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2月，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漳、泉、厦三角地区为内外交流、城乡渗透的开放沿海经济开发区，旨在带动内地的经济发展——掀起了对外开放的第二个高潮。
1988年春，中央制定“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确立海南建省办大特区——掀起了对外开放的第三个高潮。
其后，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经济区，参与东北亚经济圈，发展对东欧等国家的经贸关系——至此，由东向西，由南往北，以点及面，从沿海到内陆，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扇面形辐射的周边开放格局。
邓小平多次强调沿海地区对外开放要“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这是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屈辱痛定思痛之后，以前无古人的气魄和充满自信的雄健身姿，开始昂首阔步地走向世界！
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曾把经济成长过程比喻为“历史的隧道”——要想通过这个隧道，必须经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世界也许不会关注这样一个日子——1980年5月23日——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天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等相继成立——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这是悄然而至的第一簇浪花！
在西方发达国家，汽车早已成为人类现代生活中的第一商品。
而一度为中外新闻传媒频频曝光的北京“吉普风波”，则几乎浓缩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全部艰辛历程。
1983年初，北京汽车制造厂同美国汽车公司开始洽谈合资办厂，一谈就整整五年——无数次的磋商，公文旅行的扯皮，来自旧体制和旧传统思想的禁锢，给这个刚刚起步的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有限公司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这不仅仅涉及到一个合资企业的命运，更多的是关乎整个中国对合资企业和对外开放政策实施的信誉问题——直至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田纪云、陈慕华、布什、贝克等共同出面干预，难题才最终得以解决。
1988年10月，美方董事长李·亚科卡万里迢迢来华考察了北京吉普有限公司后，颇为感慨地说：“我有一种创造历史的感觉！”
同样风格的“讽刺小品”，在秦皇岛市也上演过一次：为创办一个合资企业，专门配备两辆小轿车上下左右奔波盖公章，总计盖了201个图章，花费达7万元之巨，手续却还没有办理齐全……
国务院迅即颁发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二十二条规定。虽有人戏称为“二十二条军规”，却一再为绝大多数来华投资的外商所称道和赞许。
邓小平坚定地指出：“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目标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关起门来是不行的！”
广告——不仅是信息时代商品消费导向的媒介，它还成为西方社会政治运作中政治家们登上政坛的阶梯。
在中国，广告也标志着一种开放的尺度。
没有硬性规定，但似乎人人都明白：几年前，在北京长安大街——这条世界著名的长街上，是不允许悬挂广告牌的——因为它是中国的“政治街”。而今时过境迁，又有谁能遏阻它对商品经济的依依恋情呢？！
1987年6月中旬，就在长安街边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北京第三世界广告大会”。大会联合主席、美国的高哈先生的一番话颇含深意，他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样的大会，有其特殊的意义，它表明了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持续性及其通过贸易与合资来实现现代化的决心。”
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省份广东，1991年全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20.2%，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西方经济界人士发出惊叹：中国的广东省将很快成为继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之后的“亚洲第五小龙”。
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厦门市，创办经济特区十年，初步形成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全市批准外商投资合同1075项，协议投资金额30.55亿美元，正式开业的“三资”企业已达648家。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毛泽东的著名诗句让人们熟知了闽西——一片浸染过鲜血的崇山峻岭。如今，在交通尚不发达的闽西山区，一个小小的龙岩罐头食品厂，利用山地综合开发的优势，凭借对外开放之雄风，其罐头、饮料产品居然远销至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等十多个国家，年创汇额达150多万美元。
时光流逝，花谢花开。截至1991年末，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三资”企业，在我国注册登记的已达37215家，注册资金460亿美元。“三资”企业如繁星般洒落在中国沿海的大、中、小城市……
回忆是尴尬的，而敢于回忆是自信心的体现——
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80年，下降到2.5%。
1960年，中国社会生产总值与日本大致相等；1980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1985年，退到日本的五分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经历了三次产业大调整——
第一次调整期是1956年至1960年。日本、联邦德国抓住契机，从战争废墟上一跃而成为经济强国。而中国正热衷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1968年至1972年是第二次调整期，亚洲“四小龙”在国际经济的海洋中游泳，成就卓然。中国却关起门来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1986年起，国际经济开始了型企业正在转移。中国紧紧抓住了这次调整机会，依托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果敢地参与了“国际大循环”。
