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振文
[摘要]重庆解放之后，最初对重庆大屠杀事件进行写作的脱险志士并不是后来《红岩》创作团队中的罗广斌和刘德彬，而是任可风、钟林、王国源等更有写作基础和写作能力的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并不是会写作的人就能够写作。罗广斌和刘德彬的主要优势是政治上可靠，因此，有资格和机会进入机构和组织的活动领域，并对其他人的作品进行整理和编写。虽然是编写，但他们的“成果”可以通过组织的力量流播到全国的范围，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是编写，但罗广斌和刘德彬他们“严肃”的编辑过程却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和权力的运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材料”的渗透和改造。
通过对《红岩》作者在《红岩》写作之前“文学”活动的分析，可以看出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日后写出《红岩》并“成为作家”的机遇何在。
[关键词]文学生产 政治文化 组织生产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人们对与胜利几乎同时发生的二百多个革命者被屠杀的惨痛事件进行了大量的讲述活动，与此同时，该事件被迅速地博物馆化，与此事件有关的物品、影像和文字记载成为正在北京筹备的革命博物馆的收集对象。所有这些活动的产生，都建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在大屠杀发生之前，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地方，以共产党为执政党的新中国已经成立。因此，由组织机构进行的各种对大屠杀的表征活动固然是意在对这个惨痛的事件进行编码和秩序化，而个人主要是事件的当事者对事件的讲述也是意在表明自己在这个“有意义”的事件中所处的有利位置。
在对这场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的各种书写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正是由于《红岩》的出版和在其后各种改编本的广泛流播，这个发生在雾都重庆的令人震惊而又扑朔迷离的事件才广为人知。所以，小说《红岩》的写作就成为一般人们认为的对这个事件书写的起点。而我在这里所要讲述的却是1949年11月27日重庆大屠杀发生之后到1956年10月小说写作开始之前人们对大屠杀进行的各种表征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展览、口头报告和文字书写。一方面，这些活动和小说《红岩》所取用的“材料”是一样的，另外，日后《红岩》的作者正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这样，对《红岩》写作之前和重庆“11·27”大屠杀有关的各种文化活动的分析能够使我们理解：为什么要对一个特定的事件进行频繁的讲述？不同的讲述之间是怎样进行规范和纠正的？谁是最有资格来讲述这一事件的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罗广斌、杨益言在日后能够写成一部叫做《红岩》的长篇小说，或者说，一部关于重庆集中营大屠杀的长篇小说的作者为什么会是罗广斌和杨益言？
l。报纸上的回忆文章：对重庆大屠杀的个人记忆和“私人写作”
1949年11月底，被禁闭在重庆集中营的革命者开始被撤离大陆前的国民党军队分批杀害，11月27日，更发生了震惊世人的集体大屠杀，二百多个革命者被集中枪杀和火焚。大屠杀发生过后，白公馆和渣滓洞都有人侥幸生还。在惊魂甫定之后，他们中文化较高、有写作能力的一些人拿起笔来记下了刚刚发生过的梦魇一般的经历。一些个人回忆录式的文章先后出现在重庆的地方报纸上。如王国源的《逃出白公馆》，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一一·二七瓷器口大屠杀》，钟林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等。当然，除了这些从血泊之中爬出来、可以说是死里逃生的人们之外，也曾经被禁闭在渣滓洞但已经在此之前被释放的杨益言也在大屠杀发生之后迅即写出了《我从集中营出来——瓷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
在这些文章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以下两篇文章。第一篇是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一一·二七瓷器口大屠杀》，发表于1949年12月6日《大公报》第四版。这篇文章记述的是重庆白公馆集中营“11·27”死亡之夜的情形。注意，这里的集中营是“瓷器口集中营”，这里的大屠杀是“瓷器口大屠杀”，而并非日后人们习惯上所说的“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和“中美合作所大屠杀”。在整篇文章中出现的只有“瓷器口”和“歌乐山”这两个和政治无关的地名，而并没有出现什么“中美合作所”，甚至也没有“白公馆”这个名字。可见，把这些名字与大屠杀联系起来是后来人们有意追加的，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图。这篇文章的发表日期距离大屠杀事件的发生只有8天，而它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大屠杀之后的五六天，可以想见，写作这篇文章，应该是作者在惊魂甫定、大难不死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显然，作者力求能够原汁原味地把那生死关头的一瞬刻写在纸张上。
与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一一·二七瓷器口大屠杀》非常类似的一篇文章是钟林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这篇文章分七部分从1949年12月29日至1950年1月1日连续刊载于重庆《国民公报》。该文是对11月27日发生在重庆集中营另一个监禁点渣滓洞的残暴屠杀的翔实记载。钟林是194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解放后参加了烈士追悼会筹委会的工作，负责帮助辨认、收殓遇难者的尸体。面对这些“几天以前，还是生活在一起的人”现在成了横七竖八的尸体，作者说：“我咬紧牙齿，立志要用我的口和笔来暴露这无耻的暴行和传述烈士们的英勇壮烈的事迹。现在，我的被匪特卡宾枪打伤的右手已经能够恢复动作了，我将不再只有用口来述说，虽然我的笔是那样笨拙，不能如意地生动地把这些写出来。”虽然作者是这样的谦虚，但他的笔其实并不“笨拙”，对那个难忘的夜晚的叙述“如意”而且“生动”。
