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想写杨戴之恋，因为我钟情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不朽爱情；更因为我鄙夷当下闪婚、闪离，追宝马、爱豪宅的“爱情观”。
有作家言，“这个时代拒绝深刻、拒绝意义、拒绝不朽”。我崇尚深刻、崇尚意义、崇尚不朽；所以杨戴的不朽爱情和事业上的珠联璧合，让我感到对当今的时代尤为有意义。
有朋友说，不要写“爱情”了，他们的爱情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同宪益老人面对面坐得久了、聊得多了，我也感受到了老人身上的更大“能量”，觉得爱情主题已远远不够。
但写杨宪益、戴乃迭如何能不写他们浪漫的跨国之恋和六十年的风雨同舟？而且，我自以为挖掘出了别人没写过的细节。
对那些熟知杨戴之恋的读者们，希望你们能发现过去没读到过的细节；对于不了解杨戴故事的读者们，请你们与我一起走进他们既浪漫传奇，又坎坷多难的人生，去体味深刻、发现意义、感知不朽。
故事始于一个浪漫的预言。
1935年夏，一艘地中海豪华游轮停泊在埃及的开罗，游客们将在开罗游览三天。在大腹便便、雍容华贵的头等舱欧洲阔佬中，有一位年纪轻轻、举止儒雅的中国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修长的身材、细长的眉眼、黑油油的头发一丝不乱地梳向脑后。
经历了两天骆驼背上的沙漠探险，领略了金字塔的历史古韵，也在琳琅满目的市集上淘了宝物，年轻人又梳洗一番，洗去了白天的沙尘和疲倦，在夜幕降临之后，又上路了。
那是一个将近满月的夜晚，银霜般的月光给白天炙烤的沙漠带来一丝清凉。年轻人骑着一匹高大的白色阿拉伯马，俨然一个白马王子，走进夜色。他的埃及导游，栗色小卷发，瘦癯的脸廓棱角分明，也骑在马背上，并肩前行。
年轻人年仅二十岁，来自天津，名杨宪益。他的埃及导游并不比他年长太多，我们就叫他卢克曼吧。他们骑马走进沙漠，经过一座座金字塔。靛蓝色的夜空下，金字塔裹着银色的月光，比白天显得更神秘；斯芬克斯远眺的目光，更令人遐想。迷人的夜色和古埃及文化历史的灿烂撩拨着杨宪益的思绪，他驻足下马，与斯芬克斯静静地对望。卢克曼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先生，我很擅长算命，”他在杨宪益耳边轻轻地说，“这样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是最适合算命的，我想我会算得非常准确。”
杨宪益扭头看着他，卢克曼凹陷的圆眼睛炯炯熠熠，充满期待。杨宪益乐了。他突然想到，“Lukman”原意不就是“先知”的意思吗？他既然想算命，我试试也无妨。
“我只需一枚银币，”卢克曼说，左手掌心向上，已伸到杨宪益眼前。“我需要在掌心上印上一个神奇的印记。”
杨宪益掏出半个克朗放在他的手心上，卢克曼用右手拇指在掌心上捻了几下，银币便不翼而飞，他的掌心上只留下了银币的印痕。然后他面向斯芬克斯，口中念念有词，目光从斯芬克斯移向远方：
“我看到一片水，是地中海，是大西洋；我看到一个英国女郎，在水一方，金发碧眼，向东方眺望，她正为你而憔悴。”
杨宪益怦然而笑。
“你俩尚未相遇，”卢克曼面不改色，继续用他诵经般的声音唱诵道，“但是相遇就在不久的将来，探险、猎奇和一系列美妙之事在你们的前方等待……”
早在一年前，十九岁的杨宪益从天津新学书院毕业，随英国老师朗曼先生辗转北美赴英国求学。先用近半年时间补读了拉丁语和希腊文，于1935年春天顺利通过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然后进入面试。
“希腊文和拉丁语学了多久？”考官问。
“五个月，”杨宪益答，“来伦敦后请了一位私人教师专门学的。”
“什么？才五个月？”考官吃惊不小，“你知道吗，我们在校的英国少年通常要学七到八年的拉丁文和希腊语才能进入大学。你才学了五个月，能通过考试纯属偶然。”
最后，杨宪益被告知他需要再补习一年拉丁语和希腊文，因为入墨顿学院主修古典人文（Classics，指古希腊、古罗马的语言、文学、历史），语言基础十分重要。而让杨宪益推迟一年入学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墨顿学院每年只有一个亚非学生名额，这个名额已被占用。学院决定接收杨宪益1936年秋季入学。
