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却迥然不同。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激烈争论；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筹备海防和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
（一）有关同文馆之争
奕、曾国藩等人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对外交往的一些经验教训，指出：“和外国人打交道，必须先了解他们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而要熟悉外国的政治、地理、历史和现状，就必须要精通它语言，以至于不会受外国人的欺骗”。1862年，清政府批准了奕的建议，在北京开办了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型的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该馆最初只是以培养中国翻译人员为目标，只设立一些外文馆，如英文馆、俄文馆、法文馆等，以学习外国语言为主。后来，奕建议增加天文、算学馆，招收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员入学，还希望延聘洋人教师。此建议一提出，就遭到了朝廷中一批守旧官僚反对，由此引发了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第一场大论战。
顽固派官僚认为，招人学外语，聘请洋人为师已经是在胡闹，现在竟要一批经过科甲考试而走“正途”的人去学习外国的“奇技淫巧”，这不仅会冲击中国的传统学术，而且还势必动摇士大夫、官僚安身立命的根基——“中学”（传统的儒家思想倡导的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大学士倭仁认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应该是遵守“祖训”，而不应该崇尚权谋；国家稳定的基础应该是人心，而不是什么技术、手艺。即使科学馆中出了有成就的人，也不过是懂点儿算数，自古以来就没听说过凭借一点数学知识就能够改变衰弱局面的，并危言耸听地说，如果用洋人当老师就会落入了洋人的圈套。顽固派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对于顽固派的反对理由，奕等人不以为然，嘲讽顽固派只会“空谈西方的不是，以此来骗取天下人的支持”，洋务派责问倭仁等人，既然把西方各国看作仇人，那就应该有卧薪尝胆的远大志向，发愤图强。恰恰相反，顽固派只会空谈道义，对于千疮百孔、危机四伏的现状根本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强烈批评倭仁等言论中的偏见和短见，并再三告诫说，想维持长久安定，就应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装备自己，以达“自强”。当时的西太后还离不开奕的帮助，所以在这场论战中基本赞同奕的主张。最后以奕等人的获胜而结束这场争论。1867年，天文、算学馆举行招生考试，72人参加考试，录取30名，正式开馆。但所录取的30名，半年后经复试后仅留下10人，而被并入英、法、俄文馆，天文、算学馆名存实亡。
（二）关于派遣留学生激烈争论
1871年，曾国藩等奏请选拔一些聪明的儿童少年到外国去学习，并上奏力陈遣派留学生的好处和计划。1872年清政府采纳了这些建议，正式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学习。从1872年到1875年，共派出学生120名。这批留学生主要学习与工业相关的学科，如造船、开矿、邮电、机械工程、交通运输等。几年后，翰林出身的陈兰彬任驻美公使，他初到美国，总是摆出大清官员的威风。孩子们长了个子，也长了知识，淡薄了国内的繁琐礼节。见了他没一人行跪拜礼，陈兰彬勃然大怒。他联合驻美总监吴嘉善上奏朝廷，以留美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为由，建议撤回全体学生，说他们是“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1881年夏，奕接到陈兰彬奏折，征求李鸿章意见，李建议半裁半留；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转给总理衙门一封美国各大学校长的联名信，恳请中国不要撤回留学生。但奕鉴于当时慈安太后突然病死，慈禧太后重出独揽大权，办事更加谨慎，终于同意召回全体学生，分三批回国。大多数学生中断了大学学业，还有的正在中学读书，不得不中途辍学返国。中国近代官费赴美留学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半途而废了。
（三）洋务派与顽固派对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
在关于设厂制造船炮机器、筹备海防和建筑铁路的问题上也充分地表现出了洋务派与顽固派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的不同态度。顽固派指责洋务派自己制造船炮是白白浪费国家财富；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他们认为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农民占绝大多数，自古以来男耕女织，各司其职，这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如果机器得到逐渐推广，会导致失业人口增加，造成大量流民，不利于天下稳定。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历史上圣君贤相谋求富强的方法都是皆重农抑商”。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等人，说他们常被人们抨击，也多次被官府弹劾，却总是以精通洋务号称，实际上只是看一些国外的书，就讲什么所谓的新法，表面上创办什么工厂，暗中是为了一己私利。顽固派认为洋务派都唯利是图，和外国勾结起来侵害中国，特别对其中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如攻击丁日昌在洋行中工作，狐假虎威，心术不正，实在是小人之最，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仆役、奴才，大肆揽财，称他是祸国的奸商、害民的巨头。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
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以及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他们局限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
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争论，反映了中国的封建统治集团中不同政治势力对于外来先进技术与文化的不同态度。顽固派毫无接受新事物的心理准备与认识能力，对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根本起不到推动作用，只能产生负面的阻挠作用。洋务派能够接受新的事物，希望借鉴外国的技术加强中国军事实力，以抵抗外国的侵略，但他们的根本目的仍是维护清廷的封建统治，而不是真正进行现代化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