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是浙江官场的同僚，他们为我的父母在两人分别只有七岁和六岁的时候就订了婚，以纪念两个父亲之间的友情。我曾提到，旧中国子女的婚姻完全是父母的责任，没有哪个体面人家会让他们的儿女在这个关系他们终生幸福的问题上说三道四——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吧。那时候，就是对自己未来的伴侣偷窥一眼都会被看作不正经、不害臊。因为我父母都出生于书香门第，他们自然循规蹈矩，直到成婚时才第一次见面。
那时候，中国人通常同省内、县内的人结为夫妻，很少有人从他省、特别是千里迢迢的外省娶妻的。原因很简单。各地方言不同，风俗各异，在遥远的他乡也很难找到亲戚。最后这点对新郎和他的家人一点都不重要，但对新娘却至为关键。因为在父权中心的中国家庭制度下，婆婆执掌着太后一样的大权。如果婆婆是近亲而婆家的日子与娘家的又大同小异，那新娘的日子就好过多了。这点在一个中国女人的生命中是那么重要，以致她的父母处心积虑地要为她找到这样一个能让她感到自在些的婆家。
不过，我母亲的娘家庄家对于陈家并没有常人的这些顾虑。陈家世代为官，因为他们宦游各地，所以对四方的奇人异事习以为常。因此，他们家的思维方式不受省际界线的约束。另外，我的祖母来自常州当地的一户书香门第，而庄家也地处常州。陈氏和庄氏就这么联姻，两家从此走到一起。
每当我们抱怨当了他人的替罪羊的时候，母亲常给我们讲这样一个故事。她订亲的那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可是只能被迫呆在她家隐蔽的一间小屋里，以免她看见来送彩礼的未来婆家的人或被他们看到。她是个聪明的孩子，知道这样做的道理，所以尽管外头客人欢声笑语，她却默不作声。她一整天都呆在那间小屋里，而且努力摆出羞涩的样子。
有个馋嘴的婢女就趁机作乱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两家除了珠宝绸缎等等正式彩礼以外，还互赠了不少小食盒，里面装着糖果、蜜饯、水果、坚果、莲心等等，叫做“多生贵子果”，其中一部分分给那天来道贺的客人共享。剩下那些“多生果”收起来放在我母亲呆的小屋里。那个馋嘴的婢女走进来，吃了又吃，直到她撑得再也吃不下了。接着她又用自己的围裙拿了一大包吃食回房去了。要是在平时，她一定不敢在小姐面前这样放肆，可是她知道那天母亲不能责骂她也不能制止她。否则，那个婢女就会用手指刮着脸皮对母亲说：“哟，我们小姐为婆家的‘多生果’操心呢！哈，哈，哈！”那可就有损母亲遵循礼数规矩的形象了。所以，母亲看着那个婢女偷嘴却一声不响，但事情还没完。
当我的外祖母在晚上客人走后进来查看“多生果”的时候，她很奇怪怎么只剩下那么一点了。她问那个婢女是谁吃的，婢女不要脸地撒谎说是三小姐，也就是我母亲吃的。故事讲到这里，母亲对我们说：“孩子们，要是你们被一个贪嘴又说谎的婢女诬告了，你们能不作声吗？不会。你们一定不怕羞地大叫：‘不是我，是那个婢女干的！’可是你那么做就太不懂规矩了，而且那个婢女会造谣，她不但会坚持说是你偷吃的，而且会向你母亲和所有人散布谣言说你不知羞耻。所以你们看，有时候一点耐心、一点对不公平的忍受最后对你有益。不要什么样的小不平都抱怨。”
“外婆后来知道事情的真相了吗？”我们都会问她，心里头快被那个婢女的罪行和母亲小时候的忍耐挤炸了。
母亲微笑着说：“她后来知道了，可那是在我出嫁十年以后！”
这个小故事不仅揭示了旧中国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传统到什么样的地步，而且显示了一个中国女人在行为举止方面受的训练。从童年时代起，她就要学习忍耐，学习能忍受一切委屈和不平。她必须沉静寡言，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特别是在婚姻恋爱问题上更得如此。不管这样的训练（如果适可而止的话）如何令人敬佩，它对花季的年轻生命都是一种压制和摧残。在我看来，它带来的害处远大于好处。
我父亲是个感情热烈的人，心肠软可是脾气暴躁。母亲的性格正巧相反，她脾气温和，遇到困难从不大惊小怪，对感情的事无动于衷，而且处理实际问题时总是头脑冷静。由于两人个性上的差异，虽然我父母亲彼此相爱（在父亲方面更是热烈的爱），但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父亲不仅爱母亲，而且非常仰慕她的艺术天才。正是由于父亲的一再督促和鼓励，母亲才会在绘画领域获得深湛的造诣。
