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被专家学者长期认定为元代高僧、显宦所镌刻的《圆通寺碑》，躯体中竟悄然隐伏着北朝邑子祈福求佛的不屈灵魂。
长安城旁，声震关中的高僧大德望见了“祥云五色”，于“祥云”升腾之处，虔诚的信徒赫然掘出了精美绝伦的佛教雕像……
王宫之内，坐镇长安的安西王奇迹般地“寻亦感梦”，经历了前所发生的一切。一纸饬令，生造出恢弘的寺院与高大的丰碑。
令人不解的是，“祥云五色”与“寻亦感梦”并没有能使安西王从此逃脱流放、诛杀的厄运，而“辛亥国变”与“肢解之难”却偏偏给《圆通寺碑》带来了光明与希望……
碑林第七室东侧夹道南侧矗立之碑，习称《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碑》，简称《圆通寺碑》，又称《皇甫景元等造千佛像碑》、《皇甫景元等造像碑》、《千佛碑》等。
碑青石质，碑座已佚，高206厘米，宽90厘米，扁平四面体。碑首减底刻高浮雕盘龙，两侧六螭下垂。阳面正中雕一拱形尖顶龛，龛楣饰火焰纹，龛内造像三尊，为一佛二菩萨组合，主尊面相已毁，结跏趺坐，作说法印，身着敷搭式袈裟，下裳遮覆龛下，略有开张。龛外左、右两侧雕有日、月轮图案，日、月轮图案之下又各雕小型莲花一朵。阴面正中及左右两侧上部亦均雕一拱形尖顶龛，各龛形制与造像配置均同阳面，惟阴面龛下只雕莲花两朵而无日、月轮图案。碑身阳面有元至正十一年（1351）《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碑文，真书。陕西廉访司廉访使斡勒海寿撰文、壁峰禅师石宝金（？～1371）书丹。边框线刻团菊花纹，顶部主尊垂覆下裳两侧分刻“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八个篆字，时代风格应与碑文所载年代相同。碑身阴面雕刻排列有序的14排小龛坐佛，每排10尊，计114尊。时代风格一如四面龛内造像及日、月轮并莲花图案。
关于此碑的内容、年代、风格以及相关问题，金石文献记载大多疏而不详，存在有严重的误识现象。至于现代学者，也未见及专门的整理研究。独近年出版李域铮等人所著《西安碑林书法艺术》一书后附《西安碑林藏石细目》曾将其粗略记录，编为146号，定名作《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并认为其“竖形方座”，雕刻于元代至正十一年（1351），“1949年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交原碑林存”。
可以看出，李域铮等人的编目结论，主要是依据此碑碑阳所刻元至正十一年（1351）《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碑文。有本于此，言之凿凿，似乎并无什么疑问。问题在于，碑之四面龛内所雕一佛二菩萨造像以及碑阴所雕114龛坐佛年代与碑阳文字所载立碑时代大相径庭，显为北魏晚期风格。除此以外，碑阳顶部所雕日、月轮图案亦与造像风格接近，也为北魏时期关中地区造像碑雕凿之惯有程式，而与碑阳元至正十一年碑文内容、书体及碑身外栏所雕团花、顶部篆字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再查《咸宁县志》卷十二《金石考上》所引王昶《金石萃编》、孙星衍《寰宇访碑录》、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等文献记载，可知碑侧原尚有已经剥蚀漶泐的“武成二年（560）四月”年款以及“邑子皇甫景元”等造像者题名，其与前述造像与日月轮图案之时代、风格以及碑阳元至正十一年所刻相关内容相比较，也有明显的抵牾。
我们将上述北魏造像之组合、风格、程式与北周“武成二年（560）四月”年款以及“皇甫景元”造像题名以及元至正十一年（1351）碑文相联系，清晰地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排列有序的链条轨迹，其应为不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历史事件所酿就的结果。
除此以外，在近代陕西学者宋联奎（1870～1951）所著《苏杂志》卷二《圆通寺碑》一节中，我们还发现有关此碑辗转流传之来历以及发现经过等趣闻，其与元至正十一年（1351）碑文所载交相融合，情景坎坷，催人动容。并非仅仅只像《西安碑林书法艺术》所谓“1949年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交原碑林存”那样轻松简单。
