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父亲，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
“是的。”我答得这么痛快，你的揭露完全失去了意义。
我面前的脑袋埋下来，又去阅读那份表格。我看出他其实早已不在读了，或者早已停止读进任何词句。我一礼拜前填写的这份表格，那上面项目琐细，包括在世的九族不在世的三代。
“他是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的，是吗？”
“是的。”
“动机？”
“抗日。”还有其他动机，比如马克思主义，我跟你讲这些不是瞎耽误工夫。
脑袋秃到最狼狈的时候，索性剃光，或大大方方地随它去——别这样一丝一缕，从右边牵拉到左边，像捉襟见肘盖的草屋顶——会气派大些。不然尽管他庞大，仍是个小公务员。
脑袋慢慢变换角度，最终，那块由稀疏的浅黄头发遮盖的朦胧秃顶退出了画面。取而代之的，是张粉红的、慈眉善目的大脸。我按和理查·福茨约好的时间来到第四号审讯室，这张面积可观的新面孔已等在这里，只告诉我理查临时有急事，和我的交谈便由他来继续。他说他对这个案情不熟，只好和我从头来。我问从什么头来，他说就是把理查·福茨问的再问一遍。他有一种能力不够的样子，反应也跟不上，因而他每问一句话都留给自己相当长的时间去反应。
“对不起，我不会中文，只能劳你驾讲英文了。你介意吗？”
“不介意。”我有什么选择。
“你的英文不错。”
“哪里。”
“比我的中文好多了，哈哈哈！”
“哈哈哈！”一点儿也不可乐。你误认为自己是个幽默的人，这点比较惨。
他和理查太不一回事了。理查英俊、干练，打起人来肯定特别酷，特别干净漂亮。理查可以去电影里做007，而我面前这个面积、体积都可观的人可以去做许多其他角色，比如传达室的看门老头，办公室主任，退休活动中心的管理人员，或者宠物商店的售货员，嘴不停地对猫、狗或鸟、鱼说：“你可真淘。”
“你父亲为什么——在什么动机下，参加共产党的？”
“……动机？你刚才问过这个问题吗？”
“你看，我原来是驾驶飞机的。十五年前，美国的犯罪率上升。我的表弟在大街上挨了枪弹。他刚刚大学毕业，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该是最后一个轮到他去挨枪弹。我想，时候到了，是站出来保护无辜公民的时候了。我就放弃了我最热爱的行当——飞行。你看我的动机明确单纯，是不是？”
“是的。”你这张大脸五十来岁了仍看上去单纯无比。
“所以，在你看来，是什么给了你父亲一下子，把他推进了共产党？”
“他也有个表弟挨了枪弹，是日本人的枪弹。”没办法，我只能给你一个你能接受的逻辑。
“噢，我说呢。”他的理解能力一下子就大大增强，“我原先以为是洗脑的结果。一些漂亮的主义很容易给年轻人洗脑。你父亲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在美国也正是时髦的时候。”
“我父亲不爱赶时髦。”我父亲一生中赶的唯一一次时髦就是娶了我的母亲。那时候老革命们遗弃乡下老婆，娶城市女学生是个大时髦。
“你父亲是一九三七年参加共产党的，没错吧？”
“正确。”你果然迟钝，记性也差劲。
“那个时期，共产主义在美国、加拿大非常时髦！”
“噢。”在美国时髦就能证明它在中国也时髦吗？就能证明你逮着了我父亲赶时髦的把柄？
“时髦的主义都显得漂亮，而漂亮的思潮容易成为时髦！”
“噢。”你瞎激动什么？
“你看！”
“嗯？”看什么？
我们的交流没有完全畅通，这主要是他不好。他很想证实他知识面不窄、思辨性不差，因此就使我们的沟通出了毛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他无望弄清。我呢，我脑筋比他好些，但我看到我们跑题已跑得太远，一时也扭转不回来，只好随它去。跑题对我没什么不利。
他却微微一笑，他没觉得跑题。他的微笑是认为我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终于中了他的暗算。我想他的智力真该大大加强。他笑着，得意扬扬地轻轻点头，认为一切都在很好的进展中。他和我这段东拉西扯如果给录在磁带上，让理查一听，准会骂起来：操！这俩人胡扯到哪儿去了？而他却认为自己又博学又机智，句句提问都得到最理想的收效。对话的错位让我伤脑筋地对他一笑。我怀疑特务福茨此刻也发出一模一样的伤脑筋的笑容。他很可能在四号审讯室附近的某处，监听我们正在进行的胡扯。
“你父亲当时十六岁。让我们来看看——对，十六岁。十六岁的一个孩子，常是漂亮的主义的牺牲品。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式的漂亮的忧郁，让日本一大批青年自杀。一些漂亮而新颖的思潮，像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三四十年代，萨特存在主义在六七十年代，哇！纽约大街上，咖啡馆，好莱坞的大小聚会上，年轻人醉倒在这些思潮里！芝加哥在六七十年代，有十来家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正像你们中国，三代人醉倒在你们的红色理想里！”
“你去过中国吗？”你肯定没去过。
“啊，我几次想去……”