既然已经通过考试，年轻的杨宪益不想再花费一年时间苦读语言。他认为与其把钱用来请私教，不如用来旅游，用这一年的时间游历欧洲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于是，从阿尔卑斯山脉的徒步旅行到地中海的豪华游轮，公子哥出身的杨宪益对旅行的质量与气派毫不含糊。“我那年的旅行确实有点‘过于奢华’。”杨宪益晚年回忆道。但那时年轻气盛，觉得自己有的是钱，想让自己的旅行经历尽可能舒适、尽兴。
在莱蒙湖畔的锡壅古堡，杨宪益寻着拜伦的足迹，感受他创作《锡壅的囚徒》的激情；在巴黎的拉雪兹神父陵园，他凭吊王尔德、莫里哀、普鲁斯特等文学大师，也为浪漫传奇中的阿伯拉尔和爱络绮思带来一份年轻的感动；在希腊，他造访了巴塞农神庙，在栩栩如生、满壁生辉的浮雕中体味古希腊艺术的辉煌；他游览了诗人萨福的故乡勒斯波斯岛，在橄榄树、无花果的飘香中回忆起三年前初译萨福诗歌的激情。那时他还不能阅读希腊文，读了英译的萨福诗歌残句，就喜欢上了这位古希腊女诗人的优美诗歌。
除了游历四方，杨宪益还利用这一年的时光广泛阅读。从马志尼《论人的责任》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从欧内斯特·勒南的《耶稣传》到比埃尔·罗蒂的波斯游记，从拜伦的长诗到萧伯纳的戏剧，他兴趣广泛，大量阅读。他对诗歌与戏剧的兴趣，对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都在这一年的读书中得到强化。1936年秋入墨顿学院时，一年前埃及导游的浪漫预言早已被他遗忘。
格莱迪斯于1919年生于北京，父母为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她住在抽屉胡同一座四合院里的童年时光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中国新年庙会的糖葫芦和各种玩耍；春天放飞的风筝；夏天院子里盛开的棉花朵，颜色从黄到粉到红到突然有一天变成大朵大朵松软雪白的棉花团；还有冬天里运煤的骆驼队，脖子上的铃铛叮咚作响。甚至大街上杀鸡宰羊的场面也吸引她，红红的血流让她既害怕、又激动；沙尘暴漫天的黄沙，也让她觉得刺激。家里在北戴河有夏屋，格莱迪斯和姐姐希尔达常常赤脚在沙滩上赛跑；一次同她们一起赛跑的竟然是她们崇拜的英雄伊利克·里达尔。
1926年，格莱迪斯和希尔达被送回英国读书，姐妹俩在伦敦附近的七橡树寄宿学校读完小学、中学。格莱迪斯成绩优异，于1937年获国家奖学金入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主修法文。儿时的美好记忆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开学不久就把她带到牛津的中国学会，并在那里与杨宪益相遇。谈起初识宪益的印象，格莱迪斯回忆道：第一次见到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我挺吃惊，他面色白皙，眼睛细长，手指也细长，而且非常彬彬有礼。
杨宪益在墨顿学院的好朋友邦尼·麦洛正追求格莱迪斯，他很快就发现杨宪益和格莱迪斯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他觉得这是因为两个人都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除了难忘的北京童年，格莱迪斯的父母仍在中国教书，父亲戴乐仁曾在天津新学书院任教，而这正是杨宪益后来就读的学校。邦尼觉得杨宪益是他追求格莱迪斯的天赐帮手。每当他约会格莱迪斯时，如果加上一句，“尊敬的杨也会加入我们”，格莱迪斯一定欣然赴约。
于是，牛津处处留下了他们三人行的身影：三人一同在察威尔河撑篙泛舟，或在鳟鱼酒店的酒吧高谈阔论，或在牛津学生俱乐部聊天。他们最喜欢光顾的地方莫过于石屏街上一家名叫“泰姬陵”的印度餐馆。也许格莱迪斯对童年北京的怀想和杨宪益对家乡的思念在异国风味的印度餐厅能得到些许的缓解——“泰姬陵”似乎是牛津最富东方色彩的地方。也许印度餐馆的老板是一位慈祥的老者，对三个热爱东方文化的年轻人格外热情。总之，他们在“泰姬陵”最舒心自如。
一次，杨宪益和邦尼边饮边谈牛津毕业后的计划，一个想回到祖国，为抗日战争尽一分力量；一个想去印度，为大英帝国效劳。他们越谈兴致越高，越喝越口若悬河，直到一醉方休。离开餐馆时，两人跌跌撞撞地从二楼走下，最后瘫倒在楼梯拐角处，大口吐起来。格莱迪斯在一旁观望，不知所措，尴尬异常。