行文至此，有两个关键问题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亦即：一通碑上，存在有两种不同的雕刻风格以及年代隔膜，其因何在？三种年代，其间距离遥遥近千年之久，又是什么力量，融会、积淀了如此令人困惑、费解的流变历史？
为解决以上种种饶有趣味的疑窦与困惑，探求凿刀下顽强隐伏的不为人知的神秘内蕴，我们有必要从形制、风格、内容、历史等有关方面来做较为深入的剖析。
（一）“皇甫景元”等人的期盼
至晚从十六国时代开始，随着外来佛教势力的长驱东渐与本土道教的顽强抗争，一种基于佛道两教各自不同传统、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的佛道教艺术，也迅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推波助澜、蔓延滋长。
众所周知，在五彩缤纷的佛道教艺术中，造像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门类而已。主要满足居住偏远、经济力量又相对薄弱的中下层社会人士礼佛求仙、祈福消灾的需要，是他们在“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常畏大罗网，忧祸一旦并”的战乱年代里，借以慰藉内心恐惧、希望离苦得乐、托生西方净土的最佳寄主。其一般分为扁平碑体以及四面柱状体两种形式，各在前后左右四面雕造佛道造像、供养人题名、相关图像以及发愿文与兴建寺观或雕凿造像之起因、经过诸事。前者以记事为主，造像为辅，是中国传统碑石融合外来文化因素的产物；后者则以造像为主，记事为辅，主要受外来文化因素氤氲生成，是模拟石窟寺中心塔柱以及地面佛塔的一种浓缩与象征，在宗教内涵、文化因素以及社会基因等方面，呈现出更为活泼的多元历史层面。其分布地域，西起陇东，东至岱海。中心区域在关中、晋南以及河洛地区。犹以关中地区的长安、咸阳、泾阳、三原、临潼、渭南、富平、华县、耀县、铜川、宜君、淳化、永寿、彬县、长武、白水、澄城等泾、渭、洛三河流域区县为最，素以分布最密、形制最丰富、造像邑子中民族成分最复杂、佛道教交融色彩最浓郁等显著地域特色而闻名于世。大致衍生于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北魏以至北周达到全盛，隋唐以后则逐渐势微并淡出历史舞台。
与渭河以北多民族邑子结社造像、甚嚣尘上的风潮相比，长安周围因地处京畿，将相华胄与上层人士较多，礼佛求仙者多在装饰豪华的大型寺观以及较为高级的私家“兰若”中举行，因此这一地区所遗留下来的宗教物品多为各种规格较高的造像，真正称之为造像碑者数量不多，且形制多为以记事为主的扁平碑体，参与造像者亦多为社会地位较高的汉族人士。像渭北地区那种动辄数十、成百，来源于汉、氐、羌、羯、匈奴、鲜卑等不同族属的贫穷邑子聚集一处，合邑出资，倾家造像，纷纷雕凿造像碑顶礼膜拜、祈福求道的狂热景象，在长安周围则很少见及。如本文所涉及的，《千佛造像碑》，元至正十一年（1351）《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记其出于奉元路城（长安城）东南隅，宋联奎《苏杂志》卷二《圆通寺碑》又记其出于长安东关。因此，此碑当是北朝时期长安周围扁平碑体造像碑最佳实例之一。
依照佛、道教扁平碑体造像碑的常规形制，其正面一般记述建造寺院、道观或浮屠、石窟等附属建筑而雕凿碑石等相关之事，常常并附加参与造像的邑师、道士、门师、像主、檀越、唯那、比丘、邑老、化主、邑主、邑正（政）、邑谓、邑子、道民、典坐、典录、监斋、侍经、录义、录生、弹官（但官）、平望、都鉴、香火、侍香、呗匿（拔匿）、侍者、仙童等佛道宗教职官以及信仰弟子的职衔、名讳。
由此说开去，推测《千佛造像碑》正面的原本形制大致应有四个特点：
一是该碑之宗教因素只有佛教一种。二是该碑的正面未开中心大龛造像。三是该碑正面所记原应为创建寺院浮屠，雕凿某佛、某像等造像建寺等事。四是该碑正面应有主要的佛教职官以及供养僧众及信佛弟子，而居于两侧次要位置的皇甫景元等邑子，则是相对正面供养人地位较低的一般供养人。