这两篇作品的作者固然都有集中营生活和九死一生的经历，是事件的亲历者。但除此之外，他们的写作经历和与新闻媒介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促使他们写作的由头。从他们的履历可以看出，他们在此之前都具有写作的经历，其中的任可风在40年代末期就开始在重庆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解放初期，任可风在《大公报》当记者，钟林在《新华日报》工作。
相同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来叙述他们所亲历的个人经验，从他们事无巨细的描述可以看出他们试图把真相原原本本地告知读者。在惊魂落定之后，他们经历中的每一个细节对于局外人来说都是有价值的，这是他们作为亲历者的资源和资本。在战火的硝烟刚刚弥散之际，他们这些在组织机构之外的写作活动显然还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从而显得生鲜和粗砺，与在此之后《红岩》作者参与的对大屠杀事件的叙述相比较，无意识的暴露出大量不符合政治需要的“历史事实”，因此，它们具有特别的参照价值。稍后我们就会看到，同是从集中营血火之中侥幸生还的在组织机构的框架中工作的罗广斌和刘德彬怎样对这些第一批有关大屠杀的书写进行了“编写”和利用。
2.《中美合作所血债》：对个人记忆的占用、改写和规范化
解放了的重庆，虽然没有成为撤退前的国民党所秘密策划的“烂摊子”，但是，大门洞开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却在人们眼前展开了惨不忍睹的一幕。这样，处理这个不管是意料之内还是意料之外的令人惨痛的事情，就成为刚刚执掌政权的重庆市军政干部在计划欢庆胜利之前的头等大事。除了辨认尸体、安葬死者之外，还有一个摆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对这些人“在政治上应有一个交待，特别是杨虎城、罗世文、黄显声、车耀先等有着全国性影响的人物的被惨杀，应当及早有所表示。即是说，应当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的日期定在了1950年1月15日，但是在此之前的筹备工作相当繁杂也非常重要，比如，要对集中营里的死难人员进行政治审查，确定死难人员的烈士资格；比如，要给死难的烈士们编辑简明的个人传记。当时，对死难烈士进行政治审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当年重庆地下党的头面人物如肖泽宽、邓照明也只能是“参加”，日后《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刘德彬也“参加”了这个工作，但显然主要是“提供情况”的角色。当然，这个“提供情况”也不是随便一个脱险出狱的人都有资格的，即使是帮助辨认死者这种政治性不太强的工作，也只有钟林、傅伯雍等党员出狱者参加。除了帮助主持工作的党政领导确认死难人员的烈士资格之外，被组织信任的罗广斌、刘德彬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已经确定召开的“杨虎城将军暨一一·二七被难烈士追悼会”前后，编辑一本对大屠杀以及死难烈士情况做出全面介绍的公开发行的文字读物。如果说，对任可风、钟林他们这些事件的亲历者来说，把那个惊心动魄的死里逃生的过程写出来具有医学意义上的心理治疗作用，那么，把一个令人震惊和恐怖的死难事件由官方做出具体的说明和定性，对大众情绪一样具有重要的疏导作用。
罗广斌他们编辑的最初成果应该是报纸形式的“特刊”，后来，在报纸“特刊”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编印了《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一书。在此基础上，中央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又编辑了《美帝蒋匪重庆集中营大屠杀实录》一书，作为《革命史料丛刊》第一辑由大众书店发行。
联系任可风、钟林、杨祖之等人的文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生产的两种平行的关于重庆大屠杀事件的“真实历史”：一个是当事人个人经历过的从死亡的深渊侥幸逃出的历史；一个是经过组织审查的作为政治神话向公众表白和宣扬的有关特务暴行的历史。有意思的是，这两种对历史的不同表述并非水火不容，因为，至今仍被人们认为的由罗广斌和刘德彬所写的《如此中美合作所》一书中的《中美合作所血债》一文实际上是由前述任可风、钟林的文章修改而成。通过对刘德彬所说的“我和罗广斌同志合写的一篇文章《中美合作所血债》”的“细读”，我们便可以发现，这里所谓的“合写”，实际上是“合编”。因为，其中的《血染白公馆》显然是从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而来，只有很少的文字改动，大多数的文字是原封不动地转移过来；《火烧渣滓洞》虽然作了较大的文字改动，但底子显然是钟林的文章《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通过对两种性质不同的历史记述之间的“占用”和“改写”关系的发现，起码可以说明如下问题：1.在罗广斌、刘德彬他们接受组织的安排对重庆大屠杀事件进行规范化叙述之前，已经有不少当事人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相对另类的书写，相对于《红岩》作者日后对该事件进行的影响巨大的小说写作，这些书写虽然不成气候，但还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重庆大屠杀事件的不同声音；2.虽然说任可风、钟林他们的文章是对大屠杀的个人记忆和“私人写作”，但是，他们对事件的记述基本上还是在政治权威对事件进行解释的“框架”之中进行的，许多“不可告人”的“事实”例如罗广斌在他同一时期写给市委的“内参”报告中所说的组织破坏的原因和狱中某些革命者的投降变节的情节就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因此，他们的记述的“私人性”是有限度的。也之所以如此，他们的文本才有被罗广斌、刘德彬利用和改造的价值。3.虽然是利用现成材料的编写，但绝对不是说当事者是无所用心的、随便为之的。相反，这件工作和评定烈士一样，是一件非常严肃的政治工作。在此我们需要追问的不是编写者和原创者之间的著作权关系，而是“编写”者是怎么对原来的作品进行“编写”的？在“编写”中做了什么样的删改？通过如此的删改显然是遮蔽了什么东西？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文章的题目发生了一些变化。任可风他们的题目中一再出现的字眼是“逃了出来”、“出来”、“逃出了”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着眼点在于一个个体生命在一场大劫难中的命运。在《如此中美合作所》一书中，经罗广斌他们编写过的文章题目是《血染白公馆》、《火烧渣滓洞》，显然，编写者的意图重在揭露“蒋美匪徒”的暴行，而不是个人在这场暴行中的命运。当然，任可风和钟林的文章也都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发生在“11·27”的虐杀，但在此之后，也有相当的篇幅来描写他们侥幸生还的经过。
