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标舅舅说：“她自己选定的墓地，柴草都高过了头顶，脚下虫禽太多，谁也进不去。”
姨妈的自我惩罚，非常残酷。
——我站在山口，看着、想着这一宗宗前辈的坟墓，突然如获神谕。山道两边，是两页斜斜的山坡，这便是一本硕大无比的古书，每个坟墓都是一段秘语，写在草树茂密的书页上。这本书有旧章又有新篇，但整个说来，仍是一本古书。
这便是“吴石岭里藏古书”。
6
办完事下山，大家去了朱家村。
我们扶着妈妈，很快找到了那个直到今天看来还有点气派的宅第。宅第早已换了主人，门窗都关着，敲门无人。但四周的邻居听说我妈妈回来了，全都赶了过来，一片欢声笑语。
记得小时候每次跟着妈妈来外婆家，总让瘦小的外婆忙坏了，不知找什么招待我们。当时这一带有一个糖挑子，卖一种盘在木板上，撒着白粉的麦芽糖。卖糖人一路敲着铁凿子，听起来非常清脆。那时乡间很少有货币，只用家里的旧衣、旧布换糖。外婆家毕竟是从上海来的破落财主，旧东西多，一旦来客，糖挑子闻讯就过来了。外婆一听到铁凿子的声音，便翻箱倒柜地找，然后乐呵呵地拐着小脚向糖挑子走去。
卖糖人从外婆手里接过旧衣、旧布，抖开来，在阳光下细细看一遍，塞进挑子下边的竹篓里，然后揭开遮在竹篓顶面上的一块灰布，露出一大盘麦芽糖，把刚才沿路敲打的铁凿子按下去，用小榔头一敲，叮、叮几声，削下一小片，又一小片。外婆伸手拿起，分给我们。
我后来一直觉得，带走这个宅第最后一丝豪华遗迹的，就是那个糖挑子。正是在这里，我们把大墙内仅留的一点往日骄傲，含在嘴里吃掉了。
脑海里正回响着叮、叮的铁凿声，却听到我妻子马兰和弟媳吴敏在边上议论：“这位老太太真漂亮！”
我顺着她们的目光看去，只见一位身材瘦削的老太太与妈妈搂到了一起。这位老太太与妈妈年龄相仿，也该八十岁了吧，但脸面清秀而干净，笑容激动而不失典雅，这是乡间老太太中很少见的。而且，我觉得依稀面善，却想不起是谁了。
我走了过去，问：“妈，这位是谁啊？”
妈妈连忙把我拉到老太太眼前，说：“逸琴，这就是我的大儿子秋雨。”然后转头对我说，“王逸琴，你记得吗，和我一起去教书的王逸琴！”
啊，原来是她。
妈妈当年抱着我敲开她的家门，说自己嫁过去的余家高地地全是文盲，要她一起去义务办班教书。
不久，我家堂前，余家祠堂，就有了两个夹着书本、穿着旗袍的美丽身影。
她们当时那么年轻，却试图让王阳明、黄宗羲留下过脚印的原野上，重新响起书声。她们成功了吗？好像没有，又好像有。
这是土地的童话。今天，童话的两个主角重逢，却都已八十高龄。
我，就从这个童话中走出。
7
从朱家村到余家高地地，半华里。
桥头镇的乡亲们保全了我家的老屋。我小学的老同学杨新芳先生见到我家迁居上海后散落在邻居间的家具，还一件件收集，又有小镇文化站的余孟友先生和本家余建立先生留心照管，结果，也就完整地留住了我的童年，留住了当年妈妈和我夜夜为乡亲们写信、记账的门户，留住了村庄里曾经惟一亮灯的所在。
又见到了我出生的床。妻子轻轻地摸着床楣，说：“真是精致，像新的一样。”我说：“那兰花布帐也没有换过，我第一回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它。”
我往床沿上一坐，只觉一种懒洋洋的困乏。我从这儿下地，到外面借住了那么多地方，到今天才回来。
一个年轻的族亲在一边说：“可惜，你《老屋窗口》里写到的风景，全被那么多新建筑挡住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屋后就是繁忙的公路，车辆拥挤，当年小何里夜航船的梆子声，也不会再有。祖母听到梆子声就起床了，点亮一盏小小的油灯，右手擎着，左手摸着楼梯护板一步步下楼，不久，灶间的烟囱里就飘出了几缕白雾。
楼梯边，就是我的小书房。当年我踮脚进去，支起帐子读完了《水浒传》，借着梁山好汉的勇气把黄鼠狼镇住了。
前几个月，乡下有人到上海，我已经托他们把几个书箱带回，放到这个屋子里。书箱里装有一些旧书，却还故意留出了不少空当，我早就想好了，还有一些东西要郑重地存放到这儿。
我说过，这个小书房的楼板下正是过去余家安置祖宗牌位和举行祭祀的“堂前”那么，我要把爸爸临终留下的那一大叠纸页，包括大批判简报、申诉材料和他写的一张张借条，存放在这里，给祖宗一个交代。
我知道，爸爸一定会赞成我的这个安排。我本想在他下葬时当场焚毁这些伤心纸页的，但冥冥中有一个声音在说：“留下。”
我自己也要留下一堆东西在楼板上，那就是我实地考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记录，以及近十余年来中国文化传媒界对我的大规模诽谤文字。虽然还远没有收齐，但现在看到的冰山一角已经极为惊人，在中国创造了好几项纪录，我想余家的祖宗一定会因此而自豪。
