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期间，我做了一件事。由于我的文章有不少收入了大陆、台湾、香港的中学和大学的语文课本，各地青少年信任我，给我来信，谈的全是人生困惑。我想对此做点事，《霜冷长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一些人生笔记，有回忆，有评述，有回信，有感想，文体不拘，只是谈心。
我知道自己迟早要远行，远行到何处，远行到何时，都不知道，因此，这些文章，近似告别前的握晤。我甚至无法预计这种海外远行会遇到什么，但我必须去。因此从《霜冷长河》的书名到那些谈友情、谈善良、谈年龄、谈美国学者最后人生告白之类的话题，都带有某种结束的预设。
我还预计，由于我出走以后的文化行为产生了那么大的社会影响，被我离弃的那个天地早已怒目相视，一定会来轮番追杀。他们将如何在名誉上追杀我，还不清楚，因此先写下一篇《关于名誉》搁在书里准备着至于在文章上的追杀，他们自知已经不可能从观念和学理上狙击，多半会利用普通民众对文史知识的陌生来制造一些细节性的事端，证明他们还不没落。这是历史惯例，我应该对年轻人事先交代，因此一连写了《绑匪的纸条》、《文化敏感带》等文章放在书里，作为预警。
该感谢的人都感谢了，该回的信都回了，该交代的一切都交代了，如果今后不能写了，也就这样了。
7
任何愿望，只要诚恳，并作好充分准备，上天就会及时作出安排。
这是我一生的经验。
那天，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先生在北京的梅地亚宾馆找到了我。
我们是老朋友，好久没见了。这是一个近乎透明的行动者，有情有意的男子汉，风风火火的工作狂。
他说：“二十世纪眼看就要结束了，凤凰卫视准备做一个大动作，组建一个小型的吉普车队，从埃及出发，到中东，一步步向东，在二〇〇〇年元旦那天进入中国。全球直播，行程几万公里，非常艰苦。你，有可能参加其中一段吗？哪怕一两个点也好。”我问：“怎么叫参加一段？”
王纪言台长说：“我们当然希望你参加得越多越好，但你学术地位高，社会名声大，出了一点事可担当不起。后来还是新闻界竭力推荐，才决定来试着问问看。车队从埃及出发后就一直坐吉普车了，不坐飞机，但你可以坐飞机到一个点，跟着车队走一段，再坐飞机回来。”
我问：“如果我决定全程参加呢？”
王纪言台长说：“这当然求之不得！放心，如果身体不好了，可以就地住院，我们也可以派医生一路跟随。”
我说：“跟着医生就不像是实地探险了，我肯定不要医生。”他又说：“如果你真的走全程，有些危险路段还应该坐飞机。”我说：“我一定与车队在一起，绝不换另外的交通工具。”他说：“电视每天直播，你每天都要对着镜头说话。我们可以在北京给你配备一个高水平的秘书班子，全由博士组成，每天到了哪里，为你査找哪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地理资料。”
我说：“我不要这样的秘书班子。全靠我的现场感受和平日积累吧，这样，观众听起来也会更亲切。”
他说：“电视文化不能过于严肃，需要有一些人情花絮。能不能让你的妻子马兰也参加一段，如果你在耶路撒冷生病了，住在医院里，她去探望，这在电视里会比较好看。”
我笑了：“估计不会出现探病的情节。但她的文化感觉极好，又对世界历史和地理感兴趣，好多年前在德国巡回演出就走了五十多个城市，让她去一段，不会让大家失望。”
王纪言台长说：“这么一个大演员去，该派一个护士了。”我说：“也不用。”
我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你刚才说有一些最危险的地段，那就让她不要参加了，但你们不要把这个理由告诉她。”
王纪言台长搓着手，满眼是笑，说：“真没想到你这么爽快就全部答应了，而且，什么额外的条件都不要。”
我说：“纪言兄，此行的意义，在我心中很不一般。这次世纪之交，不是百年跨越，而是千年跨越。千年之前，我们还是宋代，两千年前，则是汉代，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根本不存在，只有几个所谓文明古国。我们要走的这一路，正好是所有文明古国的集中地，一路伟大，一路废墟。我已花了多年时间走遍了中华文明的废墟，现在只有到其他文明的废墟里去认真走一遭，才有对比。”王纪言台长具有极强的文化感受能力，听了连连点头。但最后还是问：“几万公里啊，一公里一公里地颠簸，你的身体？……”我说：“身体没问题。考察废墟，更有意思的是连接废墟的路。没有那几万公里的实地颠簸，那还有什么价值？”
“好！”他说，“明天我会让领队郭滢来谈一些细节。”
第二天郭滢带着编导、摄像来了。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一下路线以及能够预计的困难，还说我的身份是“特邀嘉宾主持”，将与凤凰卫视的许多著名女主播轮流主持。她们因为受到电视栏目的牵掣，只能各走一段，由我贯穿全程。