在钟林的《我从集中营逃了出来》中，全文七部分中的三部分是写“逃出”的过程。第五部分的开头写道：
门上电灯的熄灭，黑暗给我们作了很好的掩护，没有被打死的都轻悄悄地爬起来了，啊，我们室内竟还活着五六个人，这给我们增长了不少的胆气与希望。
两个难友爬到门口边去探望外面狗子们的动静，门外，罪恶的火无情地从几个发火点燃烧着，熊熊地，借着石油的助虐蔓延开来。整个院子被火照耀地通红，使我们并不困难地看清围墙内已经没有狗子们的踪影，为了要给这惨毒无耻的暴行保存一些活口对证人，我们希望能够侥幸逃出，这也是我们的任务；同时，就要临到的被火烧死的不可想象的惨痛，更逼迫着我们冲出了。
由此看来，“侥幸逃出”，是个很确切的说法。从任可风的文章可以看出，白公馆的幸存者是由于“刽子手们暂时集体的离开了‘白公馆’，到‘渣滓洞’去继续屠杀。”而这时一个“善良的朋友”来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并放走了他们；渣滓洞的幸存者则是这些大难不死的人在敌人撤退后在生的欲望支持下坚强地跑了出去。
这些“逃出”的经历对于一个亲历者个人来说，显然是重要的也是和在集中营中的受苦受难一样令人难忘的个人经验，因为这个逃出的过程正是一个人生死之间的分界线。所以，这些最初的关于大屠杀的文章以此为重心来结构他们的文章就显得自然而然。但是，在罗广斌和刘德彬他们看来，这个过程却显然是并不重要的，或者说，真实的出狱过程并不符合编纂政治神话的政治高度。所以，在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和刘德彬的《火烧渣滓洞》中，结构的重心放在了逃出之前“蒋美匪徒”的残暴行动上，而完全删去了没有很多“斗争”的“中性”的“出来”的过程。在《红岩》作者们以后的写作中，我们还会看出围绕着如何“出狱”所发生的同样的“沉默”或是更积极的“改写”。
除了上面重要的改写之外，我们可以从更细微的地方观察任可风他们的“原文”与罗广斌他们的“改编本”在其他地方的异同。
先看任可风的《血的实录》和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
任可风的文章开头写道：“一一·二七——这血的日子，歌乐山上的西风依旧走入重锁的囚门，灰色的囚室内笼满了暮意。”一下子就把读者的视线凝结在了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个看似平常但却孕育着血雨腥风的特殊的日子。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却在文章开始补充了在此之前十月二十八日陈然、王朴的被害、十一月十四日一批人的被害以及十一月二十七日当天集体大屠杀开始之前黄显声将军的被害。这些内容显然是事后根据人们从各处汇总来的情况编写的，而并非都是写作者自己的所见所闻。
任可风的文章接下来是：“正在晚饭中，管理人员突然忙乱起来……”对 比罗广斌的文章，这句话改成了：“‘犯人们’吃晚饭时，特务狗子们突然慌忙 起来……”在这里，“管理人员”、“忙乱”这些有中性色彩的用语被改成了“特务狗子们”、“慌忙”这种带有贬义的词汇。
任可风文章中接下来的一段文字在罗广斌的文章中干脆被删掉了：“楼上忽然响着一片从来未有过的紧张的脚步声，不该当班的管理人员都全体出动，在楼梯上仓皇地上下着，图书管理员刘后总（一位新四军同志）腋下夹着行李，经过我们窗前，很激动地说了一句：‘我走了！’”稍后边和刘后总有关的一段文字在罗广斌的文章中也被删去了：
未隔五分钟，狱外连续地响了几十排枪声。
“嘿！他们自己同志和图书管理员都要干掉吗？”我们室中几个同伴同时奇怪起来。
“刘后总一定完了！”
“一定完了！”
这里的刘后总即刘厚总，又名刘侯忠，是1941年4月杀害新四军首领项英的大叛徒。后被国民党皖南行署关押。1942年冬，被押往重庆，关入渣滓洞楼下第六号牢房。刘厚总在监狱里管理图书，白天可在狱中天井走动，夜里则被锁在囚室之中。1949年11月，解放军逼近重庆，国民党军队于27日在渣滓洞执行大屠杀之前，把刘厚总放了。
紧接着刘后总的事情，在任可风的文章中出现了这样一段狱中难友的对话：
“这是蒋匪撤退的前奏了。”
“天亮了，死也值得。”
“一定先从我们这一室开始执行！”
“没关系，陈然、王朴、涂孝文、邓兴丰、蒲眼镜（华辅），他们已在丰都城给我们设立招待所了。”
在罗广斌的文章中，其他文字没有改变，只是最后一句改成了“没关系，陈然、王朴……他们已在丰都城给我们设立招待所了。”这里，把“涂孝文、邓兴丰、蒲眼镜（华辅）”用省略号代替，不是因为人名太多，而是因为这里的涂孝文和蒲华辅虽然被集中营的敌人枪杀，但他们都有叛变投敌、出卖同志的经历。参加了烈士资格审查的罗广斌自然不会把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严肃”的“会刊”当中。
再下面是对革命者的对话语言所做的一些修辞上的“洁化”处理。如把革命者怒骂“监所主管人员”的“你个龟儿子，卖屁股的！”改成了“奴才！你们这群失掉人性的奴才！”把“老子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改成了“总有一天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
还有一处删改，就是刘国軲等人被拉到狱外枪杀，写到刘国軲他们在狱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狱内也高喊同样的口号作为呼应。然后，在任可风的文章中的下边几行被罗广斌删去了：
枪声响了，外面的口号声也随着停了，我们高呼：
“刘国鋕同志万岁！”
“血债要用血来偿还！”
这几句被删掉大概主要是因为中间的一行：“刘国軲同志万岁！”实际上，当时在重庆集中营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的革命志士中，除了共产党员外，还有民革、民盟等进步民主党派的成员，也有不少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经高呼过的口号是各种各样的，在解放后的文字书写中很快就被规范成一律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
现在再来看由刘德彬编写的《火烧渣滓洞》对钟林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做了怎样的删改。