从北魏时期长安周围聚居民众之族属、居里、姓氏及宗教信仰方式等规律分析，该碑供养人当以汉族姓氏为主，惜碑阳真正面目已毁，使我们无法了解当时参与造像的邑子概况。幸运的是，《咸宁县志》卷十二《金石考上》所引王昶《金石萃编》、孙星衍《寰宇访碑录》、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等文献所载碑侧北周“武成二年（560）四月”皇甫景元其人题名，能够弥补以上缺陷，为我们破译北朝时期长安东南一隅所居邑子之民族成分、姓氏、信仰以及家族世袭等相关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按皇甫一姓世居长安，族类繁盛。如《千佛造像碑》之北雕凿于北朝晚期的《杜龙祖等邑子造像碑》题名之中，就有一位是来自皇甫家族的杜氏之妇——“妻皇甫”。除此之外，在碑林所藏的其他碑石中，还有原来立置于长安东南鸣犊镇皇甫家族墓前的唐《皇甫君（诞）碑》中述及的皇甫君（诞）以及北宋乾德五年（967）书写“篆书千字文序”言的皇甫俨……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长安附周皇甫家族由北朝以至北宋的居里、世袭、职官、婚姻以及盛衰、葬地等事，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可以想见，假若《千佛造像碑》正面未被元代人们率意凿刻，其上所显示的寺院位置、供养人姓氏以及居里、信仰等事，应当具有更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千佛造像碑》正面碑首两侧所雕凿的日轮、月轮图案，为关中地区北朝造像碑形制显著特点之一。其图案设置均在碑正面上部，一般分布规律是日轮在左，内雕金乌（鸟）；月轮在右，内雕蟾蜍、玉兔等。寓意金乌东升、玉兔西坠、阴阳交替之意，是位居飘渺天空主宰自然的日神羲和与月神常羲之象征。传统道教称之曰“日乌月兔”，并将其视为“日精月魂”。至晚在汉代已经渗透进中土民众礼乐、诗赋、丧葬、建筑、雕刻、绘画以及宗教仪式之中。譬如汉画像石中日、月轮题材就屡见不鲜。魏晋以至北朝，又不断与外来佛教文化因素相碰撞融合，频繁出现在墓碑、记事碑、造像碑等碑石雕刻上。如叶昌炽、柯昌泗《语石·语石异同评》卷三引王昶《金石萃编》曾记南朝大明二年（458）《爨龙颜碑》“穿上蟠龙，穿左、右日月，各径五寸，日中刻鸟，月中刻蟾蜍”。《周易参同契》更记：“阴阳为度，魂魄所居。阳神日魂，阴神月魂。魂之于魄，互为室宅。”在关中地区的北朝造像碑中，这种左日轮、右月轮的程式化布局规制似乎表现得更为浓郁。示例有耀县药王山碑林所藏雕刻于北魏宣武帝时期（500～516）的《吴宏标造像碑》、神龟三年（520）《双胡等二十人造像碑》、正光三年（522）《茹氏一百人造像碑》、正光四年（523）《三县邑子二百五十人造像碑》以及北周武成元年（559）的《绛阿鲁造像碑》以及西安市临潼区博物馆所藏正光四年（523）《师录生造像碑》等。
在侯旭东所著《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一书中，勾勒了北朝时期民众佛事崇奉对象的历史演进轨迹，认为主要有释迦、弥勒、观世音、无量寿（阿弥陀）、卢舍那、多宝、思维、浮屠等崇奉对象，而碑像、五十三佛、七佛、千佛等崇奉对象则相对较少。
我们知道，佛教教义有三千佛以及贤劫千佛之说，并且认为久远的年代、无限的空间里更应有无数的佛。因此，只要雕凿千佛造像就可以获得无数的功德，得到无比的快乐与幸福。有鉴于此，北朝时期的长安周围，雕凿千佛的佛事活动一时便达到极盛。据粗略统计，关中一带迄今存留下来的北朝千佛造像至少在百余件之上。陇东一带近年所发现的“千佛造像碑”也有数十通之多，其中仅天水麦积山133窟内就有10余通。
从长安周围历史上多出单体佛像以及千佛造像等现象分析，我们可大致窥测北朝时期长安周围民众崇奉对象特点之一斑，它可能是京畿周围汉族民众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有别于偏远地区多民族中下层民众崇奉对象之显著特色之一。
在本文开首，我们提及《千佛造像碑》的时代应为北魏晚期，主要是根据该碑所雕佛像面相、日月轮图案形制、主尊手印以及服饰并雕造手法等因素确定的。具体说来，其碑首减底盘龙浮雕手法、两侧六螭下垂形式、日月轮以及莲花图案的布局方式以及敷搭式袈裟并下裳遮覆龛下且略有开张等风格，则与西安市临潼区博物馆北魏正光四年（523）师氏七十一人造像碑风格较为接近，推测此碑的雕凿年代，似应在正光年间（520～524）。
《千佛造像碑》的雕凿时代既然在正光年间，那么，又该如何解释该碑侧北周“武成二年（560）四月”皇甫景元其人所刻题名的现象呢？
