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船上和朗门先生夫妇，还有我的同班同学罗伯特与他的未婚妻玛德琳(Madeleine)都见到了。加拿大轮船随即启航，先是停泊在日本的神户、横滨和东京这几个城市，船一停泊我们便上岸观光这些城市。由于中日战争还未开始，尽管对日本人总有些反感，我们还可以平安无事地到处转。那时东京正处在上次地震之后还显得格外拥挤、破破烂烂，神户和横滨看来比较繁荣，我们还发现了几个有青松和岩石的非常美丽的景点。我们的船在离开日本之后便驶向夏威夷，那时火奴鲁鲁只有一条长长的、漂亮的林荫大道，那儿有些美国店铺以及其它方便设施。在这条主要的林荫大道背后便是当地人居住的破旧地区。我们还去过一个很好的旅馆，享受了一下亚热带风光。夏威夷人对我们旅游者们非常热情客气。他们给我们戴上一串串花环。还送给我们大批的价廉物美的新鲜菠萝，我们带了一大堆菠萝上船，享用了好几天。
夏威夷之行过后，我们在靠近美国西海岸，这时在我们这伙人中开始了一场争论。教士朗门先生觉得他是我们旅程中的保护人，对我们负有道德及生活起居各方面的责任。他本人从来没有到过美国，而对美国却有一种相当偏见的看法，认为美国缺乏道德。由于我的同学罗伯特的未婚妻有个叔叔是中国驻美领事，玛德琳说她叔叔想带我们到美国的娱乐场、歌舞厅观光一番。朗门反对这个打算，他说只要他还是我们的保护人，在我们抵达英国之前，就决不许我们做任何不妥当的事。玛德琳可以跟她叔叔随便到哪儿，但是我和罗伯特必须一直跟着他，让我们平平安安远离美国匪徒和妓女的骚扰。我们和他争辩，但他态度坚决，而且对玛德琳相当粗暴，把她逼哭了。未婚夫罗伯特倒没说什么，可我却大为光火，我公然谴责他是暴君，声称我们再也不听他的话了。我们愤怒地离开。这一场争吵一直延续到美国，我不再跟朗门夫妇谈话，即使在我们抵达英国之后，朗门先生给我们找了一家旅馆，还代我们找了一位私人教师，我却还是对他有股怨气。在英国我从未去看过他们，也没写过一封信为我的行为表示道歉，我必然使他们非常伤心，因为他们真的是十分喜欢我。那时我非常任性，在家里，我总归是少爷，决不会屈从于任何人的强制命令。也许这跟中国人特有的感觉有关系，就是：感到所有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总想威逼我们服服帖帖，而那时我就特别有这种感觉。现在想起来，我在那时对朗门先生是相当不公正的。如今我回忆这一件小事，总不免有点后悔。
我们到了温哥华，从那里我们离开了加拿大，直往西雅图，抵达了美国国境，因为西雅图就和温哥华近邻。我们在西雅图和玛德琳的叔叔见面，在那里消磨了两天。玛德琳的叔叔带我们走马观花地逛了一圈，我们愉快地看到所有的郊外和林区，因为西雅图一直是一个气候适宜的美的城市。我不记得还做了什么事，除了在一个小小的中国饭馆吃了一顿中国菜肴。从西雅图，我们又去黄石公园和洛矶山，这一系列的安排全是在天津时朗门先生预先周密筹划的。我们在一个为大学生或旅游者设置的小木屋或村舍安顿下来，然后去看温泉和其他景点。我特别喜欢独自在大峡谷散步，四周的美妙景色一览无遗。在黄石公园呆了三四天之后，我们便东行去芝加哥，那年正在那里举办世界博览会，从来没有到过美国的朗门先生只是认为芝加哥是个盗匪横行的城市，他是从我们在天津看过的好莱坞影片中得来这种观念的，若不是因为那里在举办世界博览会，他才不乐意我们去观光那个城市呢。我们在世界博览会逗留了快一星期，看了东欧和伊斯兰近东国家设立的各种建筑物，品尝了希腊和西班牙食品，觉得我们仿佛正在作一个了不起的环球旅行。