“结果呢？”结果一打听飞机票价，算了。你们这些高尚的特务们据说薪水不怎么样，让你们舍生忘死的是你们高尚的动机。就像你刚才说的：无辜的表弟中弹倒下。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轮不上没招谁没惹谁的表弟，全人类无辜者的表弟。
“种种原因吧。不过我相信我肯定会去中国的。”
“我也相信。”
“没去过中国的人在美国占绝大多数，但他们非常为中国操心。我就非常担心中国的事，包括你们计划生育的全国大运动。了不得！我完全能够想象你父亲的热忱。”
“我父亲没有参加计划生育。”
“当然，当然。”
当然什么？我父亲当然是天然的计划生育，荷尔蒙减退，尿频起来，我母亲停止了和他做爱。
“你父亲，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会怎样醉倒在一个漂亮的主义里。”
“等一等，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怎么会？！”
“事实就这样。他在十六岁之前一个字也不识。”
他受了挫折，愣着，两眼一片空白。脑子里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么说，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来说，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马克思主义，你说呢？”
“可能吧。”十六岁的父亲不知道马克思是谁。不过我懒得跟你讲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共产主义。好莱坞的艺术家，不同情共产主义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艺术独创性。中国的三十年代，你父亲至少是同情共产主义的。对吧？”
“嗯。”是共产主义同情我父亲。不过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看一眼手表，还有三十分钟到五点。不知他是不是个按时上下班的人。
他看见我看表，脸上出现“别为我操心”的温和表情。
“没关系，我不急着下班。”他说，他倒慷慨，“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交谈。我曾经学过两个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师三十年前从台湾来。他对中国内地的认识比较书本化。”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上下文有点乱，言归正传地说：“我肯定你父亲是个浪漫的人。他浪漫吗？”他见我犹豫地点点头，劲头又大起来：“也许中文里浪漫的定义和英文不完全一样——别去管它。关键是，你父亲在十六岁这样蒙昧的年纪，很难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那您是怎么区别的？”
“区别什么？”
“您刚才说，我父亲的问题，是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们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脸蛋上发着红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那些跟你父亲同代的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得一塌糊涂……”
“等等，我不记得我是否对你说过，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你听我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美国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不过我父亲不是……”
“能让我把句子结束吗？”
“对不起……”
“没关系。”他定了定神，说，“要不你先说？”
“您先请。”
“还是你请。”
“是您在审讯我呀。”
“不不不，别叫它审讯，就是一般性地了解情况。咱们彼此了解嘛！来来来，你先请。”
我又一次看看表。这人要是那种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进去一小时工钱。
“我的父亲十六岁参加了八路军。那时候国共合作，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统一整编，为了抗日救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不是以信仰划分敌我。因此，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因为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我的英文，您还凑合能听懂吧？”
“不凑合，不凑合。”
