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是西汉初期伟大的政治家，年轻时学过法家学说，很受汉文帝赏识，汉文帝让他做太子的属官，后来又升为博士。在文帝当朝时，晁错除了辅佐太子外，还对当时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大多切合实际，见识深刻，不但在当时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等，都是当时杰出的政论文。晁错的对策，深得文帝的嘉许，因此，文帝又把他由太子家令提升为掌管议论政事的中大夫。景帝登基之后对晁错也是颇为看重的，但晁错却在他事业的顶峰时期突然被处以极刑，他的死的确是有些蹊跷，甚至让人费解。按照西汉的法律，大臣犯法，要经过廷尉的审理后报给皇帝批复才能判刑，但晁错的死是没有这个程序的，而且他还受到了景帝的欺骗。景帝下旨召他进宫议事，晁错穿着整齐的朝服，路过东市时被执行了残酷的腰斩。位列三公竟以这种方式被杀，而且晁错既是景帝的老师又是先朝老臣，如此身首异处，不能不说死得惨烈和冤枉！
西汉王朝建立初期，地方诸侯的权力很大，并且威胁到中央的统治，因此，晁错曾多次上书汉文帝，提出通过改革法令削减诸侯权力的建议。文帝虽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当时，太子刘启也很赞成晁错的建议，而袁盎和不少大臣、功臣则持反对态度。汉文帝去世后，太子刘启即位，就是汉景帝。景帝立即提升晁错为内史（京师长安的行政长官）。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对其宠信程度甚至超过了九卿，丞相申屠嘉对此十分不满意，一直想寻找机会出气。正巧，内史府坐落在太上庙（刘邦父亲的庙）外面的空地上，门朝东开，进出不方便，晁错就另外开一个从南面进出的门，凿通了太上庙外空地的围墙。申屠嘉知道后想借此过失，报请皇帝杀掉晁错。晁错得到消息后，立即向皇帝说明情况。等到申屠嘉到景帝面前告状，说晁错擅自凿开庙墙开门，请把他送交廷尉处死时，景帝对申屠嘉说：“晁错凿开的不是庙墙，只是庙内空地上的围墙，没有犯法。”申屠嘉只得谢罪而退，一气之下，发病不起，不久就死了。这样一来，晁错的地位更加巩固了，其他的大臣也不敢拿他怎么样。
申屠嘉死后，不久晁错又被提升为御史大夫，从此位列三公，他再次向景帝提出削藩的建议，这就是后世流传下来有名的《削藩策》。晁错指出，高祖封同姓王，仅齐、楚、吴三个王的封地就分去了天下的一半。他主张对犯有过错的诸侯王，应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接管辖。晁错特别指出其中危险性最大的吴王刘濞，先前吴国的太子和文帝的皇太子（即后来的景帝）下棋时被打死，吴王因此心怀怨恨，以有病为借口，不来朝见天子，按照法律本应处死。但文帝不忍心治他的罪，还赐给他一根拐杖，允许他不来朝见天子，此后二十多年，刘濞一直没有来长安朝见文帝。文帝对他算是极尽仁义了，但吴王不仅没有改过自新，反而更加骄横放肆，并且公然开采铜山铸钱，煮海水熬盐，积蓄经济实力，不断扩张武装力量，谋反叛乱之心已经很明显了。晁错的看法确实很准确，但他所提出的削地的办法，却人为地激化了矛盾，性急了一些。以西汉建国初期的实力，来对抗列国诸侯的共同反叛，是要冒相当大风险的。这也注定了他个人的悲剧命运。
果然，《削藩策》一提出来，立即在朝廷内部引起极大震动。景帝下令，让公卿、列侯和宗室共同商议，大多数人都知道景帝是站在晁错这一边的，因此没有人敢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窦婴（皇太后的亲戚）站出来，同晁错争论起来，两人因此也结了怨。最后，削藩的决定勉强通过。景帝决定：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晁错还更改了三十多条诸侯的法令，在诸侯王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对。
晁错建议削藩，也使自己的处境极其危险，就连他的父亲也特意从颍川老家赶到长安来找他，劝他说：“皇上与诸侯们毕竟是骨肉至亲，你提议削藩，是在离间他们的感情，不仅众诸侯会怨恨你，弄不好皇上也会怪罪你。”而晁错一直坚持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国家的安危和天子的尊严。父亲也不得不感叹地说：“刘氏王朝当然是安宁了，但是我们晁家却危险了！”于是，这位老人回家之后就服毒自杀了，他不忍心看到晁家惨遭灭门。其实晁错本人也已经感到了危险和不安，只不过他已经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了。他想用自己的忠诚和智慧回报一直相信他的明君，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皇帝独步天下的一颗棋子。
