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季刚先生是我国近代着名的国学大师。他和他的老师章太炎曾被共称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称为“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他的名字是与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分不开的。但是，季刚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常常不易被现代的人准确理解，甚至40岁以下的中年语文工作者，有些已不太熟悉他的名字。这与他虽然从事几十年的语言文字学的教学工作，却很少有成形的着作这一点是有关系的。
季刚先生确实很少有成形的着作。现在刚刚重版的《黄侃论学杂着》和早些年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都仅仅是他早年在北大和武昌大学讲课的讲义。他去世后，南京中央大学《文艺丛刊》想印些他的遗着，但是找不到，便把他这部分讲义刊印了。这些都不是他的代表作，他的较成熟的着述都还没有来得及写出。在我亲随他学习的那些年月里，他常常告诫我，也告诫其他的学生，一定要把《说文》、《尔雅》、《广韵》等小学专着研深研熟，而且要把古代文献材料工作做好，50岁前不要忙着写书。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季刚先生博览群书，对中国古代近100种文献逐一钻研。他读书必动笔，从句读这一基本的工作作起，同时进行刊正、批注、评点和集中有关材料的工作。每本经他读过的书，都从头到尾充满了眉批、旁注和各种符号。这些都是他为以后系统着述所作的资料准备。但不幸的是，他在自己规定的写书年岁的前一年——也就是他49岁的那一年竟早亡了。因此，他不仅没有来得及把自己曾作出的一些结论(包括设想)系统反映在自己的着述中，就是有些已被人熟知的学术论点，很多也没有来得及完整、系统地作出见于文字的论证，只是靠教学中口耳相传被保留了下来。
季刚先生的学术成就不易被理解，也与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整理、介绍和普及的工作做得不够有关系。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也就是文献语言学，是与经学、考据学等学问关系至为密切的。它作为阅读古代文献的工具，自然与古代文献的内容无法绝然分开。因此，在极“左”思潮侵入各个学术领域的时期，进行这方面的整理、介绍工作，极易蒙上“复古”、“借古讽今”、“宣传封建思想”……之嫌。就连高等院校中文系里，这方面的课程也被一度取消，更不要说范围较广的普及工作了。所以除了其中的音韵学由于抽象和概括的程度较大，近年来又在国外普通语音学的推动下进展较快以外，其他两个部分——文字学和训诂学，都处在进展迟缓和后继无人的情况下。不只是黄季刚先生，还有很多近代小学家的成就，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对发展现代语言科学有益并且在今天还有应用价值的遗产，也没有完整地被继承下来。现代科学的发展很多需要从古代继承有用的东西，因而很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部门，如中国古代史、各门类的科学史、考古学、中医学、地理学、古生物学……都存在着阅读古代文献的问题，需要借助文献语言学的帮助，同时现代语言科学的发展也需要从自己本民族的研究成果中接受资料、吸取经验、寻求方法和继承一切已被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结论。因此，文献语言学不但没有“终结”，而且还有很宽广的发展前途。今天纪念季刚先生，我想应当使文献语言学的整理、介绍、普及、应用工作得到推动。让它在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纪念黄季刚先生的时候，我想谈谈在跟从他学习的十几年里，对他的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和学术成就的一些体会。