我还会把十余年来我的著作的教授本百余种一起存放在这里，在这方面我也创造了全国纪录。
会让祖宗不悦的是，对我的诽谤者和对盗版的辩护者中，竟然也有两个余家子弟。对此我会求告祖宗，不必动用家法，挥手摒逐便了。
当年在这屋子里没有读懂《石头记》，却读懂了《水浒传》。没有得到《三国演义》，但在小学语文课本里却有一篇《草船借箭》，读得神醉心驰。诸葛亮驱使一排草船在清晨浓雾的江面上游弋，敌军误判，万箭齐发。草船把万支乱箭全部带回，而诸葛亮却坐在草船里边悠然喝酒。
今天我也把射向我的万支乱箭带回来了，哗啦啦地搁在楼板上，让黄鼠狼们消遣去。然后锁门，摇手呼喊，我们也到镇上去喝酒。
路上我想，目前手头正在写一本书《借我一生》，必然涉及诽谤者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历史真相，因此是一艘最大的引箭草船。这次引箭，多多益善，目的是为后人留存一点奇特的资料。我要后人注意的，并不是那几个职业诽谤者，而是今天中国传媒界不知为什么又对他们重新产生巨大的兴趣，把他们手上只要没有“现实政治麻烦”的伤人刺棘全都当作利箭一一发射出来的惊人景象。在这种景象中该怎么做，余家祖宗已有默默暗示。至少，我本人连远远地扫一眼也不会了。刚刚已吩咐过家乡文士和儿时同学，空时逛逛书肆，一见便随手抓下，直接锁进老屋。
诸葛亮把带回来的一大堆乱箭重新用作武器，我不会。我只是让自己的老屋永远锁住那些凶器，让它们慢慢锈蚀，让世间少一份凶险。因此，贮箭的老屋是一座仁宅。
有爸爸的借条在上，那就足以证明，余家长辈只在乱箭横飞中试图借取家人的生命，包括我的生命。
快到小镇的时候，我问小学里的几个同班同学：“还记得《草船借箭》吗？”
他们说：“看你说的，这怎么会忘？”
我又问：“黄鼠狼会啃咬纸页吗？”
他们说：“一般不会吧。”却又看了我一眼，奇怪前后两个问题毫无关联。
那我就放心了。那些纸页中惟一不能损坏的，是爸爸写的那些借条。
8
妈妈由家人陪着，坐旅行车回上海了。
临走前她站在老屋里对我说：“真想在这个屋子里再住几天。”
我说：“灶头还在，却没有柴；老缸还在，却没有水；大床还在，却没有被……”
妈妈无奈地笑了。她也知道，这老屋只能看，不能住了，乡亲早就用上了煤气、自来水和卫生设备。他们都纷纷拉妈妈去住，但我们一行人太多，会过分地打扰人家。
我和妻子没有跟着他们回上海，而是继续东行。
妻子说：“你的家乡比我的家乡好。我们两人，行踪飘飘，不知何处停息，真该在家乡附近找个地方住下，反正你的笔也拍卖掉了。”
她说的是，前些天北京一个慈善组织为了救济孤残儿童举行拍卖，王石先生捐献了他登上珠穆朗玛峰时穿的那件衣服，我捐献了穿越世界最危险地区时天天写《千年一叹》的那支笔。主办者来电说，是恒基伟业的老总用不小的价钱买了我的笔。于是，一批孤残儿童有了常年的牛奶和衣物。这事，既让我高兴，又让我轻松。
我对妻子说：“真该落脚了。我上次来时看上了一个地方，这次正好让你去核准。”
我知道她会满意。因为我们都认识一位已故的日本音乐家，他每年大部分时间住在一个冷僻的海岛，小部分时间在世间漫游。她欣赏这种生活。
她果然核准了。
但是，那里没有房卖，只能寻租。
借住了一生，还是借住。
所幸那是真正的海岛。从它到太平洋，没有任何阻挡；从大陆通向它，只有船，没有桥。
这是“文革”中造反派对爸爸进行诬陷和谩骂的大批判简报、传单。为了举例，选印两份。
爸爸一直把它们锁藏在自己的私人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我们才看到。
现在，它们将永久地被珍藏在家乡的老屋里。
这是爸爸在“文革”十年间写的大量申诉书、反驳书和借条的一小部分底稿，也一直锁藏在他的私人抽屉里，直到生命终了。
这些申诉书、反驳书和借条从来没有起过作用。最后，也成了家乡老屋的珍贵藏品。
这些年来中国大陆报刊间对我进行诬陷和谩骂的文章铺天盖地、成捆成堆。对它们，我一年吃惊，二年愤怒，三年发笑，四年骄傲，却始终未予理睬，只顾用心著述、信步天涯。今天，且从几个朋友家的书报堆里随手抓起两把，作为爸爸那些材料的“陪藏品”，放在家乡老屋，来衬托一个家族的传代自豪。
这是我要放在家乡老屋里的另一批“陪藏品”——我的著作的盗版本，以博余家祖宗一哂。我肯定是中国大陆近十年来被盗版最多的作者，有人提醒，这与我蒙受最多的诽谤是同一件事。我曾印行了《盗版举证》一书，列举大量我的著作盗版本的封面，以免读者上当。此处因篇幅所限，选印两页，窥豹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