朝廷讨论削减吴国封地的消息传到吴国后，刘濞就开始策划发动叛乱。他先联络胶西王刘印密谋，约好以声讨晁错为名，共同起兵，夺取天下，许诺事成后二人平分天下，并与刘印订立盟约，刘印又串联齐地诸国，刘濞串联楚、赵诸国，相约一同起兵。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首先在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起兵叛乱，并向各诸侯王国发出了宣言书，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因晁错侵夺诸侯封地，挑拨刘氏骨肉关系，干预朝政，所以要举兵诛伐。同月，胶西王刘印带头杀了朝廷派到诸侯国的官吏；接着胶东王刘雄渠、苗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也都先后起兵，共同向西进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
吴楚等七国联兵以诛晁错为名反叛，使晁错的处境十分危险。此时，晁错本人又有两件事处置失当，更增加了这种危险。
一件是他向景帝提出建议，让景帝御驾亲征，而自己留守京城长安，使景帝对他产生了怀疑，也给其他大臣提供了攻击他的借口。谁都知道外出打仗是危险的，留下来看家是安全的，他竟然在这个时候把危险的事情留给皇帝，是极为欠考虑的。
另外一件事是他追究袁盎预先知道吴王刘濞阴谋反叛不报的罪过。据说袁盎同晁错两人的成见很深，每当晁错在座时，袁盎就走；袁盎在座，晁错也走。两人从来没有说过话。袁盎曾任过吴国相，接受过吴王刘濞的贿赂。晁错当了御史大夫以后，派人审查过袁盎的受贿案件，要判他的罪，景帝从宽发落，将他削职为平民。吴楚七国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晁错还要进一步治袁盎的罪，他对属官说：“袁盎受过吴王的贿赂，包庇吴王，说吴王不会造反，现在吴王造反了，应该审问袁盎预先知道吴王反叛而不报的罪过。”由于证据不足，晁错犹豫不决。但是，却有人给袁盎通风报信，把晁错的话告诉袁盎。袁盎惊恐万分，连夜去见窦婴，商量对策。他们都是晁错的对头，暂时决定结成同盟，先下手为强，一起想出了谋害晁错的办法。
窦婴入宫，去找汉景帝，建议应该把袁盎找来问一问，因为袁盎曾做过吴国的丞相，熟悉吴国情况。汉景帝觉得有道理，就召见袁盎，召见袁盎的时候，晁错也在旁边。当时，景帝正与晁错商议调拨军粮的事。汉景帝问袁盎吴国造反的事能不能成，袁盎认为不能成什么气候。汉景帝认为吴王“煎矿得钱，煮水得盐”，那么有钱，又一大把年纪了，竟然还造反，没有充足的准备绝不会造反。就问了袁盎的看法。袁盎认为吴国有钱不假，有人也不假，但是吴王招募的是一些亡命之徒，这些人是不讲义气、不忠不义的人，不忠不义的人怎么能打得过正义之师呢？肯定不能成气候。汉景帝一听，认为说得不错，就问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袁盎立刻说他有一个主意，但是只能单独向陛下汇报。景帝只好让晁错走开了。晁错也有一些预感，看了一眼景帝，然后无可奈何地退了下去。袁盎的主意就是“今计独斩错”，他的锦囊妙计就是马上把晁错杀了，因为现在打仗讲究师出有名，如果没有正义之名去打仗是打不赢的，那叫做不义之师。现在因为吴楚两国一再说他们不是造反，是“清君侧”，是帮助皇帝巩固大汉江山。那么不管他是借口也好，是旗号也好，是真实原因也好，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的嘴堵起来，堵他们嘴的办法是杀晁错，杀了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吴楚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没有起兵的理由了，他们就能不战而退，兵不血刃即可平定叛乱。袁盎的这番话，完全重复了吴王刘濞叛乱宣言中的“清君侧”的策略。景帝也因为吴楚兵强势大，心中害怕，就听信了袁盎的这番话。景帝沉默了好久，然后说：“先看真实情况怎么样，假如真如你所说的那样，为了对得起天下，我不会爱惜某一个人。”这实际上已经是同意袁盎的主张，准备以牺牲晁错的性命来乞求吴楚等国退兵了。于是，景帝就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置行装，准备出使吴国。过了十多天，丞相陶青、廷尉张欧连同中尉（主管京城治安的武官）等大臣联名上了一份弹劾晁错的奏章，指责晁错提出由景帝亲征、自己留守长安以及作战初期可以放弃一些地方的主张，是“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应该把晁错腰斩，并杀他全家。景帝为了求得一时苟安，不顾多年对晁错的宠信，昧着良心，批准了这份奏章。这时，晁错本人还完全被蒙在鼓里。诛杀晁错完全是一个突然袭击：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传达皇帝命令，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晁错穿上朝服，跟着中尉上车走了。车马经过长安东市时，中尉停车，忽然拿出诏书，向晁错宣读，忠心耿耿的晁错就这样被腰斩了。晁错直到铡刀落地都不相信这是真的，这可谓死得冤枉，死得糊涂。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