和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不同，刘德彬的《火烧渣滓洞》粗略地看和钟林的文章没有原本和改写本的关系，但仔细审查，还是到处能看到刘德彬袭用钟林文章的踪迹，只是没有原原本本地照抄，而是在吸收钟林文章内容的基础上做了比较大的文字修改。要进行修订的原因不是钟林的文章有文字问题，而是钟林的文章太过个性化，因为作者显然是想把当时的历史情境和人们的心理变化尽可能具体、细致地再现出来。从一般的读者心理来说，人们会关心在那个生死时刻革命者的所思所想，而作者也显然是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运思的。因此，贯穿全文的是作者对自己从屠杀前夕到脱险成功全过程当中心理变化的细腻刻写。先是写在屠杀前夕的“愉快”心情，写革命者们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鼓舞下提出“保养身体”和进行关于“出狱后如何做事做人”的学习，然后写到27日大屠杀之前的一系列情形。因为他们错误地判断特务在撤退之前要把他们移交和释放，所以，把特务在枪杀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反当成是对上述错误看法的证明，作者一再述说“我们的心情是无比的愉快的”、“我们在最愉快的心情下……”、“现在我们都愉快地谈着……”所以，突然而来的激烈的枪杀就显得更其突然。接下来，作者写到从感到“必死无疑”到一次次的侥幸生还然后又一次次的希望破灭到最后终于“‘活’出来了”的“生死轮回”的过程。
刘德彬的文章也写了在大屠杀当中人们的心理情况，但他不是从个人体验的角度来描述，而是对“大家”的心情进行抽象的概括和分析：“他们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虽然也想到卑鄙的匪特们在他们末路穷途的时候可能来一个无耻的屠杀，但是，在牢中的政治犯们是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的，虽然大家都有着对在新社会里生活的强烈的憧憬和期望，虽然大家都不愿意死，但是在敌人的牢狱中生死只好由他的便了。而且，共同的理想已将实现，就在这解放的时候成仁就义，牺牲生命能够得着理想的实现，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在这样崇高的意念下，没有人去考虑自己的是否会被屠杀的问题。”
显然，刘德彬把革命者在生死关头的心理变化进行了“哲学化”、“道德化”和“政治化”的处理，把革命者没有想到会有一场大屠杀改写成“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把由于错误的信息和判断而“没有人去考虑自己是否会被屠杀”的单纯心理问题改写成为在某种“崇高的意念下”产生的思想境界问题。
另外，对钟林文中的某些“自然主义”的“实录”，刘德彬也做了一定的删减和修订，如钟林文中的这样一段：
“不要打我的脚，我坐起来你打好了。”对面地下的愤怒的声音，蕴藏着深深的仇恨，好像是陈作仪的。
“碰碰，”狗子们那里等他坐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
“碰碰碰碰碰……”
“你妈的万岁嘛……”一个狗子狞笑着。
“碰碰……碰碰……”
在刘德彬的文中删去了“你妈的万岁嘛……”这句近似实录的“情景”语言，改成了：
“不要乱打，我坐起来你打头好了。”是陈作仪的蕴藏着愤恨的声音——他被打伤了脚。
“碰碰，碰碰！”狗子们那里肯让他坐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
“碰碰碰碰……”
现在我们可以对日后《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刘德彬解放后进行的有关重庆集中营大屠杀事件所做的第一次公开的文字活动进行初步总结。
在重庆解放之后，最初对大屠杀进行写作的脱险志士中并没有后来《红岩》创作团队中的罗广斌和刘德彬，而是任可风、钟林、王国源等更有写作基础和写作能力的人。并不像有的人后来所说的“在重庆解放前夕，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里的战友，绝大多数都被敌特秘密杀害了。我所认识的那些狱中会写作的老同志，没有一个幸存下来。”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任可风等人显然是会写作的。他们的文章，无论是结构的严整性还是语言的熟练程度都在《红岩》三位作者之上。正是他们这些从政治上讲可能不太成熟的文章显示出了对生活的敏锐感觉和文字上的生动鲜活，给我们留下了对那个惨痛记忆的更为真实的细节。但显然并不是会写作的人就能够写作。罗广斌和刘德彬的主要优势是政治上的可靠，因此，有资格和机会进入机构和组织的活动领域。虽然是编写，但他们的“成果”可以通过组织的力量流播到全国的范围，产生更大的影响。
虽然是“编写”，但罗广斌和刘德彬他们“严肃”的编辑过程却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和权力的运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材料”的渗透和改造。因此，每一点对“材料”看似细微的“修改”其实都大有深意。比如，最早的几篇文章对禁闭和屠杀革命者的地方都是称为“集中营”或“瓷器口集中营”，但是，在罗广斌和刘德彬参加编写的“会刊”中却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这一看起来很小的变化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含义，是和建国前夕亲苏反美的“一边倒”外交政策相联系的。“集中营”只是一个中性的通用的称呼，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就有了政治的含义，就把这个“杀人的魔窟”和本来与屠杀毫无瓜葛的美国联系在了一起。在编辑“会刊”之后几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从此之后，“反美、抗美、蔑美”就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中美合作所大屠杀”这个生拉硬扯的说法就成为做宣传工作的好材料，罗广斌他们在此后的一系列活动包括做报告、写作便都和这个无中生有的中美合作的大屠杀有关，甚至“反美”宣传成为他们进行这些活动的主要动机。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修改是，任可风、钟林他们的文章都是用的第一人称，围绕作者自己的个人经历和体验来结构文章，而罗广斌、刘德彬他们的文章则是使用第三人称，目标是对这起事件进行“客观的”、“全面的”报道，虽然他们的讲述，既不“客观”，也不“全面”。但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从这个最初的文字活动开始，罗广斌他们的写作动机就不是为了记述自己的个人经历和表达作者的个人体验。但这并不是说任可风、钟林他们的记述就是“客观的”、“全面的”、没有政治倾向性的。虽然他们是经历过“11·27”大屠杀事件的当事人，但他们所“亲历的现实”已然经过了政治的调节和纠正，因为，他们对大屠杀事件的认识视角显然和罗广斌他们一样是政治的而非道义的和理智的。罗广斌、刘德彬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权力机构工作人员的身份和位置为他们把握政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因此，他们有能力剔除在任可风和钟林文章中的某些“瑕疵”，从而使得历史看起来更具连续性。这些“瑕疵”包括对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物和蒋匪特务们所做的中性描写，包括一些有损革命者形象的“不洁”语言等等。