“后来我父亲学了文化。在全中国解放的时候，他已经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
“高中毕业当部长，我料定你父亲一定是个很精彩的人！”
“谢谢您。”
“哪里。”
“那个时候新的政权很缺人才，我父亲又去夜校读大学课程。两年后他调任到另一个省份，大学只好搁下了。”
“很可惜。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父亲都是个精彩的人。十六岁能做那样大的选择——我儿子十九岁了，连大学主修都选择不了！而且从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断你有个多么精彩的父亲。”
“谢谢！”
精彩的是我母亲，一个乡绅小妾的女儿，挎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十块大洋和两身旗袍，赤手空拳进了城，什么本事也不凭，只凭年轻，凭她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亲脑筋清楚，每一项选择都不和小儿小女的两情相悦弄混。她轻蔑那些被你情我爱的事弄得不可开交的少女们；那些和她同龄的女子是永远不识好歹、不识时务的混虫。母亲在我十四岁情窦初开时这样教导我：什么叫头发长，见识短？她们那些混虫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胸无大志，百无一用。她说：“你将来要那样没抱负，我可白养了你。”于是她一撒，把我放飞了，飞到这举目无亲的陌生国度，包袱里一样是几身衣裳和一点可怜的钱。在机场海关，我回头看身姿依旧的母亲，她眼里一道狠狠的光：丫头，看你的了！
“我敢说，我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书比你还多……”
原来这期间他一直没停嘴。我在走神的时候往往让人误认为特别专注。
“你看上去像是对中国颇有研究的人。”
“不是看上去，是事实上。”
他抿嘴笑笑，自得和自负使他阔大的脸蛋孩子气起来。
“你知道吗？”他突然放低声音说，“我也是一个严重的浪漫主义者。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一定比你父亲浪漫得还严重。”他认为他交代了一项难以启齿的秘密。这下该我拿同样的秘密去等换。
我不敢看他，突然的亲近让我难为情，为他难为情：一把岁数了，还要做如此表演。
“你父亲当初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应该很明显。”
“噢。”
“你非常了解你的父亲吗？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对我来说，很神秘。”
“他八十年代就停止做高级官员了。”
“那他做什么了呢？”
我耸耸肩。他花费许多时间和我母亲吵架。剩余的时间他闭目养神，认识到我母亲当年的野心。母亲替他铺好纸，拿来笔，叫他不要空谈而是一笔一画把他的回忆录写下来。他一副绝不再上当的样子，把手拼命往身后藏。他看透了母亲，她让他写回忆录，是实现她最终对于他的野心。母亲每在此时便冷冷一笑，说：“我就知道你写不出来。什么自修大学呀，什么背了两千俄语单词啊，什么文化素养好的领导干部啊——狗屁。”这是母亲最灵验的一手，这句话一出她的口，父亲一定痛不欲生地叫喊：“老子写给你看看！”
“你真有把握很了解你的父亲？”
“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除了做父亲，做其他任何事都很像样。他给几家小馆子题的字，也还不丢人。
“他和你谈到他自己吗？比如他的青年时代，比如他怎样做一个副省长？”
“他从不谈自己。”我父亲什么都不瞒我。他需要我帮他去招架母亲，因而对我的坦诚是他唯一的出路。他说到他丢弃了一个乡下老婆。那是个一点儿都不打男人主意的老实女人，男人就是去讨饭，她也安安稳稳做他的女人；男人顶戴花翎，她还照样推磨纳鞋底，她手里拿着鞋底，把父亲送到村口，看父亲挎着盒子枪一骗腿儿上了枣红马，才说：“哟，忘嘞，给你收的烟叶子！”父亲的马已经小跑起来，她追着喊：“你等等，我回去给你拿烟叶子……”父亲头也没回。父亲两行老泪慢慢淌下来，说：“打那时候起，我头就没回过。她那时候不晓得我心里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不是你妈，你妈那时还不知在哪里，我心里的是一个下级的老婆。我那下级牺牲了。”
父亲对他最小的女儿彻底坦白，把一切都交给女儿去处置。正是这一点使他失败；做一个父亲，在我这儿，他是完全的失败。他不知道一个父亲是靠许多假象来建树好形象的；父亲就该是假象，而他的儿女们都要为这个假象付出她们对男性最初的敬爱。不然我们要拿我们生就的这份敬爱怎么办呢？
我第八次看手表时，已经六点过十五分。餐馆的规定是十五分钟的迟到就罚一小时工钱。一小时是五元钱。离还清房租的目标，我又增添了五元钱的渺茫。
星期三半夜我从餐馆回到牧师家里，看见我卧室门口放着一个信封，上面是安德烈的笔迹。我抬起信封，感觉它的分量，一张机票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