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去的一个月，始终没等来彼得。我给自己大限，在一个星期内找到另一个男人，开始新的罗曼史。新的罗曼史是否进行得下去并不重要，它的功效是使我忘掉彼得。不管是彼得负心，还是他遭遇不测，对于他的记忆让我好痛。
你还年轻，肯定记得自己犯过这种毛病：某人的缺席反而使他在你心里完美无缺。尤其对二十岁的年轻女人，缺席的恋人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俊气，离那种搭帮过日子的未来越来越远。彼得在现实中缺席，所以在我印象里就无懈可击的美好。所以你能想象，等我真的再见到他，觉得他其实并不那么漂亮。当然，犹太大营房那场传染病，也要对他的愁苦模样和紧张神色负责。
我什么都想到了，恰恰没想到这种大宿舍生活常常发生的事：传染病。猩红热打倒了百分之四十的难民，尤其是孩子们。住在虹口的日本居民很多，他们怕传染病蔓延到大宿舍外面，就让日本军医把难民大宿舍封锁起来，划定成隔离区，由宪兵把守，不准人出入。两百多人的大宿舍（原先是仓库，漏风漏雨，却照不进阳光，家家户户只有一张桌布或床单作为墙壁，声息相闻，能隔开的只有最低程度的廉耻），不只流行一两种传染病，有时一个没有亲属的人病死了多天，都没人报告，因为其他人需要他分内的那顿晚餐。幸而天不热，病死的人在发出气味前可以让人们分享若干顿面包和汤，同时也让人们分摊了病毒。
彼得又鬈又长的头发由于肮脏打成绺，沉甸甸地耷拉着，有些地方露出结着污痂的头皮。他原先的天蓝衬衫泛出一层茶色，那是汗水一再浸泡，又一再被高烧的体温烘干的缘故。尽管如此，他严谨地扣着每一颗纽扣。你该闻闻那气味！一个人没死就开始腐朽的气味！
彼得见了我就笑笑说：对不起，我不能拥抱你。
他大概喷了半瓶古龙香水，不仅无济于事，那坏气味更加丰盛。
我还是不顾一切地抱住了他。
一旦我们的身体紧贴，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苦苦等了他六个星期，等不及他去清洗掉污秽和气味，以及致命的病毒，就把嘴唇贴在他嘴上。当然，这也是痴傻恋人的一种表白：你看，我不嫌弃你；你的病毒、死亡我都想要一份儿！我的举动让莫里埃餐厅的客人们隔着门玻璃错愕，随即讥笑。
我顾不上那些。天涯沦落人的感觉特别好。
他这副模样是进不了莫里埃餐厅的。我对他说：叫辆黄包车，去我那里。我会打电话给房东太太的。请房东家的娘姨到弄堂口的老虎灶去，给你叫一担开水，兑上冷水就可以洗澡了。我房间里有一个盥洗池，那个水龙头可以接冷水。
我把一张钞票塞在他手里。看他上了一辆黄包车，我又想到洗澡远没有那么简单，跑上去，跟他说：不对，你听我从头讲——我床下有一个椭圆的大木盆，冷水必须用一根橡皮管从盥洗池接到盆里，再掺上从老虎灶叫来的开水。洗完第一盆，用那个铁皮桶把脏水盛进去，倒进马桶，再洗第二次。我就是这样洗澡的。房东太太人很好，就是不准房客用她的浴室。
彼得走后，我回去接着弹琴。十点以后，老板的新节目开始了：挪开了前面的几张餐桌，让半醉或全醉的各国鬼子们跳舞。这时我的弹奏更马虎，坐得腰也僵了，人也乏了，不时架起二郎腿，打个哈欠。我满脑子想的是彼得可别让开水烫了，可别傻乎乎地去端整个木澡盆倒水——我忘了一个细节，澡盆里的脏水得用那个瓢一瓢瓢舀进铁桶。自从我离开父亲的洋房，花了两个月才习惯这种麻烦百出的盥洗方法。
我一边弹琴一边还在想彼得告诉我的话。被隔离的日子他想到过自杀。后来他的父母弟妹全都病倒了，他更加看不出活下去等的是什么。大宿舍里一个年轻女人在孩子病死后自杀了。当时他没有自杀，是因为家里其他人没流露这个愿望。他不愿孤单单一人去死。
我瞥了一眼窄小的舞池里的人。弹奏变得恶狠狠的：我让你们跳！让你们醉生梦死！
……
我歇斯底里的弹奏让这些牛头马面领会成了狂喜，他们的屁股扭得越发的圆，面孔越发的无耻。我让你们酒绿灯红脑满肠肥！看看窗外的大街小巷，在日军轰炸中丢了腿和胳膊的人蜷缩在任何一个能避风挡雨的门廊下。守桥的日本兵把一盏煤油灯扔进一只住着中国人的船里，大喊这样的贱民就该沉入水底……