我特别记得在一所露天剧场度过的一个夜晚，倾听着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坎尼尼指挥贝多芬交响乐，究竟是第四还是第五交响乐，我现在记不得了。这是第一次我听一个西方交响乐团演奏，后来在伦敦我去听过好多次音乐会，但这是头一回。当然以前在天津时我也受过一些音乐教育，但在那时我也只能欣赏短小的乐曲，如贝多芬的小步舞曲，舒伯特的圣母颂，舒曼的梦幻曲，德彪西的牧神午后，拉威尔的伯列罗等等。这些我都是通过唱片来学着欣赏的。我还记得曾有一个意大利歌剧团到天津演出，大概是在1932年或1933年。他们演出了好几场，我差不多全看了。他们的剧目包括“弄臣”“绣花女”“蝴蝶夫人”等等。从此以后，我对意大利歌剧有了兴趣，但我总是喜欢普契尼胜过凡尔第和其他作曲家。有一支意大利小夜曲我特别喜欢，那是托赛里的小夜曲，英文译词是这样开头的：“like a golden dream in my heart ever smiling……”（像一个金色的梦在我心中永远微笑……)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支出自歌剧的乐曲。无论如何，关于我所获得的西方音乐的早期教育，这方面不再赘述，我已经离开主题，现在我必须再回到我在美国的旅行。
从芝加哥的世界博览会出来，我们前往尼加拉瀑布，当然这完全是朗门先生的主意，要去看瀑布。它蔚为壮观，但并不太使我感动。这次参观给我最强烈印象的却是看到那么多的红印第安人在那里卖纪念品，或无目的地转悠。他们当然是看来像贫苦阶层，而且望着简直是一副淡漠的神情。当然在天津，我也见过许多很穷的人，有的生活比他们这里糟得多，然而由于印第安人同白人在生理上有些不同，特别是肤色，他们就使你不禁产生这种想法：这些人就是二等公民。所以，虽然美国自夸她那绝妙的民主，我却觉得对这个少数民族，也存在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之处。这倒不是事后才想到，我的确在当时感受特别强烈。后来在纽约，当我们去拜访一位美国作家亚历山大·伍科特时，发现他有一个黑人男仆，我也有同样的感触。在天津我有好几个男仆，但由于我一直同他们搞得很熟，他们都是中国人，也都喜欢我，我可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触。我并没有批评美国社会制度的意思，我只是记录下一个十九岁的中国男孩所得的一些印象而已。也许在那时我先前对美国抱有一个太理想化的概念，以为它应该比较完美些。在中国，我们曾有汉族对我们的少数民族野蛮虐待的记载，过去我们也曾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但我自己却从未亲眼见过这些事情。因此在那时候，当我看到我所理想的美国也滋长着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时候确实使我吃了一惊。
离开了尼加拉瀑布，我们前住美国旅游的最后一站——纽约。那里所有的摩天大楼都给我深刻印象，我发现这些比尼加拉瀑布更有魅力，我发现这些摩天大楼并不漂亮，望着挺难看，却像个梦魇似地给人强烈印象。当然一切都非常灿烂，现代化不像我们那尘土飞扬、相当老式的华北。那时我们参观了所有的在当时算是最高的摩天大楼：帝国大厦、时代广场大厦等。我们起先住在一家小旅店，然后搬到位于河畔大道上的国际旅馆，这是一家专门为国外留学生服务的很大的招待所，有食品部卖自助餐，而且价格也便宜，附近环境也安静多了，远离繁华的地区和拥挤的人群。玛德琳的叔叔的确带罗伯特和我去看过几家歌舞表演，但这时朗门先生对这件事却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并不干涉了。当然他决不会同我们一起去那些“伤风败俗”的地方。
玛德琳的叔叔也带我们去拜访他认识的一位著名的美国作家亚历山大·伍科特，这位作家刚写出一本颇为流行的文集，书名足《当罗马燃烧的时候》，反映颇佳。玛德琳送了我一本，但我一直没读过。我对美国文学不熟悉，那时我只读过马克·吐温的故事，华盛顿·欧文的《古史钩奇录》和《阿汉姆巴》，还有艾德加·爱伦坡的一点作品。我们去了伍科特家，一个身穿制服的黑人男仆接待了我们，但主人出远门了，一时还不会回来，因此我永远无缘见到这位著名作家。