3.《圣洁的血花》：对集中营生活进行“斗争化”叙事的开始
1950年1月发行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可以说是对重庆大屠杀进行记述的第一个官方文本。该文本由组织上可靠信任的大屠杀见证人罗广斌、刘德彬编写，并且经过军队政工人员的严格把关，所以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合法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还是它所依据的任可风、钟林的文章，都把笔墨集中在了1949年11月27日这一天（包括在此前后几次的屠杀），即集中在了揭露国民党匪徒屠杀革命者的残暴无道上。但是，大屠杀实际上只是一连串复杂事件中的一个“节点”，除此之外，还有它的前因和结果，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但显然，此时此刻，这些未能写出的东西还是模糊的尚待澄清的海水下的冰山，只有这个很小的“节点”具有政治上的明朗性和“可写性”。和这里内容上的“局促”形成对照的是1950年7月1日发表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合写的《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这个文本都把笔触延伸到了大屠杀之前的狱中情形。
《圣洁的血花》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写作小组”“集体写作”的第一个产品，很多人把它作为《红岩》作者写作活动的开端。从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集体写作”模式和联合署名的角度说，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这篇一万字出头的文章最初发表在重庆市文联筹委会于1950年5月刚刚创刊的《大众文艺》卷1三期上，旋即被同样是创刊不久的《新华月报》第二卷第四期全文转载，不到半年，又被广州新华书店华南总分店作为“华南大众小丛书”之一出版了只有34页的单行本。
在许多文章中，提到《圣洁的血花》，都认为该文是罗广斌、刘德彬在“写作”《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中的“血染白公馆”和“火烧渣滓洞”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但细加注意就可以看出，《圣洁的血花》和以上所说两篇文章区别很大，它们之间并没有多少渊源关系。从文章的结构看，《圣洁的血花》分三个段落：第一段写集中营里几个斗争生活和学习生活的片断；第二段写了两个更为典型的英雄形象，陈然和江竹筠；第三段写大屠杀的经过。如果说和“血染白公馆”、“火烧渣滓洞”有什么联系的话，也就只有这里的第三段。经过对照阅读，可以发现，第一段主要是从杨祖之（杨益言）的《我从集中营出来》一文改写而来，当然，作者在这里对原文中关于集中营生活的大量“中性”描写做了很大的删减和修改，只留下了几个亮度较高的片断：“监狱之花”的诞生、龙光章的病死和狱中追悼会、新年联欢会、狱中学习和“《挺进报》白宫版”；第二段江竹筠部分的前边百来十字，是关于江竹筠在万县被捕的经过，应该是刘德彬提供的资料或者是刘德彬所写，因为刘德彬曾和江竹筠在万县一起被捕并一起被送到渣滓洞关押；在此之后关于江竹筠的文字显然是转抄自罗广斌1950年5月4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一篇小文章《我们的丹娘江竹筠》。只有第三段写最后的屠杀经过的文字，和《如此中美合作所》有明显的关联。因此，《圣洁的血花》倒的确如杨本泉所说，是“将他们过去写的稿子整理了一遍”，是几篇稿子的机械组合。在文中，这种组合的痕迹十分明显，如叙事人“我们”一会儿在万县警察局，一会儿在渣滓洞，一会儿在白公馆，包括了杨益言、刘德彬和罗广斌三个人的经历，结构上也显得颠三倒四，第一段已经写了江竹筠在狱中组织难友学习的事情，第二段又开始写江竹筠的被捕。
因此，不管这篇文章的执笔人和主导者是谁，从文本可以看出，这又是一篇和《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样的“编写”之作，其中心工作是对一些材料的组合与加工，这种组合与加工的结果也和《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样，就是使得原文故事的连贯性、细节的复杂性和意义的含混性一并消失，而成为事件机械组合但意义清楚明晰的宣传读物。这也逐渐使我们明白，为什么这篇看不出什么写作水平的小东西能够得到许多媒体的青睐，这种不期而至的“成功”甚至出乎作者们的意料之外。这样，需要提出和回答的问题就是，这篇被多次“复制”的小文章被“复制”的理由是什么？这里，我们要格外注意发表和转载这篇文章的刊物和出版社的国家性质，如发表《圣洁的血花》的《大众文艺》是重庆市文联创办的文学“阵地”，其目标和任务就是要“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和“为工农兵服务”；出版《圣洁的血花》的新华书店在刚刚解放时不只是一个图书发行部门，而且也是代表国家的图书生产单位。用“奢侈”的大号字体排印的这种在当时很盛行的宣传小册子，一方面起着直接的政治宣传作用，另一方面又在引导一种新的文学成规——“大众文艺”的生成。《圣洁的血花》虽然和罗广斌、刘德彬编写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样“粗糙”、一样“简陋”，但是它把对集中营事件的“报道”和对一个组织的讴歌（“七·一”征文）结合了起来，这是它获得“合法性”和被多次“复制”的真正原因。
4.《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对重庆大屠杀的“深度报道”
1958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专门发表革命回忆录的丛刊《红旗飘飘》第六集上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一年后的1959年2月，在这个12000字的回忆录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4万字的单行本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出版。