依据历史上碑石铭刻率多出现重叠雕刻的实例，合理的推测是，该碑应雕凿于北魏正光年间，至北周“武成二年（560）四月”，复有皇甫景元其人来瞻仰跪拜，祈求保佑而施赀题名。推想碑之正面当时尚完好无损，题名、记事文字已盈满无隙，因此才迫使皇甫景元不得不违心地于碑侧题名。由于仓促之间草率刻字题名，致笔画浅陋纤弱，以致因风雨剥蚀而逐渐漶泐，竟至于难以辨识。
以上现象，恐怕是《咸宁县志》卷十二《金石考上》所谓：“（此碑）武成二年四月，正书。碑作武成三年。王氏述庵金石萃编云当是武成二年或泐笔似三字耳。毛氏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云题名有皇甫景元等名刻于塔上，当即访碑录所谓皇甫景元等造千佛碑，寰宇访碑录云在咸宁。碑阴刻元至正十一年观音寺记，斡勒海寿撰、石宝金正书。……其一面十行，行十四格，共刻佛像一百四十尊。与金石萃编所载合。惟萃编所载两侧字数，今俱无”等基本原因之所在。
不可忽视的是，上述记载虽然已经界分了“千佛造像”与“圆通观音寺记”之间的时代界限，但它们却一概扬弃了该碑所具有的北魏造像风格并率意将“武成二年四月”皇甫景元题名之举动视为《千佛造像碑》的雕凿时间，从而阴差阳错，得出此碑应为皇甫景元等人雕造的错误结论，进而将其命名《皇甫景元等造千佛像碑》。
可以想象，不管是那些发轫造碑、已经永远亡佚其名的北魏信佛弟子，还是姗姗来迟、狗尾续貂的北周皇甫景元其人。当年那月，都曾经在连续开启的宗教活动中，诚惶诚恐地匍匐在至高无上的佛祖面前，如痴如醉地发出“上为皇帝陛下，臣僚百官、边地众生、师僧父母、所生父母、因缘眷属及法界众生，普离三涂，龙华三会、同获常乐、一时成佛、所愿从心”等诸般美好祈求，以获得世俗心灵的巨大震颤与迷幻宗教所带来的强烈刺激。
遗憾的是，皇甫景元等人大约无法预料，距离“武成二年（560年）四月”的虔诚题名壮举不足15年，一场刀光剑影的毁佛运动，不仅风卷残云般地破毁了他门以及诸多先辈佛弟子梦寐以求的美好期盼，也破毁了他们至死认为能永远带来美好幸福的《千佛造像碑》以及诸多佛祖雕像的头颅与身躯！
（二）“佛光”带来的创伤
公元574年，北周武帝为富民强国，“求兵于僧侣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毅然决定独尊儒术，下诏禁佛道两教，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废佛运动”！
在强权政治的操纵下，无数经像毁于一旦，近4万余座佛教寺庙“皆为俗宅”，300万僧侣，“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灾难，近在京畿的《千佛造像碑》所在寺院无法逃脱厄运。先是高僧、沙弥被迫逃离四方，还俗为民，接着，富丽堂皇的寺庙、浮屠以及《千佛造像碑》、佛像等神圣法物也接踵遭到严重的破坏。迄今所见《千佛造像碑》四面雕刻的龛内主尊面相均遭破毁之现象，或与这场空前的宗教劫难有着密切的连带关系。
残酷的“废佛运动”一直持续到578年武帝“驾崩”、宣帝即位方告结束。虽说佛法又兴，恐怖不再。但虔诚的佛弟子所能做到的，只能是草草掩埋身受创伤的《千佛造像碑》以及佛像等物。晨风晓月里，嘤嘤哭泣的是那些已经成为人间“俗宅”的寺院遗迹……
600年后，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为维系政权，蒙古统治者毫不犹豫地踵接前代君主，高高举起了“宗教治国”的猎猎大旗。
在这种基本国策的卵翼下，佛教势力得到了空前的膨胀。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的寺庙建筑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
优越宽厚的宗教政策，生造出一座座的伽蓝寺院，也培育出一代又一代虔诚博学的高僧大德。至元（1335）以后，奉元路治城东郊之北脱颖而出一位名叫何禄氏的杰出僧人。
至正十一年（1351）《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碑文记道：
