东作为“前线”，基本只有农业，没有什么大工业。一九五六年国家确定的一百五十六个重点项目，广东只有茂名一个。到改革开放前，广东已经连续十四年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总量居全国中下游。一九七九年，全国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六百三十六元，广东只有五百二十三元。一九八一年，广州的居民生活需要四十六种票证，每人每月发五角钱的鱼票，还不能完全兑现。
时移境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浪潮挟裹而来，珠江三角洲理所当然成为了中国经济与外国经济竞争、交锋的主战场……
从广州向南、向东，有两条高速公路可分别直达珠海和深圳两大经济特区，沿途经过的南海、顺德、中山以及东莞——这就是在改革开放经济主战场上声名赫赫的“广东四小虎”。
珠三角人敢为天下先——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发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大进”与“太平”等企业的创业奇观。
一九七八年八月，顺德容奇镇与香港大进有限公司悄然合作办起了“大进制衣厂”，资金、设备、技术、管理人员、原材料、订单全部来自香港厂家，容奇镇只负责提供厂房和劳动力，仅三百人的小厂当年即获利二十万美元。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东莞二轻局与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也签下了第一宗来料加工合同书。九月十五日，“东莞太平手袋厂”正式挂牌开工，该手袋厂第一年获取加工费一百万元，为国家赚取外汇六十万港元。
一九七八年的初秋，香港的一位谢女士来到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前的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经过与村干部半年时间讨论，最后征得同意，正式把上屋大队的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小编织厂，投资改建成了一家企业——怡高电业厂。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澳门商人曹光彪在珠海建起了当地第一家外资项目——香洲毛纺厂，并与澳门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了毛纺来料加工协议。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天，由于原始资料难寻，究竟哪一家是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已经成了一件难以裁决的公案。但毫无疑问，它们同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夜的第一声鸽哨、点燃珠江三角洲人们发财致富希望的火种——日后，由经济学家们总结为“三来一补”（来资金、来原料、来技术和补偿贸易）或“两头在外”（原材料在外、产品市场在外）的“珠江经济模式”，在全国率先打响了“外资牌”。
这是一种勇气的象征，更是一种创造财富的象征。
缺口一旦打开，香港资本大举入粤，地处香港至广州之间珠江两岸的经济走廊尽得地利之便，成为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的首选之地，与之实现“前店后厂”的产业格局，并成功承接了香港、台湾，以及后来的日本、韩国、欧美的产业转移，顺利融入全球产业链而成为国际性对外加工基地。
“三来一补”企业遍地开花如火如荼风生水起……珠江东岸的东莞和西岸的南海、顺德、中山，很快便形成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东莞模式”以吸引外资为主要手段，以加工贸易为突破口，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迅速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和产业现代化。
“顺德模式”和“中山模式”则着重发展乡镇企业，经改制后逐渐以本地民营资本为主导地位。
“南海模式”是“国营、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个体、联合体企业“六个轮子一起转”，转出一派红红火火大开放、大发展、大繁荣景象。
珠江三角洲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地方国营企业协同发展、齐头并进。以IT、服装、家具、灯饰、皮革、五金等产品组成的“产业族群”，犹如满天星斗般散落在珠江两岸成百上千个村镇。有外商戏称：“如果东莞至深圳的高速公路上塞车十五分钟，则全世界的电脑价格都将发生波动”，“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订单，都可以在珠三角制造提货”……
这是一则传为美谈的真实故事：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邓小平从珠海往广州途经顺德，小憩。农民出身、在农村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的顺德县委书记欧广源用粤语向邓小平汇报说，顺德的经济发展那么快就靠了四个字“摇头摆尾”，邓小平听了一愣，欧广源连说带比划，“摇头”就是电风扇，“摆尾”就是养鱼……邓小平听后会心地笑了。
早在粉碎“四人帮”时，针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奇谈怪论，邓小平就曾预言：“如果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庄稼，一小片水塘没有被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想办法，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
珠三角地区短短几年超乎寻常的快速发展，不仅让贫穷了几十年的老百姓开始有机会品尝初步富裕的滋味，也让珠三角成为全国瞩目的“风暴眼”。
此时，广东省的领导正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广东人喜欢吃鱼，已经到了无鱼不成席的程度。这除了是饮食习惯，还渗透着浓浓的精神寄托——希望生活能够“年年有余”。
一九八二年春，在千百年来人称“鱼米之乡”的广州，为了满足群众能够有鱼吃这样一个并不过分的愿望，广州市委决定，全面放开塘鱼价格，希望通过价格的杠杆调节作用，扩大市场供应。
但是，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常常并不成全人们的美意。价格刚放开，在人们还没有感受到供应丰富之前，塘鱼的价格却上涨了好几倍。
一下子，政府的好意转化成了群众的愤怒，有人甚至直接向中央告状。
所幸的是，在中央的理解和省委的支持下，广州市的这一新政策并没有马上“喊停”，并坚持认为这是按市场规律办事，眼前的涨价只是暂时的“阵痛”。
果然，放开价格的政策让鱼农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调动，生产大量增加。三年之后，全国十八个大中城市，广州活鱼的消费量最大，但价格却最便宜。
这一次局部的价格放开试验，证明了市场驱动力量往往比任何行政命令的威力都要更加强大、更加有效。也为广东、为全国在更大范围放开市场管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
然而，改革开放进程的错纵复杂往往让人们始料不及。
一九八二年，广东沿海一带普遍出现走私现象，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当时的走私，主要是渔民用渔船偷运一些尼龙布、塑料手表、收录音机等。有些人“求富”心切，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走私贩私。个别沿海地方，甚至出现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地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
据说，当时在北方的一个火车站，凡是从广东来的乘客，都要接受单独的搜身检查，好像人人都成了走私犯。
形势逼人，国务院各部门先后发了二十八个文件，收回了对广东的很多特殊政策。当时的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专程赴京作了两次检查，有人甚至提出要开除任仲夷的党籍。当时的陆丰县委书记王仲因为参与走私，涉案五万元，被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