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典》是《尚书》的首篇，相当于《圣经》中的《创世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关于中国政治文明初始状况的描述。以时间先后为序，《尚书》分为四个部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尧典》记载的唐尧本是“前虞舜”时代的人物，从理论上说，可以另辟“唐书”予以安置。但是，在《尚书》的结构体系中，并没有“唐书”。《尧典》只好寄身于“虞书”之中。当然，这样的安排也自有其道理，因为，《尧典》的主角虽然是唐尧，但《尧典》的作者却是虞舜时代的史官。因此，《尧典》是后代史官对前代政治人物的追述。
《尧典》的内容主要在于描述尧的德与行。其德之美被概括为：“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中，“钦明文思”是四种内在的道德品质。按照郑玄的解释，分别是指：敬事节用（钦）、照临四方（明）、经纬天地（文）、道德纯备（思）。当然，也有人把“钦”解释为“威仪表备”。将这四种内在美德践之于行，尧又显示出诚信、勤勉、善能、谦让的品质。其实，这些德性与品质，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是比较含糊的。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它们是尧的品质，还不如说是一个理想的政治领袖应当具备的品质。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德性、品质，所以天地之间，四面八方，都充满了尧的光芒与恩泽。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具有神奇魅力的政治领袖的形象。这种政治形象的核心特征不是武力，甚至也不是智慧，而是美德。因此，政治之德高于政治之智。这样的政治形象，与柏拉图构想的“哲学王”形象是不同的。“哲学王”的意涵是“智者之治”，政治领袖应当由智者充任。但在《尚书》中，政治领袖是“德者之治”，政治领袖的首要品质是德性。
正是因为尧是美德的化身，具有先知的地位，所以，他能够创造性地建构这样一种具有文化个性的政治形态：通过发现、甄别、任用有德之士，发挥他们的辅佐作用，首先使“九族”趋于和睦。所谓“九族”，郑玄认为是从高祖到玄孙，共九辈人。在这里，当然不是指九辈人之间的和睦，而是指在九世之前属于同一个祖宗的整个大家族，都能和睦相处，或者说，是泛指宗族内部的和睦。但这只是第一步，在宗族内部和睦的基础上，还要使百官群臣知德义、讲礼法，进而协调万邦诸侯，使天下所有的百姓都能够变得友善和睦。这就是唐尧建构的政治秩序：通过自己的美德影响自己的家族，通过自己的家族影响百官群臣，通过百官群臣影响各地诸侯，通过各地诸侯影响民众，这里的“影响”，其实就是“教化”、“治理”、“调整”。这样的政治秩序及其建构方式，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里所讲的“差序结构”一词，庶几近之。这就仿佛一块石头丢进水里，激起一圈又一圈不断往外推的波澜；尧就相当于那个不断扩散的同心圆的圆心，甚至就是激起波澜的那块石头。波澜所及之处，都是教化所及之处。由于尧的美德的无限丰厚，因此，他激起的波澜将无远弗届，所有的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尧的教化而趋于和睦。这样的政治形态意味着，理想政治的唯一动力就是那个唯一的领袖，他泽被四方，泽被万世，他的美德比其他所有人都高，其他所有人都是被动的，都要接受他的恩泽。一言以蔽之，政治领袖是政治的发动机。
那么，尧的政绩到底有哪些呢？《尧典》列举了以下几项。
首先是主持制定历法：他让羲氏与和氏，小心地记载天象，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编成历法，昭告天下。他的具体安排是，让羲仲住在东方，等待日出，测定太阳升起的时刻，根据昼夜长短，确定仲春；让羲叔住在南方，测定太阳在南方的运行，以确定仲夏；让和仲住在西方，测定太阳西落的时刻，以确定仲秋；让和叔住在北方，观察北方太阳的运行情况，以确定仲冬。根据这些人收集的信息，尧公布了历法，以之规定百官众臣的职责。
在这里，“历法”就是“立法”。主持制定历法就是主持立法。如果没有历法，任何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都无法形成，时间不能测度，历史不能记录，意义也无法凝聚。因此，历法乃是最具基础性的法。《尧典》叙述尧的功绩，首先叙述他主持编制历法，确实大有深意。在人类历史上，制定历法、规定时间的人，往往就是最有影响的人。在古代中国，尧既然被尊为最初制定历法的人，那么，在象征的意义上，他就成了创造“历史”的人：在他之前，中国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不知今夕何夕”；在他之后，时间清晰了，历史觉醒了。对于历法的意义，写《尧典》的虞舜时代的那些史官未必有清醒的自觉，但是，他（或他们）在尧的诸多圣迹中首先记载了这桩事，而且还不厌其烦地叙述了相关细节，这就意味着，先民们对轻与重的把握已经达到了相当精准的程度。