“奉元路东郊之北有何禄氏者，世居斯地，往来江湖间，衣粗食淡，遇穷困颠连，济施不吝，人皆称号溥惠泉长者。一日在金山从法义禅师授华严义，奉菩萨戒，滋久益严。尝手抄楞严、法华、华严、普门品经，凡数百卷。朝夕称念佛、菩萨号，每千百数。归庄率众供僧，每以千数。又作龙华之因，习天台、贤首二教。退则跪诵翻大藏经，身不旷礼，口不绝声，祈寒暑雨，如是不怠。”何禄氏的虔诚举动，得到了僧侣、信士的敬仰，自然也就感动了极乐世界中慈悲为怀的释迦佛祖。《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于是惟妙惟肖地记述了一个颇为神奇的佛祖显灵故事：
至正二年（1342年）壬午日食之夜，忽见东南隅有祥光五色，如云聚集不散，人皆异之。次日再观，光亦如是。乃率众掘得石菩萨一尊，容体衣纹宛如天成。远近来观，咸以何氏信心感召。或此地旧为寺基，秘久呈现事。
毋庸讳言，爆发“佛光”并“掘得石菩萨一尊”的“旧为寺基”之处，正是600年前皇甫景元等人竭尽资财、魂牵梦绕的礼拜场所！
众所周知，宣扬波谲云诡的“神奇灵验”以及超脱人寰的“生死观”，是佛教最终获得民众信仰的两个法宝。清代史学家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五“通经或报”一节对此微妙内蕴曾进行过辛辣的解析与嘲讽：
盖一教之兴，能耸动天下后世者，其始亦必有异人异术，神奇灵验，……能使人主信之，士大夫亦趋之，是以震耀遍天下，而流布于无穷，不然则何以起人皈依也。
赵翼之论，揭示了佛教宣扬“神奇灵验”的本质与目的。在历史上，类同至正二年（1342）长安一地所发生的神奇故事，曾层出不穷。著名者如唐永淳元年（682）至弘道元年（683）陕西延州所发生的白铁余佛教起义。
有关这次起义的经过，《太平广记》、《资治通鉴》等文献均有记载。其中《太平广记》记道：
白铁余者，延州稽胡也。左道惑众。先于深山埋一铜佛像（于）柏树之下，经数年草生其上，绐乡人曰：“吾昨夜山下过，见有佛光。”于是卜曰：“设斋以出圣佛。”及期集数百人，命于非所藏处，不得。则诡曰：“诸人不至诚布施，佛不可见。”是日，男女争施舍百余万，则于埋处得之，得其铜像，乡人以为圣人，远近相传，莫不欲见。宣言曰：见圣佛者，百病既愈。余遂左计数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绀紫红绯黄绫，为袋数十重，盛佛像。人来观者去其一重，一回不施，获千万，乃见其像。如此矫为一二年，乡人归附，遂作乱。自称光王，署置官属，设长吏，为患数年。命将军程务挺讨斩之。
在这里，白铁余巧妙利用佛教“神奇灵验”发动民众起义的良苦用心固然可见一斑，其与至正二年（1342）长安所发生的神奇故事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成分。疑惑的是，何禄氏其人的微妙动机，难道仅仅只是想获得一尊“容体衣纹宛如天成”的菩萨造像吗？
有关这一问题，《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虽然也曾含糊其辞地与菩萨出土地“旧为寺基，秘久呈现事”联系在一起，但值得深思的是，就在这场“神奇灵验”的经过背后，还有另一场更为“神奇灵验”的故事。
《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再记：有关日食之夜出现“祥光五色”，接着又掘出菩萨圣像诸事，“闻安西王寻亦感梦，果如所闻”。
《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在几经迂回之后，终于抛出了安西王“感梦”这一包袱。欲知安西王在这场灵验故事中的所扮演的真正角色，需大致了解当时的一些时代背景。
我们知道，安西王是元代诸王中权位最重的王爵之一。第一位王爵是至元九年（1272），元世祖忽必烈为弹压统治陕、甘、川等地所封的其子忙哥剌（？～1278）。其所在的安西王国也是足以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的一个独立王国。
安西王国既然有如此雄厚的割据实力，因此便野心勃勃地觊觎着远在大都的中央政权。
元大德十一年（1307），元成宗铁穆尔驾崩。继位近30年的安西王忙哥剌之子阿难答见时机成熟，立即联络皇后卜鲁罕与大臣阿忽台、伯彦等人，企图猝然发动宫廷政变，登基称帝而号令天下。
阿难答等人的阴谋，被宗室爱育黎拔力八达以及右丞相哈剌哈孙等人及时识破。他们采取果断措施，恭迎出镇漠北的三侄海山登基称帝，是为元武宗，并不失时机地计调阿难答入京，再乘机将其与阿忽台等人抓捕处死。
阿难答等人的政变阴谋破灭后，元朝廷对远在西北、权高位重的安西王国一直讳莫如深，安西王爵位亦长期空置不设。直到至治三年（1323），元英宗才在有关官员的建议下，勉强封阿难答之子月花帖木儿为安西王。但名为“袭封”，实是“欲安反侧”权宜之计。随之而来的，是中央政府心怀芥蒂的密切监视与强有力的羁縻和控制。