那是个星期六。我结束了工作后该领薪水。老板说你今晚弹得很棒，但我得扣掉你出去跟人说话的半小时工钱。我耸耸肩。本来我息事宁人，让他把七八分钟算成半小时。但接下去他就不像话了。他说：以后让他好歹洗洗头、换换衣服再到我的门口来。他看上去浑身虱子疥疮。我低着头，一动不动。一般我这副样子我爸爸就知道事情坏了，我给惹得太狠了。
你知道彼得是干什么的？我问半法国人。
谁是彼得？老板问。
彼得·寇恩是个优秀的医学院学生，因为纳粹迫害到上海来给你这种人渣蔑视。
老板说：你说我什么？对不起，我英语不好。
好，我换个词：人类垃圾。你这人类垃圾。来上海是因为你在你自己的国家做够了垃圾。到了中国，你认为至少可以把中国人当垃圾。
我口气婉转，一点火气也没有。因为我只是在好好阐述一个事实：来上海的各种鬼子大多数是因为在自己祖国混不出人样而到上海来碰运气。在上海即便混不出人样也有中国人垫底；中国人反正是可以不当人看的。
给我这个月的红包。我向老板摊开巴掌。他若不给，巴掌直接就上他的腮帮上去。我们说好每月有十块钱的红包。
你还想要红包？他用了一句法语骂我。
我不用懂。他过去是个水手，水手在全世界海港造孽，留私生子，搜罗各国下流话。
我的巴掌没上他脸上，而是抓住了他的领结。这种关键时刻你们能看出我是个求实的人。打耳光的动作是漂亮，但效果差些，他可以还手或忍让，把红包赖掉。我捉住他的领结，一只手不够上了第二只手。等拉架的赶来，老板已经把五元钱扔在地上。
他用水手法语一连声地骂。我在唐人街长大，难道会不经骂？
在骂声中我弯下腰，捡起地上的钱。等我上了黄包车，发现自己抖得厉害。原来我并不经骂。我今天是怎么了？我难道因为彼得回到我身边，感到有所依仗，存心要惹一惹谁？还是彼得让我失望？他在垂死的时候一点都没想到我，我不是他垂死时的安慰和放弃自尽念头的理由，这些让我失望了？
现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的不满足感觉。初恋的人总是不满足，总觉得得到的比预期的和贪恋的要少。
黄包车夫的两只脚板“啪啪啪”地拍打着沥青路面。坐在车篷里的年轻女郎一晃一晃，渐渐离那片邪恶的热闹远了。女郎把自己在恋人心目中的位置估计错了。天下双双对对的恋人中，总有一个更痴的。这没办法，我的心太不骄傲了。
等我到家的时候，彼得已经离去。他得赶在宵禁之前回到大宿舍去。他洗澡的药皂气味还浓浓的。空气湿漉漉的，我的头发很快上了一层水珠。彼得是个识相的人，他把地板上的水渍擦干了，顺便擦了一遍整个房间。早上晾出去的内衣内裤也被他收进来，给我折叠得方方正正。我一下子想象出他在我这间十平方米的亭子间和我过小日子的情景。
后来，我也是在他的药皂气味里入睡了。
第二天一早，三楼和二楼之间的电话响了。我竖着耳朵，听房东太太用一塌糊涂的英文说：请等等，一会儿……
我跳下床，披上薄呢子大衣，房东太太已经在楼上喊起来，说是一个叫寇恩的先生请我听电话。一听就知道她对我昨天招进来那么个臭烘烘的犹太难民有火气。居然还把大门钥匙给了他！
我接了电话就说：你送牛奶吗？这么早就起床？我和那头的彼得同时哈哈大笑。
我们约好七点半在虹口的乍浦路见面。我费了很大劲才让他记下要去的虹口大戏院。本来我想去他住的大宿舍接他，他急坏了，一口咬定他能找到上海的所有街巷。他不让我看到他一家的惨境，也是为我好。
虹口大戏院的最早一场电影七点四十放映，票价非常便宜。电影结束正好赶上去菲利普家面试。菲利普姓温，他的长子是我父亲的学生，他有个十六岁的小儿子在学钢琴。从菲利普家出来，我还要陪彼得去第二家、第三家面试。我们中国人在做事留一手上也不次于犹太人。
那好，我要去洗漱了。我对电话那一端的彼得说。已经有了一种很贴心的人才有的口吻。
放下电话，房东太太的一只绣花拖鞋从楼梯栏杆缝里落下来，在我眼前直接从三楼落到一楼。她的监听暴露了，索性响亮地笑了笑说：妹妹呀，以后不可以把我们的大门钥匙给外人噢。这要闯穷祸的哟！
她从楼梯上走下来，一只脚穿拖鞋一只脚穿丝袜。
噢，好的！我爽快地答道。我心情好得要命，她说什么我都不觉得难听。
房东太太说我父亲每回来都那么知趣，从来不进到楼里面。
我急忙往亭子间跑，一面说好的好的，下次不给外人钥匙了。
她还要啰唆，说一个男人私自开了你的门，跑进去，邻居看了难看吧？
我还是大大咧咧，说难看难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