接下来是人事问题。尧与群臣重点讨论了两个方面的人事问题。一是执掌历法的官员，二是寻找一个行政方面的助手。
关于执掌历法的官员人选，有人推荐了尧的儿子丹朱。但尧不同意，他认为，自己的儿子不踏实，信口开河，又好跟人争辩，不是合适的人选。关于行政助手，大臣欢兜推荐了共工，说他在治水方面已有一定的成绩。但尧并不认同，他认为共工阳奉阴违，表面恭敬，内心轻漫，不是合适的人选。尧认为，眼下洪水滔滔，生民最关心的就是解除水患。然而，谁是治水的最佳人选呢？群臣们又说：最佳人选是鲧。但是，尧还是不能认同，他认为，鲧不能履行职责，将有损于整个邦族。但群臣们强烈要求：给鲧一次试用的机会吧。也许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僵持，尧作出了妥协。他把治水的重任交给了鲧，并嘱咐鲧好好干，一定要谨慎行事。但是，经过九年的试用，证明鲧确实不行。
这段叙述表明，尧不愿让自己的儿子出任历法方面的主管官员，没有任人唯亲。这样的解释显然有助于树立尧的完美形象。至于行政助手的选择问题，群臣先后推荐的两个人选，尧都不认同。一方面，这说明尧善于识人、察人，早早就看出共工、鲧都有致命的缺陷，都不适合担当大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说群臣都是傻子。群臣举荐共工与鲧，很可能是群臣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特别是对鲧的任命，尧是不情愿的，是在群臣施加的压力下作出的政治妥协。这说明，鲧在决策层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已经获得了普遍性的支持。他的支持者如此众多，以至于尧的意志都被迫屈从。鲧的这种政治影响力，与他的儿子禹在后来的崛起，绝不是没有关系的。此外，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在尧的时代，最迫切、最现实的公共事务就是治水。谁能治水，谁就是最能干的政务官员。中国政治（思想及其实践）与水的关系，在此算是打下了一个伏笔。
再来看《尧典》叙述的最后一个事件：传帝位于虞舜。
到了晚年，尧召集四方诸侯长老，讨论政治继承人问题。尧说：看一看，你们谁能继承我的帝位？各方诸侯长老都谦逊地表示，自己德性不够，没有资格继承大位。尧又请大家随意推荐，地位卑下的人也可以。结果，大家推荐了尚未娶妻的舜。舜好在哪里呢？原来，舜有一父一母一弟，父亲心无德义，母亲说话不诚，弟弟傲慢不善，置身于“三恶”之间，舜始终都能够以至孝、德性与他们和谐相处，不断把他们引向善的方向，使他们不至于过于奸恶。这就是舜的长处。
听了大家的介绍，尧承认舜是个不错的苗子，可以试试，以观其行迹；他既然是单身汉，不妨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观察他迎娶二女的法度，从他治家的水平看他治国的能力。于是，尧把两个女儿下嫁到妫水湾，作了舜的妻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尧对舜很满意。他的结论是，舜能够修己行敬以安人，可以担当大任。
叙述到这里，《尧典》戛然而止。尧的结论，意味着唐尧时代的行将结束与虞舜时代的渐次展开。
分析尧与舜之间的权力交接，可以发现，在这个过程中，舜的德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依靠自己的孝道、品德，能够跟恶人相处，能够感化恶人，能够使恶人向善。这种仅见于家庭范围之内的具有道义性质的支配力与影响力，就是充当政治领袖的最可靠的潜力与资质。舜就是因为这种道义能力，脱颖而出的。与舜相比较，各方诸侯长老在表达谦抑的时候，也是在德性方面做文章，称“自己德性不够，不足以高居帝位”云云。此外，还有一个人也不能不再次提到，那就是尧的儿子丹朱，他对帝位其实是“有想法”的，居然没有得到父亲的应允。尧为了天下之利，拒斥了自己的儿子，选择了舜作为自己的政治继承人。
读完《尧典》，历代读者都可以获得这样一些信息：舜获得帝位，是因为德性，他的德性受到了尧和各方诸侯长老的普遍认同；尧选择舜，是因为天下能够“得其利”，是为天下人着想的圣王之举。不过，在获得这样的结论和印象之后，我们还必须意识到，这些信息，这些结论，都是舜的史官试图传递给我们的。这些没有署名的史官，他们到底想说什么呢？他们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