在我住在河畔大道上外国留学生招待所所谓国际旅馆时，我记得有一件趣事。离宾馆不远有一个很不错的公园，我通常在早晨到那儿溜达，或者坐在树荫下观察松鼠在草地上奔来奔去。有天早晨，在吃早餐之前，我正在公园里观察松鼠时，一个衣着寒伧的人走过来。他比中等个儿还稍矮一点，神气看来鬼鬼祟祟，又忧虑重重。他经过我跟前，瞅了我一眼，又走回来了。起先他还犹豫着，后来就忽然走到我跟前举起双拳，摆出一个拳击者的架势。我盯着他，因为他看来相当可疑，当他举起双拳像要袭击我时，我也就不知不觉地举起我的拳头护住我的脸以自我防卫。他突然微笑起来，好像我们已经默默地打过招呼了，而且已经彼此了解。他放下他的拳头，说：“喂，伙计，你正是我需要的人，我给你个差事行不行·”我回答“什么差事·”我试图做得像好莱坞影片中那些美国匪徒似的。他便解释说他“陷于困境”了，他是一场拳击的经理人，这场拳击当天晚上就要在纽约举行，只是一场无足轻重的拳赛，双方是一个黑人和白人，不巧的是那个黑男孩早上有点发烧，晚上不能参赛了，因此他得找个替代他的人。他说这不过是一场预先商定的表演，白男孩只要打败黑孩子，也不是真的把他打伤。当他看到我举起双拳自我保卫时，他感觉他找到合适的人了，因此他要给我这个差事，替代那个黑男孩，那么他就有个“中国佬”，而不是“黑鬼”，票房价值也不错。他要给我“两百大洋”。我谢谢他的建议，但坚决拒绝，我说我只是路经这里，即将去英国读书，不愿参加一场拳赛。他很失望地走开了。在那时两百美元大概是挺慷慨的报酬，然而我是富家子弟，对于这数目，不屑一顾。无论怎样我总是不能带着流血的鼻子或是打掉落的下巴颏回到我的保护人朗门先生那里吧，因此我丢了一个在美国参赛的机会。
十天的纽约旅游过去了，罗伯特和我必须跟着朗门夫妇到英国去，留下玛德琳跟她叔叔在一起。她得在美国继续上学。在我们分手之前，玛德琳简直是眼泪汪汪，但是表面上还要装作勇敢的神气。她再三说我们俩都必须常给她写信，别忘了她。她还特别嘱咐我，叫我必须要罗伯特每月给她写信，如果做不到每星期写的话。她沉思着说：“我们三个人什么时候会再见呢·”
我就引用莎士比亚的“马克白”中的话，接下去说：
“在雷鸣电闪或风雨交加中。”
于是我们大笑。实际上这之后我们再也没有重新相聚。我们到达英国后，罗伯特开始时还真的每个月写信给她，后来他就对打网球和追求歌女更感兴趣，就不再她写什么信。罗伯特直到两年之后才考上剑桥大学。1936年或1937年，玛德琳这时已移居到智利的圣地亚哥了，因为她叔叔已是国民党政府驻智利的大使或公使。她觉得挺绝望，给了我一封信要我劝罗伯特去圣地亚哥看她，罗伯特确是看她去了，然后他们解除了婚约。我听说以后她嫁了一个美国人。罗伯特没有取得学位，但他决定在英国住下来。我现在不知道他们是否都还健在，我最后一次在英国见到罗伯特时，他的健康状况很糟糕，那也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大概他们都去世了。
从纽约我们又上了一艘轮船渡大西洋到骚安普吞和伦敦，这一趟旅程又花了我们五天。在旅途中没有发生什么事，十分沉闷，我只记得同一位英国医生下过一两次棋。在整个旅途中，从太平洋开始，我们在甲板上很少跟陌生人用英文交谈，但是从这里起，旅行快结束时，我忽然有了自信，在我们下棋时，我就开始跟英国人闲聊。自此以后我仿佛能够自由自在地讲话，再也不感到张口结舌了。
在大西洋旅程中我开始用英文把这几个星期的回忆点滴写成一组随笔，写了一个薄薄的本子。那时我正读D·H·劳伦斯的旅途随笔二卷，书名是《意大利午夜时分》同《大海与沙丁尼亚》，我非常喜欢这些随笔，在写我的随笔时我有意模仿这些随笔的风格，我给我的集子取了拉丁文的题目，《Terra Marique》(陆地与海洋)。这是因为那时我刚开始尝试学一点拉丁文，我读的第一节拉丁文的书是恺撒的高卢战役。“Terra Marique”这个词在书中出现过好多次，我就记住了，认为这倒很合适做我这些随笔的题目。现在我看来简直是幼稚荒诞，但在那时候我倒得意我那一星半点的拉丁文知识，还想显示一番呢。我把这手稿寄回国给我妹妹Amy(爱梅)，后来就弄丢了。我已记不得在那个集子里写了些什么，我妹妹后来对我说，那时我好像是爱上了玛德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