从作者们和中青社编辑的来往信件，我们可以知道这两个所谓的“回忆录”实际上就是罗广斌他们解放后在全省各地做巡回报告的讲稿的整理。据知情者杨世元所说，他们当年的报告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讲稿，只是一个报告提纲。向中青社《红旗飘飘》编辑部交差的这个短篇回忆录，就是根据1956年春天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在江津地委所做报告的内容整理而成的，因为这次报告的内容江津地委做了详细记录用于打印下发。
比较《圣洁的血花》和《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修辞用语，可以看出《圣洁的血花》虽然通俗易懂，但明显属于书面语言，而《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却是适合于做报告的口语，因此两个东西应该没有直接的延续关系。但从内容上看，两篇文章却有类似的地方，毕竟《圣洁的血花》是他们在1956年写作《锢禁的世界》之前关于重庆集中营的最全面的记述，因此，他们的报告提纲和《圣洁的血花》有参照的关系大概是不错的，只不过在后来做报告的过程当中，他们对报告提纲进行了不断的加工和修改，对这个修改过程，中青社编辑张羽说：“作者根据群众的意见，经过调查研究，讲稿改了又改，补了又补。”现在我们需要考察的是，通过比较《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和此前的《圣洁的血花》及作者们的其他作品，来辨析究竟作者们在与听众的“交流与共鸣”中、“在群众的要求下”进行了那些修改和补充？这些“修改”和“补充”是为了取得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效果？如果“报告”和“回忆录”中的历史是可以不断修改和补充的，那么，这种历史讲述的性质又是什么？
《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有6个小段，每段有一个小标题，分别是：“魔窟”、“考验”、“意志的闪光”、“挺进报”、“望窗外已是新春”、“最后的时刻”。第一段是对集中营的总体介绍。在《圣洁的血花》中对集中营的介绍还是很简略的，在这里，作者们对集中营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但却是牵强的介绍，其目的是把集中营的一切“罪恶活动”和美国这个50年代中国最大也最现实的敌人联系起来，为了实现这个功能，就要对真实的历史进行一番重新梳理，把美国和中国联合成立的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情报机构（美国人当时对中国国共两党关系确实进行了有限度的参与）说成是“美国特务”和国民党政府联合起来残害、虐杀共产党的“人间地狱”；第一段的第二个内容是宏观地介绍革命者在集中营中所遭受的非人的虐待和显然是夸张了的牺牲，这里的介绍虽然夸大其词，“加油加酱”，但却只是总结性的概况而非细节的实录，这种写法就既表现了敌人的残酷同时又避免了有可能产生负面效果的“写真实”。
第二段“考验”是在作者们此前和此后的文字书写中都没有写到的内容，写了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曾经发动“西安事变”的国民党将领杨虎城将军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被关押的经历和1946年之前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军委委员车耀先在此被关押和被害的经过。把这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和“11·27”大屠杀事件并无关联的“大人物”的事情补充进来，显然能够极大地增加敌人的罪恶和增强报告的“分量”，也能够转移人们对“挺进报事件”复杂性的关注，把视线集中到国民党特务“一贯”反动的罪恶行径上。
第三段“意志的闪光”和第四段“‘挺进报’”分别写江竹筠和陈然，是对《圣洁的血花》第二段的扩写。在《圣洁的血花》中写江姐和陈然，主要是写他们被捕和受刑的经过，但在这里却大大补充了他们在被捕之前的革命活动，如江竹筠的童工出身和她1947年下乡支援农村斗争的经历。对陈然的介绍和《圣洁的血花》相比有很大的变化，在《圣洁的血花》中只是对陈然受刑的残酷场面和过程做了“自然主义”的细致描摹，人物的对话语言显然没有经过“崇高化”（对革命者）或“非人化”（对敌人）的“加工”处理，按照更“激进”的文学观念来要求，这种对文字的处理就显得“敌我不分”和“立场不清”，因而，《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中对陈然的介绍就更多的介绍他被捕之前负责印刷《挺进报》时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和高度负责的精神，被捕之后代替受刑内容的是陈然在白公馆继续进行斗争、传递狱外消息、“出版《挺进报》白宫版”的经过。
第五段“望窗外已是新春”，写“春节大联欢”。在《圣洁的血花》中根据杨益言《我从集中营出来》所写的表现集体斗争的第一段在这里被大大压缩，这可能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报告版本不得不做出的剪裁，所以，在1959年2月出版的扩大为4万多字的单行本《烈火中永生》中，新补充了6条内容，分别是：“在黑色的山谷里”（第1段，对集中营的背景的交代）；“日光、空气、水及其他”（第5段）；“‘监狱之花’的诞生”（第6段）；“追悼会”（第7段，写新四军战士龙光章）；“铁窗里”（第10段）；“坚强的人”（第11段，讲一个从白公馆地下室越狱逃跑成功的谁也不知道姓名的英雄的故事，但这个英雄在白公馆外边被特务追捕，最后死于电网上）。
第6段是“最后的时刻”，写大屠杀的经过。可以看出，这个颇有悲剧意味、容易产生歧义的“最后的时刻”在讲述过程中的分量变得越来越小了。在《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中由罗广斌、刘德彬编写的《“中美合作所”血债》一文中，这个内容还是所要讲述的全部内容，在《圣洁的血花》中这部分内容就只占全篇的三分之一，而到《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中就成了只占全篇的六分之一，到单行本《烈火中永生》，这一部分内容更减少到了只占全部文本的十二分之一。大屠杀的内容虽然是越来越少，但是，在这些文本中作者还没有改变历史的基本事实，没有试图安排在之后的小说中所写的胜利越狱的情节。在单行本《在烈火中永生》之中补写的第11段写了一个越狱逃跑的无名英雄，虽然在最后写道：“这个坚强的革命者的故事，给了同志们以无穷的力量，激发着人们进行新的尝试的勇气。”但是，最后一段“最后的时刻”还是显示出，到最后，敌人也没有给革命者生还的机会，几个生还的人，也不过是侥幸从后窗逃了出来。从“回忆录”中，我们感到最为震惊的还是“大屠杀”的残酷和对革命者在胜利在望的特定时刻死于非命的无限“同情”。在《红岩》中，这个很有用的故事被“故事大王”罗广斌加以利用，“分配”给了虚构的主角“许云峰”，而且，许云峰挖的这个越狱通道并没有用于自己使用，像这里的那个匿名的英雄，而是留给了监狱中的大多数同志，最后，许云峰虽然被敌人枪毙了，但大多数的革命者却通过这个通道冲出了“地狱”。这个虚构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情节的构思，使得《红岩》突破了此前所有的关于大屠杀的想象和讲述，是小说《红岩》的高潮，也是小说取得“成功”的关键构想之一。
