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谟》叙述了三件事，且依次剖析。
第一件，是舜、禹、伯益开会交流政治见解，近似于今人常说的理论务虚会。其时，禹已经处于摄政地位，但舜仍位居天子之尊。至于伯益，根据《舜典》的记载，他已成为舜任命的山泽之官，同时，他还是大法官皋陶的儿子。
他们三人的讨论由禹开始。禹说：“数年来，自己对外宣扬文德教命，对内恪守尧舜之道。自己的体会是，如果君主明白为君的艰难，大臣知道为臣的不易，则国政可治，民德可修。”
舜赞同禹的见解，但又补充说：“如果君臣都能兢兢业业，君主能够得到贤人的辅佐，做到善言无所隐藏，野无遗贤，贤人都能为我所用，天下就安宁了。因此，君主必须考察众人的意见，观其是非，舍己之非，从人之是；善待那些鳏寡孤独者，救助那些穷困无依者。自古以来，能够这样做的，只有圣君尧帝。”
伯益接着说：“确实，尧之德极其宽广，无所不通，神妙无穷，文经天地，武定祸乱。尧之德为上天所见，因而上天使他尽有四海之内，而为天下之君。”
大禹又说：“顺道则吉，逆道则凶，吉凶之报，如影之随形，响之随声。”
伯益随后强调：“君主要注意以下几点：要防患于未然，不可放弃法度，不可过于悠闲，不可过于享乐，任用贤人不要怀疑，罢免佞人不要犹豫，可疑之谋略不能采纳，如此，则道义所存于此，且将日渐深广。同时，不要违背正道以博取百姓的称赞，也不要违反百姓的意愿来满足自己的私心，如果常行此道，持之以恒，那么，四夷之国都会来朝见天子。”
禹说：“是啊，当君主的一定要记住，为君之德在于实现美好的政治，美好政治的核心在于养民，养民之本在于六府之事：水、火、金、本、土、谷。此外，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也要相互协调，这九件事应当理顺，理顺了就应当歌颂。要用美德规劝臣民，用威罚监督臣民，用九歌鼓励臣民，三者并用，可保政治不至衰败。”
舜最后说：“很好，你治理水土，致使河清海晏；你把六府与三事都做好了，利在万代，功在千秋。”
这段对话，以禹陈述政见开始，以舜对禹的赞赏而告终。禹发言三次，其政见可以概括为：在政治伦理方面，无论君臣，都要尽职尽责；在政治原则方面，要顺道而行，祛恶扬善；在政治事务方面，要做好六府三事。前两点务虚，后一点务实，虚实结合，建构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施政纲领。这个纲领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汇入到有史以来的中国政治信条中了，譬如恪尽职守、正身以德、厚生养民，等等。相对于禹的正面立论，伯益的两次发言各有特色：第一次发言主要在于颂扬尧的美德，为舜和禹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政治榜样。第二次发言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为政之禁忌”。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父亲是皋陶，伯益在舜、禹主导的政治体系中，享有比较特殊的话语权。这也许是他可以在舜、禹面前放言高论的原因——这个原因，也许还可以解释，为什么舜与禹之间的对话，他可以参与并自由发言。至于舜的两次发言，都是对禹的认同，体现了长者的宽容与鼓励，至于他的个人观点，则不甚突出，主要是野无遗贤、舍己从众、救济贫苦，等等。
《大禹谟》叙述的第二件事，是讨论舜、禹之间的帝位禅让问题，参与讨论的也是三人，除了舜、禹之外，还有伯益的父亲皋陶。这次会议，不再“务虚”，而是一场实质性的政治决断。
舜先说：“禹啊，我在帝位上已经呆了33年，年岁太老，倦于政务，你应当努力不怠，把担子接过去。”但是，禹却不愿意接受，他说：“我德行不够，不足以服众。皋陶广施其德，深孚众望，您应当把帝位传给他。”
听了大禹的话，舜转过来对皋陶说：“臣民们听从我的命令，都是因为你这个法官当得好，你能用五刑之罚辅助五常之教，完全符合我们推行的治道。你运作刑罚，目的却在于消除刑罚，众人的行为都能合于中道，这都是你的劳苦功高。”皋陶回答道：“众人的行为合于中道，都是因为您德行完美，毫无差错。您简约治臣，宽以御众，惩罚不及后人，奖赏延及子嗣。疑罪从轻处罚，疑功从重奖励。宁愿放纵坏人，也不错杀好人。您的这些仁德之政，深得民心，所以没有人犯上作乱。”舜说：“让我从心所欲来施政，四方民众愿意如草应风般地跟着我走，都应当归功于你的美德。”
舜又对禹说：“当洪水袭来之时，你能成治水之功，能成声教之信；你能勤劳于国，能勤俭于家，又不骄傲自大；你不自以为贤，天下没有人与你争能，你不自以为功，天下没有人与你争功。我赞赏你的功德。天道由你承载，你将成为天子。人心难安，道心难明，一心一意，坚持中道。不要听信无稽之词，也不可听信专断之言。君离不开民，民也离不开君。希望你谨守为君之道，敬修可愿之事，养四海穷困之民，则天命将永在你身上。”禹还要辞让，舜只是不允。第二年正月塑旦之日，禹终于在太庙里接受了舜禅让的天子之位。
这段对话描述了舜、禹之间的禅让过程。此情此景，仿佛尧、舜之间禅让过程的再现。这种历史画面的重演表明，禅让已经成为了一种美好的政治传统。不过，尧、舜、禹之间的禅让，与刘汉、曹魏、司马晋之间的禅让，不知是不是同一种禅让。从形式上看，这两种禅让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前一个君主强烈要求把帝位传给后一个君主，后一个君主反反复复地推辞，实在推辞不掉，才勉为其难地应承下来。然而，由于汉晋之间的史料比较详尽，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刘氏与曹氏之间的禅让，还是四十多年以后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禅让，都只是一场表演罢了。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在《尚书》的表达背后，是否还有“真事”可供“索隐”，就不得而知了。非要穷根问底，就只好凭常情常理加以推断。