美国亚洲经济问题专家罗斯托把人类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的准备阶段、经济起飞阶段、高速成长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后来，他自己又加上了一个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1983年，罗斯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现代工业文明姗姗来迟的亚洲，日本作为第一航班，已经飞得很高很远了；亚洲“四小龙”作为第二航班，以极强的加速度飞上了蓝天；而中国，将作为亚洲的第三航班，很快就会起飞。
无疑，中国的十年改革开放踏进了一个轰响的历史，将中国经济推至起飞的临界点！
前苏联经济界人士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毫无疑问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奇迹，中国的国民生产增长率相当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三倍。”
英国《每日电讯报》一篇题为《中国：一个新的旭日东升之国》的报道，则以感慨的笔触写道：“一想到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活跃起来并实现工业化，西方产业界人士的心中就感到一阵恐惧。这个巨大而仍然相当神秘的国家不仅是一个未来的市场，而且还是一个可怕的竞争对手！”
其实，上个世纪曾经纵横驰骋、不可一世的拿破仑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中国，是一只酣睡的雄狮。让它睡吧。因为，它一旦醒来，会撼动世界的！”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一再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出的人类灿烂文明已无须细说。据统计，在世界首富之国的美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约有12万至13万人，其中华人占了3万多；在美国机械工程学会各分会担任主席的，一半以上是华人；美国著名大学的系主任中，三分之一是华人；“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高级工程师中，华人占了三分之一；在美国80多所大学中，华人教授就达1500多人；在美国“高技术心脏”硅谷，华人当经理的就有上百家公司……
毫不夸张地说：在东西方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的结合部上，中华炎黄后裔所锻造出的一双双青铜般坚执的手臂，共同擎起了美利坚合众国现代文明大厦的巍峨屋脊！
经济生活国际化是人类现代文明史发展的客观趋势。
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勃兴，生产力的社会化，势必日益超越出一个地域、一个国家、一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狭隘界限，而将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进一步推向国际大舞台。
当今，太平洋地区的科技水平已跃居世界前列——新技术革命天赐良机给予亚太地区的产业结构改革带来大好机缘。
世界许多经济学家深信不疑：当时序演进到2000年，亚洲将超越美国和欧洲，成为世界最为瞩目的经济实体。
21世纪，将是亚太世纪。
太平洋地区将日益上升为世界市场的中心。
环太平洋地区蒸蒸日上的经济态势，无疑是人类未来史上最重大的发展事件之一。
中国，地处太平洋地区中轴线上，已成为亚太经济战略圈的主要成员国，占据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悠长的海岸线——倘若能够紧紧地抓住时机，引进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发近海石油盆地，以孕育战略产业——中国之前景蔚为大观！
历史并不等待停滞者。
日本的明治维新用了20年。
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达也只是20年的事。
中国，曾经丧失过太多的历史发展机会。今后的10年、20年、50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何等宝贵何等重要啊！
1991年10月9日，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大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告诫国人，在今后的10年、20年，对经济建设这一条要紧紧抓住不放，所有其他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他进一步坚定地说：“改革会有风险，这种风险我们能承受，而停止甚至倒退，是决没有出路的。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们才干了十多年，如果再这样干上20年、30年、50年，一直干下去，中国的面貌将会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20世纪的帷幕即将徐徐落下，新世纪的曙光已照临人类的窗口。
我们听到了激荡的浪涛在不远的彼岸拍响，那是新时代的呐喊。
未来在挑战——
科学巨子钱学森指出：“中国要在下一个世纪发展高度知识密集型的农业型产业，同时补上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课，迎头赶上第五次，准备第六次，第四、五、六次产业革命一气呵成，其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这是推到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带有世纪性的历史选择。
中国人必须奋起于忧患。
后来者更须百倍努力。
历史注定了我们这一代只能是奋争的一代，艰辛的一代，奉献的一代和开拓进取的一代。
“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摸了十余年，应该说石头已经摸到，过河的方向也已经明确。
邓小平高韬伟略地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这是中华民族从苦难中警醒，走向富强、昌盛、民主、文明的必由之路……
附：《十年潮》主题歌
托起一个太阳，
我们耕耘土地，
收获一个理想；
我们扬起风帆，
去追赶明天的希望。
啊，五千年寻梦十亿人奋发，
一路兼程几度风霜。
纵有长歌浩叹，
何惧徘徊悲怆。
用黄河的血液长城的脊梁，
托起一个新鲜的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