在中央政府的严密监视下，新即位的安西王月花帖木儿如坐针毡，时刻顾虑着朝不保夕的王位。期望佛祖能带来吉祥并下意识地嫉恨处死自己父亲的中央政府，便成为月花帖木儿长期萦绕思维的重要问题。在这种环境下，巧妙利用日食奇观附会“佛光”出现并起掘可能已经预知所在的菩萨造像，用以震慑子民，维系安西王国统治，便成为《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碑文得以凸现于世的真实原委。
（明）宋濂等：《元史·忙哥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检点《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所谓：“尝谓吾儒与释氏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然日为阳而于昼，月为阴而明于夜，实并行不相悖焉。圆通佛氏均谓之释，特阴阳之不同耳，故其法曰末法。禅曰左禅，其化人示验如日月之光不可偏废，人亦不得而遏之，非徙不遏又从而崇信之，有由然也”诸记载，我们发现，其与7世纪中叶白铁余起义“自称光王”等史实竟宛若同胞，如出一辙。
揆以实际，14世纪中叶长安一地所发生的这次“神奇灵验”，与3世纪以来中原地区普遍流行的末法佛教，尤其是与“月光王”、“月光童子”等宗教信仰，应该具有藕断丝连的直接关系。
至此，至正二年（1342）奉元路治城城东郊所发生的“神奇灵验”内幕遂清晰可见，而安西王月花帖木儿、何禄氏等人在这场“神奇灵验”过程中所耗费的良苦用心也昭然若揭。
为了庆贺这场“神奇灵验”的成功表演，安西王月花帖木儿等人接踵进行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佛事活动。
据《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记载：“（安西王曾）命比丘如海同发善心，为修造主”，于是如海等“合众施为殿藏阁寮，前庖后寝。凡费六百万。工始于癸未（1343）之春，迄庚寅（1350）之秋，历七年而后成，檀越李万成等又施三百万，为二佛、六菩萨、十八大士群卫之像，遂为一方具瞻”。接着，陕西廉访司廉访使斡勒海寿与高僧壁峰禅师石宝金（？～1371年，陕西永寿人，擅书法。元顺帝曾招至大都，亲加慰劳）又在安西王的授意下，精心进行撰文、书丹及立碑诸事，用以详细记述整个“神奇灵验”活动的缘起与经过。
寂寥沉默600余年的古刹旧地，重新升腾起煊赫弥天的弥陀香火，这多少使愚昧虔诚的佛门弟子以及世俗民众重新看到了西方世界中所苦心蕴藏的一丝妙境。但谁又曾想到，笼罩在盛名之下的一纸恢弘碑文，却竟然鬼使神差地永远镇压了九泉之下皇甫景元等无数贫穷邑子的哀哀灵魂……
诚然，皇甫景元等人是无法掌握自己身后的种种变幻的，然而对于胆战心惊的安西王月花帖木儿，对于历经坎坷的《千佛造像碑》……那些人为制造的“神奇灵验”，那些声势浩大的种种虔诚佛事，又是否能够真正满足自己的美好愿望并永久带来温情脉脉的诱人吉祥呢？
（三）魂归碑林
至正十二年（1352）三月，距离《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碑立置时间不到一年，陕西境内即发生空前惨烈的大地震。不久，元朝廷又以追查反叛朝廷的阿难答余党为名，下诏将安西王月花帖木儿流放云南，旋即伏诛。
统治陕西长达80余年的安西王国消失了，那个曾经谨遵安西王命令、信誓旦旦为“神奇灵验”鼓噪呐喊、援笔撰文的壁峰禅师石宝金也旋即遵奉新朝天子朱元璋的一纸诏令，坦然出现在秦淮河畔的大明宫阙之内。而那个曾经带给安西王月花帖木儿期望与幸福的圆通观音寺也随之门庭冷落，香火稀少。凄然矗立的，只有一通被无情凿刀肆意毁损的《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碑……
500余年后，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鼎革，动荡了坎坷流播将近1400余年的圆通古寺。雄伟壮观的寺庙建筑遭强行拆毁，古朴盎然的《千佛造像碑》也随之倾倒，被随意委弃于榛莽蒿草之间……
在激烈的历史变革中，“法力无边”的弥陀佛祖已无能为力。那些曾经具有“神奇灵验”的单体佛像以及《千佛造像碑》也只能顾影自怜，无奈地面临着又一次生与死的考验。