小时候我常常听见父母亲面对一张摊开的宣纸或绢绸，相互讨论画的“布局”。我不懂这个词的意思，可是可能因为父母亲用它时的严肃态度吧，听见它我心中总充满了崇拜和敬畏。我发现每当母亲要画什么重要作品时，父亲都会向她提出建议，而她只有在两人商定了画的“布局”，或者说是画的轮廓之后才会动笔。因为父亲是位称职的艺术鉴赏家，他富于创造性的批评是母亲艺术生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这些孩子渐渐长大后，母亲曾告诉我们他们年轻时经历过的纠纷。她会说：“你们的父亲是个好人，诚实守信用，又有学问。可是他脾气暴躁，容易发火，所以不能在别人面前显示出他的真正价值。你们这些孩子不知道，为了保全这个家我受了多少苦。”
“可是，母亲，”我们会说，“他给了你那么多帮助。你自己也承认，要是没有他，你永远都只能是个庸庸碌碌的画家。”
“他当然帮了我很多，”母亲会微笑着回答：“可是我们年轻时他是怎么帮我的！你们听听这个故事。我新婚时每月要回一次娘家。你们的外婆会派轿子和轿夫来接我。那时候你们父亲急着要我的画技有所长进，他规定每天早晨我得先画完一张画才能开始料理家务。那一次我又要回娘家，正巧轿子在我开始作画之前就到了。我急着要见外婆，就说那天我不画了。可是他非要我画，他的固执也惹起了我的犟脾气，结果我们大吵了起来。后来我不再理他，径自坐进停在外厅的轿子里。你们父亲气得一脚踢翻了我才坐过的凳子，而且一直把它踢到轿子刚才停的地方。姑娘们，你们瞧，他虽然一片好心，可是表达的方式那么暴烈，我简直希望他对我的艺术生涯少关心点才好。”
他们那么大吵的时候都还不满二十岁。实际上，我父母亲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十八岁，母亲才十七，即使在那个年代他们也算是早婚的。父亲年仅十三岁时，祖父母就去世了。而他的哥哥姐姐又都成家了，剩下他一个孤儿无依无靠。母亲从小就有能干的美名，所以大家都觉得最好让他们早点成婚，父亲也好有人照顾。
我有两个伯父，一个在当时的都城北京当翰林院的翰林，另外一个在江西当官，他的妻儿也在那里。因此，只有我们家住在祖母造的房子里，我也就不曾亲眼目睹中国大家庭中婆婆像皇太后那样统治她结了婚的各房儿子家庭的复杂情况。但是，母亲的日子并不那么轻松简单，因为我的某个伯父有时候会带着一两个小妾回来探亲。这些小妾因为太太不在，就摆起了太太的架子，甚至要母亲像对待嫂子那样敬重她们。母亲是个大家闺秀，当然不能失礼，可她也要维护自己的尊严。要能两全其美真的很难，可是母亲以自己的练达、温柔和忍耐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家在经济上并非大富之家。但过去在中国金钱并不受重视，特别是读书人常常以他们的清贫自傲。我们今天可能会说这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可是也不尽然。比如，过去女孩一般宁愿嫁给贫穷的读书人也不嫁有钱的商人，当然这种想法现在是快要完全消失了。
父亲从祖父母那里继承了一栋房和一些钱，这在他那个阶级算是富裕的。但随着家里人口的增多，他的经济负担也增大了，而且当时他还在读书没有挣钱。那时候，中国读书人唯一可从事的职业是当官，如果当官不成，教书是另外一条体面的出路。所以父母亲自然盼望有一天父亲能进入众目所瞩的官场。
清朝末年，有两条路可以进入官场，或者通过买官或者通过程序复杂的科举考试。父亲开始不愿考虑前者，一来因为费用高，二来因为这样做有伤他的自尊心，所以他就为后者坚持不懈地努力了。要获取成功，他必须像他那个当翰林的哥哥那样连中三元。不幸的是，他只考取了举人：相当于西方的学士学位。我懂事时他还在考进士。因此，他必须常常离开家去北京的哥哥家参加考试。他去了北京好几次，但每次都落第了。这倒不是因为他学问不佳，而是因为他的书法不够工整而他的文风又不合科举考试的规范。
父亲三十三岁时，听从了他明智又实际的朋友们的劝告，放弃了从“正途”进入官场的希望。他捐了一个四川的缺，带了除我之外的全家人在那儿一直住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我父亲不在本乡本省做官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法律规定不准任何人在他的家乡做县官，虽然他们能在家乡做县官的助理：书办或主簿。道理很简单，因为县官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只受制于远在他方的巡抚或总督。虽然一个好官从不忽视民声民情，但民声民情是那么一种无形无踪的东西，而且老百姓必须完全依赖于地方官的善意才能表达民情，所以不到事情弄得不可收拾，所谓民情对地方官并不具备约束力。