5.几点总结：革命历史讲述的成规
（1）为什么要反复讲述一段特定的历史？
对重庆大屠杀事件的讲述活动并不只是甚至并不主要是通过文本的形式，而更多的是通过做报告的口头形式。
这种讲述在烈士追悼会开过之后的第三天就开始了，刘德彬曾回顾说：“1950年1月18日，‘烈士遗物展览会’在大同路渝女师极其隆重地举行。‘11·27’脱险同志除已离开重庆和个别住院以外，全部在‘展览会’现身说法，以亲身经历宣扬烈士英勇就义和揭露敌人的罪行，罗广斌和我也不例外。”讲述“重庆大屠杀”成为经常性的反复进行的活动是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以后，在中央确定了“抗美援朝”的外交政策之后，在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各种形式的反美宣传活动。在曾经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所在地发生的那场大屠杀，被人们想当然地归罪于美国这个“现行反革命”，通过讲述那场血淋淋的大屠杀和死难的革命志士在监狱中的英勇斗争来控诉美帝蒋匪的“滔天罪行”，激发群众尤其是青年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感情进而促使人们更积极地参加到抗美、反美的政治任务当中去，成为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以及其他一些脱险生还者和烈士家属们的一项理所当然的政治任务，尤其是对解放后同在团市委工作的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而言就更是日常的工作。
“讲述革命故事”是一件有着现实功用和强大功能的政治行为，“故事”只是进行政治启蒙和动员的有效工具。解放后罗广斌他们进行的每一件文化行为都是“有用的”和“有效果的”：1950年1月15日召开的烈士追悼会和1月18日召开的烈士遗物展就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仪式和表演，它的目的是为了鼓动人们对残酷的国民党匪徒的仇恨，对残酷大屠杀的展览和展示显然是意在推进“血债血还”的逻辑，进而推动尚未完成的与国民党军队的最后决战。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后，尤其是中国决定入朝作战之后，激发人们的反美情绪进而鼓动青年踊跃参军、百姓支援前线，就成为宣传文化战线的重要任务，罗广斌他们几乎每天都在讲述的发生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那个血债故事成为合适的“讲义”和“教材”，加上由罗广斌、刘德彬等大屠杀事件亲历者的“现身说法”，更增加了说服力和煽动性，因而他们的报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种效果不只是体现在看不见的情绪变化，而是“要求入团”和“踊跃参军”的直接行动。1958年2月在《红旗飘飘》第六期刊登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和一年后单行本出版的《烈火中永生》虽然是由口头传播变成了文本的形式，但同样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当然，这次由文字激发的行动不是和敌对势力的战斗，而是去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和全社会面临的严重困难。虽然作者因为政治气候的变化和“政治敏感”的增强，在1964年认为《在烈火中永生》有较多的小资产阶级气息，因此，希望在再版时予以修改，但在当时，这本小书还是被认为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在三年困难时期，它在鼓舞青年的斗争精神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从以上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对光荣历史或悲壮业绩的讲述总是和当下的现实密切相关的，讲述历史是为了干预现实。
（2）怎么讲述革命故事？
在一般人看来，《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和《在烈火中永生》是关于“真人真事”的“回忆录”，作者自己在《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开始也写道：“1948年，我们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囚禁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那暗无天日的魔窟里，我们亲眼看到许多革命先烈和敌人英勇斗争的事迹。听到许多革 命前辈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讲述着激动人心的斗争事迹。”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两个《永生》的文本中，有很多内容就既非作者看到的，也非作者听到的，如写江姐一节中，关于江姐下乡到奉节县城得知丈夫牺牲和她被捕后受刑的过程，作者写道：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她打着雨伞，沿着泥泞的江边走着。城门口围着一大群人。江姐走到近前，隐约看见城头上悬着一排木笼，木笼里面挂着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不知是那位革命者牺牲了，她心里很难过，不忍心看，走开了。又一想，不对，应该知道是谁牺牲了，应该向党汇报。但是，人头已经腐烂，无法辨认，只得到旁边去看布告。
布告上，粗暴的红笔勾去了一连串的名字：
“匪首彭咏梧……”
……
有一天黄昏，刽子手把江姐的双手绑在审讯室的柱子上，一根根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竹签碰在指骨上，裂成了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
这两段描写都是作者为了增加煽动性而进行的夸张化描写。实际上，江姐带一批支援农村斗争的学生到乡下去，是听和彭咏梧一起暴动突围出来的卢光特、吴子见的说明，知道的老彭牺牲的消息，江姐并没有在城门口看到老彭的人头，而且事实上，老彭的人头也并没有挂在城门上而是挂在“竹园坪场上”。在《圣洁的血花》中，对江姐受刑的说法是：“特别是江竹筠同志，要想从她身上，找出一些关于她丈夫彭咏梧同志的关系，所以在魔窟的严刑拷讯下，受尽了老虎凳、鸭儿浮水、夹手指、电刑、钉重镣……各种各样的酷刑。”并没有这里所说的“钉竹签”。