季刚先生在他的那个时代所以成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是和他重视继承又不忘发展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他从来是尊重师说又不拘泥于师说的。他有两个老师，就是章太炎和刘师培。季刚先生在1905年游学日本。第二年，太炎先生也到了日本。于是，季刚先生就多次登门谒见太炎先生请业。有一次，太炎先生见到季刚先生一篇文章，十分赞赏，有心授业。所以，当季刚先生1907年归国省亲之前，太炎先生就对他说：“回国后，你可拜孙仲容(诒让)为师；如仍回日本，就从我学习吧！”季刚先生当时就决定跟从太炎先生，当天就备礼叩头拜师。由国内二次去日本后，便亲从太炎先生学习，追随至密。他与太炎先生师生之谊极笃，当太炎先生因革命活动被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时，季刚先生不惧危险，也搬了进去，两个人日夜读书论学，更加深了互相了解。章与黄的学术活动与革命活动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后世“章黄”并称。季刚先生的另一个老师刘师培，是他在太炎先生家认识的。有一次季刚先生去刘师培家，见他正与一位北大学生对话，刘先生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多所支吾。学生离去后，季刚先生便问他为什么不认真回答问题。刘先生说：“他不是可教的学生。”随后，他便感叹“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折”，深表遗憾。季刚先生说：“你想收什么样的学生呢？”刘先生抚着他的肩膀说：“像你这样足矣！”季刚先生并不以此为戏言，第二天果真正式拜师，登门受业。当时很多人都很奇怪：黄比刘年龄只小一年零三个月，在学界也是齐名的，甚至不少人认为在“小学”上黄甚于刘。但季刚先生却常说他受益于刘先生颇多。在他为刘先生写的祭文中，也有过“夙好文字，经术诚疏，自值夫子，始辨津涂”的话语。从文献阅读的角度说，小学是经学的工具；而从语言文学研究的角度讲，经学又是小学的材料。
季刚先生如此重视经学，是很有道理的。
季刚先生对章、刘二位老师都是十分钦佩、恭敬的。但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完全模仿老师，而是追随着科学的新发展前进的。比如，太炎先生在治文字学时是不信金文、甲骨的。他在《理惑篇》里曾公开阐明过这一观点。但季刚先生却积极研究金文甲骨，主张以《说文》为纽带来研究金文甲骨，也主张用甲骨钟鼎来驳正《说文》。1932年6月，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治文字学的方法时说：
所言治文字学，私意宜分三期，一即古籀文，下至唐世所云文字学，二则宋世薛、吕、欧、赵、洪、三王、张之书；三乃近代钟鼎甲骨之学耳。
又在给徐行可的信中说：
近日闲居深念，平生虽好评书，而于数百年所出之古文字所见未宏。夫山川鼎彝，流长所信。今不信其所信，徒执木版传刻之篆书，以为足以羽翼《说文，》抑何隘耶……流长之书，岂非要籍，枣木传刻，盖已失真。是用勤探全石之书，翼获壤流之助。近世洹上发得古黾，断缺之余，亦有环宝，惜搜寻未遍，难以详言。徜于此追索变易之情。以正谬悠之说，实所愿也。
在季刚先生批注过的《说文》上，几乎每页都有金文甲骨对照《说文》之处。这使他的《说文》之学创出了新路，有了前人所不能有的成就。(近代研究文字学的学者，大多以为季刚先生“不以甲骨文为然”，实属误解)又比如，太炎先生的《文始》是一部汉字字源学(也称名源学)的创始之作。这部书对从汉代就被注意的“音近义通。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证实，对清代以来广泛运用的“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进行了理论的解释。从季刚先生的《国故论衡赞》和《小学略说》中可以看出，《文始》是他建议太炎先生作的，太炎先生在《题梦谒母坟图记之后》一文(载日本出版的《林》第二册)中曾说季刚先生“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文始》即是一例。但季刚先生对《文始》一书并不全然赞同，对其中的不少条都从声或义上进行了反驳，并在《文始》的基础上提出过探求汉字字源的更为精密的方法。
季刚先生对师说的态度是既吸取又发展的，对其他人的学术成就也都乐于吸取，绝没有什么门户之见。1927年冬天，他从沈阳回到北京，当晚就让他儿子陪着到我家中，十分兴奋地对我说：“我在东北见到曾运乾先生，与他深谈两夜。他考定的古声纽中‘喻’纽四等古归‘定’纽，‘喻’纽三等古归‘匣’纽，这是很正确的。我的‘十九纽’说应当吸收这一点。”他也曾告诉过我，他的古音二十八部是综合乾嘉各派之说而立的，并无自己的发明。而他的古声十九纽则是本邹汉勋《五韵论》之说。(邹在《五韵论》中列出十九纽的证明若干条，可惜只有题目，正文佚遗)
季刚先生善于从各方面吸取新东西，同时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充实、改正。他虽已成为一位国学大师。却时时从最基础的工作上留意，甚至一个小小的句读，只要一经发现失误，总是立即纠正。比如，1932年元月，他在给我的信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