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文革前，是杨宪益译作大量涌出的时期。当然大部分作品都是他与妻子合作的——在译者一栏，在看到Xianyi Yang （杨宪益）的同时，往往也可以看到用夫姓的Gladys Yang（杨格乃迭丝，戴乃迭）的字样。
那时新中国刚成立，杨宪益与夫人的翻译自然离不开左翼、解放区及解放后新创作的文学作品，小说有鲁迅的《阿Q正传》（1952）、《故事新编》；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3）；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诗歌有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戏剧有大型歌剧《白毛女》、郭沫若的话剧《屈原》；冯雪峰的《雪峰寓言》，1956-1959年陆续出版的四卷本《鲁迅作品选》，广西歌舞团演出的民间歌舞剧《刘三姐》（1962）。
那时期，娱乐方式相对单调，看戏是人们主要娱乐之一，因此也就成为用来教育人民的重要工具。1961年，杨宪益在《剧本》上发表过观看昆曲《李慧娘》的观后感；还写过川剧《拉郎配》的故事来源等文章。当然他也翻译了许多我国传统戏曲的各种剧本。古代戏剧有明代洪昇的《长生殿》（1955），元代的《关汉卿杂剧选》（1958）；现当代各剧种有京剧《打渔杀家》《白蛇传》《望江亭》，川剧《柳荫记》《拉郎配》，昆剧《十五贯》，评剧《秦香莲》，晋剧《打金枝》，闽剧《炼印》，粤剧《搜书院》，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1956）等。
杨宪益还翻译了大量古今小说、诗歌、文论及史论等作品。1953年，英译《离骚及屈原的其他诗作》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龙女：唐代传奇十种》《中国古代寓言选》（1957）、《儒林外史》（1957）、《宋明评话小说选》《汉魏六朝小说选》（1958）、《不怕鬼的故事》（六朝至清代志怪小说）；1957年，冯沅君、陆侃如合著的《中国古典文学简史》英译出版；1959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英译本问世；1962年，英文版《中国文学》第八期刊载了杨戴合译的节选《文心雕龙》（《神思》《风骨》《情采》《夸饰》和《知音》）。
1952年，杨宪益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他翻译的苏联人研究中亚古代帝国花剌子模的文章《关于古代花刺子模的十二年考古研究》；五十年代后期还译有金克木的中印文化交流史著作《中印人民友谊史话》，大约同期，还译过中国第一个陆路到达印度而留下记载的东晋名僧法显的《佛国记》。
这时期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有很多。1954年，所译古希腊“喜剧之父”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在《人民文学》发表（1958由香港中流出版社出版），同年，杨宪益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阿里斯托芬和希腊喜剧》一文，其中有对《鸟》的评介，《鸟》之外，还译过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和平》。《和平》初译稿在文革中散失，后来出版的，是他重新翻译的。
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萧伯纳戏剧集》，其中《恺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匹克梅梁》两部剧是杨宪益翻译的。
1957年，杨宪益翻译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早期最重要的作品、被誉为拉丁语文学典范的《牧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0年，又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所译维吉尔的《伊尼依特》片断。
1959年，杨宪益与闻时清合译了法国作家、被誉为“科幻小说鼻祖”凡尔纳的《地心游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1年，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了所译《古希腊抒情诗选》。
1960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问道：“我们为什么没有把《荷马史诗》介绍过来呢，宪益？”杨宪益既然在牛津大学修过古希腊文、拉丁文，并且也已翻译过希腊、拉丁文的古典著作，当然是翻译荷马史诗的不二人选。于是杨宪益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从外文出版社借调过去，从事荷马史诗的翻译。