再比如，在最后一节写到敌人在渣滓洞的屠杀时，作者写道：
枪弹象骤雨不停地向室内倾斜着。子弹在屋子里乱飞，门窗、墙壁在吱吱地呻吟。
那时候，每个人都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挡住！一秒也不能停留，冲上前去挡住！让密集的子弹穿过胸膛，也要挡住！
一个倒下去了，第二个又紧接着冲上去，一个、两个、三个……一排、两排、三排……像一座铜墙铁壁挡住刽子手们的射击，掩护着同志们从后面打窗突围。
和这段描写形成对比的是钟林在《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中所做的描写：
在一声口笛之后，枪声从各处响了起来，不断地，枪弹从风门上射进来。在门口站岗的同志倒下了，我本能地和其他同志一样，卧倒地下去，我爬到墙和壁的中间，贴紧地下。
在屠杀开始、枪声大作的一刹那，按照罗广斌他们的讲述，革命者当时的第一反映是“挡住”、“冲上前去挡住”、“一刻也不能停”，而钟林的讲述则是“卧倒”、“贴紧地下”。
刘德彬自己在90年代曾说：“罗广斌和我作过几百场报告，报告的内容就已经有所提炼和丰富。比如，小萝卜头我们只是听说过，未见其人，罗广斌通过他做梦的情节，展现了他在炼狱中锻炼成长的个性，这已经属于艺术虚构。”现在的问题是，“讲述革命故事”为什么可以同时占用“真实”和“虚构”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范畴？
实际上，“真实”和“虚构”在“讲述革命故事”的文化行为中是一对被超越的和无用的概念，“讲述革命故事”遵循的成规是“有用性”，与之矛盾的是“无用性”，而不是“虚构”。
并没有集中营经验的“群众”之所以在听报告的过程中一次次要求做报告的当事者修改所讲内容，就是因为有些内容虽然真实但并不一定听着过瘾，按照“成规”的定义，“一人群P，当他们是一种再次发生的情景s中的动力因素时，其成员的行为中存在一种规律性r是一种成规。”所谓成规，是一个人群之间的协议，因此，群众在此并不是被动的听众，而是和报告人共同遵守某种成规的“动力因素”，他们有权要求做报告的人把报告讲得“鼓舞士气”、“震撼人心”而并不追究真实与否的问题。在这里，真实与否是一个被悬置的问题。罗广斌40年代在昆明讲故事的时候就“有时候因为摆的多了，难免串台，张冠李戴”。但大家并不责怪他所讲故事的真实性，而是“大家给他出主意，使他讲的故事如何自圆其说。”“革命故事”达到自己的目的使用的策略和成形手法是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所讲故事是“亲眼所见”、“亲耳听到”的历史事实，用“当事者”和“历史事实”来赋予故事权威性；同时，对故事进行“加油加酱”的夸张，以达到惊人、愤怒或强烈的认同。因此，只要符合逻辑、能够“自圆其说”，群众允许作者做出适度的夸张和渲染，至于是否符合文体的规范、所写文章是否是严格的“回忆录”或“小说”等等属于审美成规的问题，人们是不予考虑更不会予以追究的，在《红岩》的写作过程中，虽然作者们使用了不同于“回忆录”的“小说”样式，但同样是遵循着这个“有用性”的成规来运作的。
（3）谁有资格代表历史发言？
说起《红岩》的写作，有一部分人强调是从1958年或者1959年开始的，而另有许多当年的知情者则把时间尽可能地往前推，认为《红岩》的作者们都不是写小说的，因此有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确实，《红岩》的作者们并不是突然地开始了小说写作，而是有一个很长的“生长期”，这个“生长期”的作用并不在于为小说写作积累了多少写作所需的人生经验和写作经验，而在于逐渐累积了一种可以写作小说的资格和身份。正因为有了这种资格和身份，在1956年秋，当做者们向重庆市委提出写作申请的时候，才能得到三个月的创作假和方方面面的配合与帮助。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通过对解放初期有关重庆集中营大屠杀事件书写活动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时候通过公开媒体发表有关大屠杀事件文章的大有人在，而且这些人大都是有写作经历和写作能力的文人知识分子。这个时候，《红岩》的作者们的确也在进行和大屠杀相关的文字工作，如编写200多个烈士的小传，如向市委撰写关于集中营的情况报告，如编辑《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但所有的这些文字工作都属于说明性的公文写作，而非个人的文学创作。和他们在此期间进行的其他工作如筹办烈士遗物展览、向群众进行口头宣讲等等一样，都是在一个组织机构内进行的“革命工作”。而公开发行的稍微带有文学性的文章如《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也并非如大多数人认为的某某篇是某某人所写，而是一个对其他人所写文章的编辑和改写的结果；《圣洁的血花》被许多人认为是他们三人合写作品的开始，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人“合写”的作品，同样是一种编辑和改写的产物，而不是正常的个人写作。由此可以看出，《红岩》作者们从1949年末解放到1956年秋开始小说写作之间的写作活动并不多，更谈不上有多少文学性。但是，他们这些写作在当时却是重要的，更是严肃的。这些写作，没有一次是像样的文学工作，但每一次都是重要的政治任务。正如作者们在后来写作《红岩》时市委书记任白戈所说的：“要把这当做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考虑”。因为是政治任务，所以在选择工作人员的时候就得主要考虑人选的政治水平和政治资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口口声声说“他们不是搞这个的！”但他们又能“搞这个”的原因。实际上，不但他们能搞，而且他们几乎是仅仅能搞的人。想想看，罗广斌给市委的情况报告、罗广斌、刘德彬参加编写的追悼会的“会刊”，哪一个也不是其他人能搞的，其原因无它：罗广斌是白公馆脱险逃生的20人当中唯一的中共党员；渣滓洞脱险的15人当中，共产党员比较多，这些人如钟林、孙重、傅伯雍也参加了“烈士追悼会筹委会”的其他工作，但其中罗广斌、刘德彬参加的“组织组”的工作肯定是最为慎重也最为重要的，刘德彬之所以能参加这个工作，也是因为相对来说，他是这些党员当中最为清楚可靠的。正是这种政治身份使他们获得了对集中营事件的“发言权”。他们在1950年之后屡屡被派到全省各地做报告，也是这个“发言权”的表现。对于内情复杂、含义混杂的解放前夕的《挺进报》事件和由此引发的集中营大屠杀事件，政府需要他们这样的相对来说清楚可靠的当事者来进行正面的“有教育意义”的解说，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只作为无数死难的和活着的战友的代言人而发言的”，不如说他们是作为其所在组织的代言人来发言的。正是因为有了多年的“发言人”经历，当他们在1956年提出把这些“发言”以“小说”的形式“写出来”的时候能够得到市委的支持才显得顺理成章。
（作者单位：北京鲁迅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