终于，他问“细节”了。
郭滢问：“请您直言，您参加这一路历险，并担任主持，需要多少报酬？”
我说：“不要报酬。”
他说：“千万不要客气，还是说个数字吧。”
我说：“真的不要。我本来自己要考察还没有这个机会呢。”郭滢又说：“按照惯例，像您这样的著名学者一路上要向观众公开讲述文化，我们还需要支付资料费用。”
我说：“不要。”
“因为要出镜头，也可以支付一些着装费。”
“不要。”我说。
后来他们还是不把我当外人，发给我一些生活津贴，其实说真的，凭个人之力怎能走完这漫漫长途？该我向他们付费才对。
8
我立即从北京打电话与妻子商量。
她知道，说是商量，其实是对一个决定的通报。
我和妻子的很多重要决定，基本上不必互相商量，因为彼此能判断对方的想法。要商量的只是小事情。
但是对于我今天的决定，她破例地说：“让我认真想一想。”
我知道她在哪一点上犹豫了，因此，也静下心来再想一遍。
我向王纪言台长说身体没有问题，其实是有所掩盖。我肝功能不太好，血压一直太高，更麻烦的是经常会有结石发作，一发作起来痛苦莫名、寝食不安，打掉了，又生出来。
另外，这一年我已实足五十四岁。几万公里既没有安全保障也没有医疗保障的荒原历险，真能全部承受下来吗？
我知道妻子此刻在翻阅世界地图。她熟知国际政治，这一点完全不像绝大多数表演艺术家，每次随意交谈时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总会让别人大吃一惊。因此，她看地图时会从那些安静的色彩中看出战壕、铁丝网和炸弹。
她来电话了，说：“你是想从别的文明来看中国文明，如果不去，这么多年在国内的考察就没有了结，这我知道。但是我有一个要求，那些最危险的地段，让我在你身边。”
“你的颈椎、腰椎都有伤，每天都在吉普车上颠簸，那些路……”我还没有说完，她说：“我就怕自己顶不住趴下了，影响大家，因此只敢说在最危险的地段陪着你。我也想见识见识那种危险。”
“如果不上镜头就好了。”我说，“天天上镜头，不仅不能生病，连疲倦的神态也不能显出来。这一点，比古代的任何旅行家都辛苦。”
“不上镜头人家就不会要你了，你就算为了文化考察牺牲色相吧。”她说。
一切就这样在电话里说定了。
回到上海，一见妻子，我们就开始了一个艰难的话题：要不要把这次远行的事，告诉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意见是明确告诉爸爸、妈妈。两位老人一生经历过那么多苦难，那么多离散，应该承受得住。
妻子不同意。她说：“人一老，对子女的事情变得分外脆弱。按照爸爸的脾性，我们如果告诉他了，他虽然看不到香港凤凰卫视，却会天天在其他各种电视、广播中捜寻国际新闻，要是耶路撒冷或加沙地带再发生几次爆炸，伊拉克和伊朗再有一点冲突，他和妈妈还怎么过日子？”
她说得对。于是决定，立即去看望他们，只说我要去香港很久，完成香港一家电视台的有关任务。细究起来，也没说错，没有欺父之罪。
爸爸、妈妈见我们回去很高兴。我因为老在外地考察，去看望他们的次数还不及妻子。他们是越来越显老了，尤其是爸爸，虽然满脸笑容，也是一派衰相。我年年月月都在中华文明的废墟间行走，这次才吃惊地发现，很多属于废墟的线条和形态，已悄悄地爬在我爸爸的脸上。
弟弟们一直告诉我，爸爸、妈妈经常流露出一个愿望，希望能更多地看到我，让我坐在他们身旁。但一见面，他们又总是客气：“你和马兰都那么忙，不要老是来看我们，打一个电话来就可以了。”
马兰去电话比较多，每次接到，两位老人都兴奋极了，你一句我一句争着讲。马兰问他们好不好，他们都连声说好，但妈妈有时会加一句：“就是寂寞。”
但“寂寞”一词，妈妈用家乡方言一说，马兰听了好几遍才弄明白。弄明白之后怅然若失：老人在一座大城市里一次次对着后辈说寂寞，而且用家乡语言！
马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这是我的罪过。但这次，我又要离他们远去，而且连去哪儿也不能告诉他们，连什么时候回来，能不能回来，都是问号。
爸爸说：“去香港那么久，要注意身体，你年纪也不小了。”
马兰听了以后站起身来，走到窗口，抬起头，好像在看天。过了一会儿，她擦了一下眼睛回过身来，说：“爸爸妈妈放心，我会陪着他。”
那天晚饭后，妈妈神秘地向马兰招招手。马兰连忙过去，妈妈说，要送给她一件礼物。
打开柜子门，再打开里边的一个抽屉，妈妈拿出一个藕色绸布小包。翻开绸布，是一双很小的红缎的虎头鞋，但也可以说是虎头袜，因为底上软软的，不像是鞋底。
妈妈指了指我，对马兰说：“这是他刚出生穿的鞋，是我在结婚前绣的花，后来由他外婆纳成鞋。”
马兰一下子跳了起来，两手捧起：“这是他的第一双鞋？”她轻轻地翻看了几遍，赞叹道，“绣工真是精细，我们这一代谁也做不出来。”
看了一会儿，她又低头对妈妈说：“妈妈，你当时有没有想到，那双肉团团的小脚，将会走遍全中国？”顿一顿，又拖了一句，“走遍全世界？”
妈妈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