在一个要求人将他亲戚的利益置于个人最重要的利害之上的社会里，我们对一个大权在握的县官必须离开家乡才能做个公正独立的好官的情况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所以，任何人都得离开家乡做官的规定，正如我的祖先所经历过的，不但不是一个障碍，而且还是帮助人忠于职守的有利条件，另外，这样也防止了一心只为个人或亲戚谋私利的人给国家和民众造成过分的危害。
这种强迫性的移民还带来了其他一些好处。首先，因为县官通常必须和地方上的乡绅结识交往，有时甚至还结为通家之好，它增进了中国人的互相了解。第二，因为县官和当地人方言不同，他们必须使用一种通用语，这种通用语至今还被叫做“官话”，成了我们现在国语国文的典范。第三，县官和他的家人因此而变得比从未离开过本省的人头脑更开放。小时候我常常听见家乡的当地人用轻视和势利的口气谈论外乡人，但我从来没有听见任何与陈家有关的人歧视外地人。这是因为一百多年以来，我们家族在扬子江上来往宦游，早就习惯了各处的奇人异事。这就是中国的“国际主义”，它同世界上的大国际主义没有什么大区别，而后者在我多年后留学异国时将对我产生莫大的吸引力。
我说过父亲常常离开家去北京参加考试。那时候男人很少带着太太一道出门的，所以母亲从来没有跟父亲一起去过北京。我长大以后，意识到父亲离家的日子里母亲常感到寂寞，虽然她从不对人说，甚至也不对我们这些她的孩子说。父亲离家的又一个晚上，我看到母亲独自坐在窗口，一边看着透过窗棂的明月，一边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我猜测那是首诗，虽然母亲从来没有以能诗而知名。而且，我认定那是写给父亲的情诗。母亲注意到了我的关心，可她没有意识到我的怀疑，也没有想到我的好奇心有多强。她一写完就把那张纸撕碎，扔进了一个插着几枝毛笔的笔筒里。我想她根本没有把那首诗寄给父亲，因为她显然认为就是向自己的丈夫倾吐衷肠也是不雅的！
但我的好奇心很强。第二天，当我一个人呆在她书房里时，我从她桌上拿了那些碎片拼到一起。我能认出这几句：“明月透窗棂，光照离人思。”但别的我就看不出来了。我又把那些碎片放回老地方，母亲直到几年前才发现我做的事。那时她在病中，心情不好，正对父亲发作，我突然想到这件往事，就当着父亲和弟弟姐妹们的面把它都说了出来！父亲很高兴，他问母亲：“你为什么不把那首诗寄给我呢？”母亲脸红了，她所有的不悦也随即消失了。弟弟姐妹们哄堂大笑，他们笑的不但是这个故事，而且是母亲的脸红。他们叫喊着：“看哪看哪，母亲脸红了，哈哈哈！”一天的风暴就此散去。
母亲不仅是个富有才华的艺术家，而且是个出色的女人。因为有了她，父亲的坏脾气才没把亲戚朋友都赶跑。父亲是个重感情的人，对朋友很忠诚，可他年轻时这些优点都被“不讨人喜欢”的外表掩盖了，所以很少有人能有机会欣赏他。但母亲在亲戚朋友圈中却是人见人爱，以致她常常因为应酬累坏了。她甚至能在赌徒身上发现优点，并帮助他发扬那些优点。她在经济方面也很有才干。父亲从不愿为家庭的开支问题操心，他通常把他挣的钱全交给母亲，只留一小部分供他在书店、古玩店的消遣——这些至今仍然是他最爱光顾的地方。不管他一月挣一千块也好还是一年挣十块也罢，他决不操心。因此怎么保证一家大小衣食无缺就成了母亲的责任。我从没见过她因为金钱问题跟父亲闹纠纷，她也从不曾要父亲给她买首饰或衣服。所以我至今仍然认为一个女子向丈夫索要钱物十分庸俗，仍然相信一个女人应当克己奉人。
我的父母共有八个孩子，五女三男，但我们最小的弟弟五岁就夭折了。现在还在的七个孩子，六个已经成婚。我写下这章的时候，父母亲正在母亲的老家游览那儿的名胜古迹。但愿为丈夫和孩子操劳了四十年的母亲的晚年生活无忧无虑！
至于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脾气也变好了，他现在真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中国老先生了。他现在的乐趣是一杯酒，每天一趟古玩店，打打牌，再就是读书，读书，读书。他也写诗，偶尔还作画。因为我们俩现在相处得像朋友，他会挑最好的画送给我，还让我评点他写的诗。他仿佛是在为把文言诗给一个提倡白话的人看道歉，说：“不管怎么说，你懂诗，而且从你提到的西方文学来看，世界各国的诗人有很多共同之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