舜、禹之间的禅让还是有一点不同于尧、舜之间的禅让：舜对尧的辞让，主要理由是德性不够，还需要继承提高。禹对舜的辞让，则有更实际的理由：皋陶比自己更适合，他的民意基础更好，建议把帝位传给皋陶。舜虽然也完全承认、高度评价了皋陶的功勋与德性，但还是坚定不移地把帝位传给了禹。这个片断说明，在尧的时代，舜是唯一的候选人，没有出现强有力的竞争者。但在舜的时代，禹虽然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皋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和巨大声望绝不能等闲视之。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禹才会在舜的面前直接推荐皋陶。这样的推荐具有两点含义：一方面，无论是禹还是舜，都没有忽视皋陶的存在，都承认皋陶的分量和地位。这对于皋陶而言，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安慰和精神补偿，即使皋陶没有成为继任的君主，他也可以享有崇高的道义性质的支配力。另一方面，对于即将继承帝位的禹来说，则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敌意，获得支持。禹在舜面前高调推荐皋陶，有助于拉近皋陶与自己之间的情感距离，有助于优化自己继位之后的政治生态环境。因此，从政治的一般原理来看，禹推荐皋陶的举动，甚至有可能是舜、禹之间合谋的结果。
《大禹谟》记载的第三件事，是舜让禹去征讨苗民，理由是苗民不大驯服。禹于是召集各路诸侯，说：“苗民之君，不遵王命，违反正德，败坏道义，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因此，人民纷纷离散，上天降罪于他。现在，我奉帝舜的命令，率领你们去讨伐他。”但是，经过30天的征伐，苗民还是不服。苗民的理由是：尚未晓之以理，便胁之以兵，这属于以力服人，当然不服。正在僵持之际，皋陶的儿子伯益出面劝说禹：“施德可以感动上天，无论多么偏远的人都会受到感召。满招损，谦受益，这是天之常道。遥想舜帝当年，面对父之恶，他常常向上天号泣，向父亲号泣，克己自责，不责于人。他总是恭敬地对待父亲，终于感化了父亲。只要怀着一颗至诚之心，神明都可以感动，何况这些苗民呢。”禹认为伯益说得对，于是班师还朝。撤兵之后，舜大兴文德之教，并编出象征文德的舞蹈。果然，过了70天后，苗民主动前来朝拜。
这件事有些蹊跷，也有些矛盾：其一，苗民之君已成邪恶的象征，上天已经为他定了罪，禹的讨伐属于代天而罚。但是，义正词严的“天罚”，却是征而不服，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僵持不下，只好收兵。这就说明，奉上天讨伐、奉舜帝讨伐的正当性依据是有疑问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收兵就是对“天降之罪”、“代天而罚”的否定。其二，通过武力不能征服苗民，在自家门前跳上70天“文舞”就让苗民心悦诚服，似乎让人难以置信。因为，要说施文德之教，这本来就是舜的拿手好戏。舜之为君，本来就是以德正身，以德治国。换言之，注重文德之教，乃是舜的一以贯之的政治原则，任何时候都没有间断。对于这一点，苗民想必是清楚的。但苗民并没有因此而归顺。苗民为什么长期抗命、军事征伐也不服，待人家编排“文舞”之后就服了呢？如果苗民在此时此刻的归顺确有其事，那么，在施文德之教与跳文教之舞以外，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只是这些原因，我们不甚清楚而已。
这件事还表明，舜和禹对苗民的征伐，乃是一个错误的政治决策，从根本上偏离了他们崇尚文德的政治原则，可以视为舜、禹之政治败笔。那么，《大禹谟》为什么还要渲染这起不甚光鲜的政治教训呢？原因可能有几点：第一，体现了舜、禹知错就改、舍己从人的高贵品格。第二，通过这个事例，有助于反映武力与文德之间的高低。用武力办不成的事，修文德反而可以办成。要让别人归顺，只能依靠文德，不可迷信武力。这个结论，构成了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信条。第三，这个事件的主角依然是三人：舜、禹、伯益，与《大禹谟》记载的第一个事件中的人物构成完全一样。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事件中的伯益，居然显得比舜、禹还要睿智，还要高明。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允许伯益来开导禹、纠正舜？在伯益的话里，虽然称赞了舜早年的美德，但毕竟还是体现了对于舜、禹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批评。伯益的话也许只能解释为：皋陶、伯益父子的政治地位确实太高，以至于记载此事的史官，也不得不对此有所反映，也不得不受制于这样的政治格局。
总结《大禹谟》记载的三件事，可以发现，三件事的主角都是三个人。舜、禹在每件事中都出现了，另一个角色则由皋陶、伯益父子俩轮流出场。其中，伯益出场两次，皋陶出场一次。这个事实表明，舜、禹交替时期的朝政，很可能是“三驾马车”的状态：舜是资深的政治领袖，禹是候补的政治领袖，但皋陶、伯益家族同样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记录这些言行的人，有可能就是皋陶、伯益势力集团中的人。否则，《大禹谟》中的人物，就不会如此安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