至为关键的时刻，是陕西先贤宋联奎的悯悯之心，拯救了隐伏在《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背后的动荡魂魄。翻阅宋联奎《苏杂记》卷二“圆通寺碑”一节质朴无华之记载，我们不禁为宋联奎先生的慷慨善举而为之赞叹：
长安寺观，辛亥后率多拆毁。东关有圆通观音寺，为元至正时所建，至是亦毁。寺有碑记，凡五百五十余字，碑之阴刻佛像百余尊，委榛莽间，将取作修渠之用。余惜其为数百年古物，乃移之高楼村北极宫内……
类同《苏杂记》卷二“圆通寺碑”（高206厘米，宽90厘米）一节之记载，另见于宋联奎编撰的《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诚恳地说，宋联奎本人之慷慨善举固然值得赞赏，但其漠然混淆《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与碑阴佛像之间的本质区别，又错误将长达千余年历史的《千佛造像碑》断为“数百年古物”，却不敢令人随之苟同。
与此同时，《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还别出心裁，在卷十二“金石考上”一节中，先将《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与《千佛造像碑》分列成条，单独叙述，接着，又将《千佛造像碑》易名为《七级浮图记》，然后在逐一援引金石文献的基础上，进而依据碑侧北周武成二年（560）四月“皇甫景元”等人之题名铭刻，将其断为北周之物，命名为《皇甫景元等造千佛造像碑》。
客观而论，尽管以上文献在分辨前后叠压雕刻关系以及时代、性质、定名诸问题上存在着种种令人遗憾的错误，但值得庆幸的是，流传千年的《千佛造像碑》毕竟在生命攸关的关键时刻，得到了至为重要的人为保护。
30年后，陕西成立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历史博物馆，在继任馆长曹仲谦等人的重视下，长安内外的大批石刻文物被相继移入西安碑林罗列保存。由是构成李域铮等人《西安碑林书法艺术》一书后附《西安碑林藏石细目》所谓“（该碑）1949年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交原碑林存”的编目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成立时间在1944年6月，地点就在西安碑林之内，因此并不存在《西安碑林书法艺术》所谓“1949年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交原碑林存”之举。
至于《千佛造像碑》入藏碑林的具体时间，1998年出版的路远所著《西安碑林史》一书所附碑林碑石细目表未予涉及，以此质疑于1949年后曾任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保管研究组主任的茹士安先生。茹云当时西北文教委员会委员孙伟受命接管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应在1949年5月28日，同年7月15日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曹仲谦即根据西北军政委员会31号命令向孙伟移交全部人员与财产，此次移交中便有横卧在碑林院内的《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碑。所以，所谓“（该碑）1949年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交原碑林存”一句，似应改为“（该碑）1949年后由原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交原碑林存”较为合适。
依据陕西省档案馆所藏碑林旧档，原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大量征集碑石移藏碑林的时间是在1947～1948年之间，由此推测，这很可能就是《千佛造像碑》最后进入碑林的时间界限。我们从《千佛造像碑》并未进入陈列室而是立置于碑林第七室外夹道的现状分析，以上的推测并非仅仅只是空穴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