1964年，杨宪益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荷马史诗的选译《奥德修记》。其实荷马是杨宪益少年时就喜欢的作家，也早在周扬问话之前，杨宪益就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了长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可能在那时他就关注甚或着手翻译荷马了。
《伊利亚特》原来的名字叫《关于伊利昂城的史诗》，《奥德赛》的原名是《关于奥德修的史诗》，杨宪益觉得这两部史诗应该译为《伊利昂记》和《奥德修记》，但是《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两个译名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不改也可以。”但他终于还是改了。
文革前杨宪益还译过埃斯基罗斯的《神囚记》、从拉丁文译出的普劳图斯的《凶宅》、诞生于中世纪的法兰西英雄史诗《罗兰之歌》。
杨宪益之所以1960年前后没有译荷马史诗，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正忙着译《史记》。六十年代初期已经译毕，书稿交到外文出版社，但过了很长时间，书都没有出版。文革中期他打听书稿下落，社里的回复令他沮丧：书稿去向不明。后来有香港朋友发现书在香港出版了，原来是早在文革前就被人擅自给了香港那边。直到1976年，他所翻译的《史记》才在大陆出版。
《奥德修记》完成后，外文出版社把杨宪益要回去，叫他翻译《红楼梦》。《红楼梦》是四大名著之一，但杨宪益自小喜欢看的是《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则读了一半就读不下去了。到2000年他八十五岁的时候，还写出“平生厌读《红楼梦》”的诗句来呢。
可这回是领导分派的任务，他懂得“工作不是凭自己的兴趣”的道理，也有这个觉悟，所以他平然接受了。
虽然杨宪益对《红楼梦》的题材不大喜欢，但毕竟是名著，自有它的魅力。何况里面所描写的贾宝玉，与他小时候的生活有点近似，也是生活在一群女人中间，被她们宠着。所以眼下他读着译着，常常会情不自禁地钻到书里去。
这次翻译，杨宪益仍是与夫人合作，他译初稿，戴乃迭加工润色。
到1964年，百廿回的原著他们已完成了八成的初稿，国内形势有变，组织上叫他停下来。这一停，就停了七八年，1972年夫妻俩从监狱里被放出来后，翻译才又得以继续。
最幸运的是杨宪益当初被收监的时候，《红楼梦》的译稿是放在了办公室的，因为他的问题没有定性，所以他的办公室并没有被查抄，他的同事、时任外文局英文组组长的熊振儒是个有心人，把杨宪益放在办公桌上的译稿用报纸包包好，放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书稿在那个地方放了几年，居然谁也不知道。
杨宪益从狱中出来，重获自由，恍若隔世，心想那《红楼梦》译稿肯定是不知被扔到哪里去了，毁掉了也完全有可能，真没想到居然一章不少！
1974年，《红楼梦》就全部翻译完成了，可是直到1978年才开始面世，1980年才出齐三卷。杨宪益的那位叫大卫·霍克斯的朋友，也翻译了《红楼梦》，他告诉杨宪益，他的译名取的是《红楼梦》原先的书名“石头记”。杨宪益就与妻子商量说，他既然用了“石头记”，我们总不能与他一样，我们就叫“红楼梦”，戴乃迭同意。他们老老实实译作“A Dream of Red Mansions”。
这一时期，虽然从翻译的数量上，可以说是杨宪益的一个高峰，但其中许多原著，都不是出自他的理性选择，或兴趣爱好，而是出自领导的旨意、工作的任务、形势的需要，《红楼梦》是工作任务；《奥德修纪》是领导意思；《打渔杀家》《白蛇传》《秦香莲》《拉郎配》等是为配合中国戏剧出国；《中印人民友谊史话》与《佛国记》是为配合宣传中印两国文化交流与友谊；连《不怕鬼的故事》也是为了配合宣传最高领袖“不怕鬼”的思想。
杨宪益夫妇当时与全国人民一样，怀着超常的工作热情，拼命要按时完成任务，杨宪益回忆道：“1958年大跃进运动期间，我们没日没夜地译书，快得像发了疯似的。”他的大妹妹也曾回忆她的哥嫂那时工作一天长达十几个小时，实在太累了，戴乃迭就把笔一搁，走到室外去，拿起绳子，跳绳；杨宪益则点根烟抽起来。两人就这样休息会儿，待会儿就又开始工作了，常常连话都来不及说。也可能是累得没有力气说。
可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有它自己的规律，不能要求作者像机器一样不停运转、突击生产，否则就会出现瑕疵，难免留下缺憾。
杨宪益也不讳言他们在时代的要求下如此工作，“当然会影响翻译的质量”。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夫妻俩只花了十天工夫就译成了，结果他“一直在为当时未能有充裕的时间把它译得更好些而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