景帝杀了晁错以后，就派袁盎以太常官职出使吴国，告知已杀晁错，并恢复被削封地，要求吴王退兵。这时刘濞已打了几个胜仗，夺得了不少地盘。袁盎去见刘濞，要他拜受诏书。刘濞狂妄地大笑说：“我已为东帝，还拜什么诏书？”于是把袁盎留在军中，想任命他为将领，让他参加叛军，袁盎不肯。刘濞就派一名都尉带五百士兵把袁盎围守在军中，还想把他杀了。袁盎得到消息后，连夜逃出吴军营地，回到长安。这样，吴王刘濞就自己揭穿了所谓“清君侧”是一个骗局。这时，从前线回长安来汇报军情的校尉邓公来见景帝，向景帝汇报了前线的实情，晁错死后，吴楚并没有退兵。邓公又向景帝劝谏说：“吴王谋反已经准备了几十年，‘清君侧，诛晁错’，不过是个借口，本意并不在反对晁错一个人。晁错担心诸侯王国越来越强大，朝廷不能控制，所以建议削夺他们的封地，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地位，这是对万世都有利的打算啊。计划刚刚施行，竟全家被杀，这样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我认为陛下这样做是不可取的。”听了邓公一番精辟的分析，景帝如梦初醒，但后悔为时已晚了。邓公这番话，显示了他见识的高深，也因此得到了景帝的赏识，被提升为城阳中尉。
用牺牲晁错和恢复被削封地的妥协办法不能使吴楚七国退兵，景帝就只能坚决使用军事手段，来平定七国叛乱了。景帝立即在军事上作出部署：太尉周亚夫率军作为主力，进攻吴楚联军；曲周侯郦寄攻打赵国军队；将军栾布攻打齐国军队；并且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兵荥阳，监视齐赵方向，作为后援。景帝召见窦婴时，窦婴开始以有病为由加以推辞。景帝再三劝说：“现在国家有危急，皇亲难道可以置身事外吗？”窦婴于是也接受了任命。二月中旬，景帝又下了一道诏书，号召将士奋力杀敌，同时下令严惩参加叛乱的官吏，从而鼓舞了汉军的士气。
周亚夫的军队来到灞上，有一个叫赵涉的人拦住周亚夫的马车献计：“吴王刘濞占据的地方很富饶，他招兵买马已经准备很久了。这次您去征讨，他一定会在半路险隘之处设下埋伏。我建议将军不要走东西这条大道，而由此往南走蓝田，出五关然后去洛阳，这样虽然绕远，多走了一两天，但是在吴王意料之外，他们一定没有防备。”赵涉的建议果然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周亚夫率领的大军很快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在昌邑城南挖深沟、筑高墙，扼制了吴兵北进，吴兵发现不能北进只好向西进攻睢阳。可是打了两个多月的消耗战，毫无进展，军心逐渐低落。更严重的是粮食逐渐供应不上了，周亚夫看准时机，命令全部精锐部队四路出击，只一仗就把吴楚联军打败。吴王刘濞兵败被杀，其他六个谋反的诸侯王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处死。刘濞经过长期准备发动的叛乱，不到三个月就被彻底粉碎了。
景帝在平息吴楚七国叛乱之后，趁机在政治上作了一番改革。他下令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给他们派去官吏。他又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这就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仅得租税而已。这样一来，中央政权的权力大大加强，而诸侯王的力量就明显地被削弱了，统一的集权制度战胜了地方割据势力。从此，汉朝才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社会进一步得到安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了可靠的保障。
晁错在历史上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但可以肯定他的功劳还是很大的。晁错当然不是完人，他的缺点很明显：他太急于求成，他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干成一件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事。他也过于个人英雄主义，他不知道即使是一个英雄，也需要有后援有后盾。而他一直孤军奋战，既无后援，也无后盾，最后皇帝也不帮他。但是，在那个时代，他确实是一个杰出的人物，是一个英明的政治家。明代李贽认为：“晁错可以说他不善谋身，不可说他不善谋国。”热情赞扬了晁错为了国家利益而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应该说，这种精神是十分宝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