两个年轻人甚至陪格莱迪斯一起上法文课，一人一边，坐在格莱迪斯身旁，很是惬意。不知课堂上他们是陷入纷飞遐想，还是沉浸在当下格莱迪斯的美丽光彩之中？一次，老师请他们翻译《罗兰之歌》，点到杨宪益头上。“我、我、我很抱歉，”杨宪益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有准备，我是旁听生。”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头也越来越低，面颊绯红。这一次难堪居然促使杨宪益开始发奋学习法文。虽然法文课只上了一两个学期，但这一经历在日后却派上了大用场。
邦尼是否想过“三人行”的潜在风险？或许身为《察威尔报》的编辑，又弹一手好钢琴的邦尼十分自信，自以为细眉长眼、温敦儒雅的中国朋友绝不是他的对手。然而，杨宪益和格莱迪斯之间的相互倾心却在邦尼不知不觉中迅速发展。除了“三人行”的活动外，杨宪益和格莱迪斯还肩并肩地在中国学会工作。
当时，中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其实，从1937年的夏天开始，杨宪益就已经利用暑期在伦敦积极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揭露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作为最年轻、也最富有活力的中国留学生，他成了中国学者、学生抗日宣传的领导者，不仅到处演讲，还自己出资购买了一台油印机，和当时在伦敦学习、研究的吕叔湘、向达等办了一份中文的抗日简报。因为当时在伦敦的中国人大多为从事洗衣、餐饮的劳动者，未必能读懂英文报刊。杨宪益把每天英文报刊关于中日战事的报道摘要编译，再由吕叔湘、向达刻板印刷，然后分发给伦敦的中国人。
后来，杨宪益还单枪匹马地办了一份英文杂志，定名为Resurgence（意为“复兴”“重生”）。他独自编社论、写文章，鼓舞士气、分析形势、谴责侵略者，而且每月都自费将三四十本杂志分别邮寄给英国一些与中国友好的机构。甚至有一次心血来潮，年轻的杨宪益竟给驻扎在天津的日军守备队司令部寄了一份。“当时我只想气气他们，”七十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童颜鹤发的杨宪益仍露出一副顽皮的微笑。在英媒纷纷报道了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的第一个胜仗——山西平型关战役后，杨宪益备受鼓舞，写了一个以平型关战役为题材的英文独幕话剧，把它刊登在自己办的英文杂志里。
当然，杨宪益在伦敦的抗日宣传活动都是利用假期进行的。牛津学期期间，他就回到学校上课，但仍然在牛津的中国学会从事宣传抗日工作。他很快成为中国学会的主席，后来格莱迪斯担任秘书，成了他的得力帮手。他们共同努力，组织各种活动，力求提高学生们对日本侵华暴行的认知。他们自己出资组织雪利酒会、察威尔河撑篙划船游等活动，吸引学生们加入中国学会。杨宪益继续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组织学生抵制日货。杨宪益的演说和组织能力在同学中颇有影响，所以杨宪益身边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响应支持他的小团体。机灵、热情的弗兰克·B就是这个小团体中的一员。七十年后，他这样评价杨宪益：他善于演讲、富有亲和力，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弗兰克回忆说，为了支持杨宪益的工作，他把自己的打字机捐献出来，以便杨宪益可以打印活动通知等等。
为了引起当地居民对抵制日货的关注，杨宪益和他的团队一起去“购物”，面对店家呈上的丝绸领带，他们会严肃地指出：“这些都是日本货，我们不要！”他们要求买毛料的领带。因为当时东方的丝绸等物大都来自日本。女孩子们则拒绝买日本的丝袜，她们坚持要买棉纱长筒袜。杨宪益还会借此机会向商铺里的员工、顾客们介绍中国的抗战形势，要求店家抵制日货。喜欢吃橘子的弗兰克，因为橘子是从日本进口的，也忍痛割爱，坚持不买橘子。
杨宪益和格莱迪斯团结了一大批支持者，中国学会在他们的领导下迅速壮大，很快就达到了他们制定的千人会员的目标，超过了日本学会。日本学会原本资金雄厚，背后又有日本大使馆的支持，所以一直比较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