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成功从小就想离开农村，成为城市人。上初中以前，他脑子里城市的概念就是乡镇驻地。那时他最大的人生理想就是去镇上当工人，当一名“正式工”。镇驻地离他的村子贾庄有五里路。冬天，田野里很开阔，站在村头就能看见镇上高高的水塔。镇上的人吃自来水，据说水很清，不像他家压水井里的水那样有渣子。镇上有玛钢厂、酒厂、机械厂、棉厂。其中棉厂最大，一座座棉垛高得像山一样。贾成功跟父亲去那里卖过棉花。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棉花是鲁西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农民也是靠种棉花渐渐过上了好日子。深秋卖棉花的时候，一辆辆装满棉花的地排车在棉厂门口的公路上绵延三四里路，很是壮观。往往排队三四天才能把棉花卖掉。去卖棉花都得带着被褥，夜里就睡在公路上，地排车下面。贾成功就在地排车下面睡过两次。夜里想尿尿，一折身子，脑袋“咚”
地一声碰在地排车的“底盘”上，鼓出一个包。
贾成功的舅家表姐是棉厂的正式工。她和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贾成功记得大家都叫她小韩）住同一间宿舍。表姐的工作是过磅，小韩的工作是现金出纳。小韩脸蛋红扑扑的，身体很结实，穿着时髦的喇叭裤，屁股紧绷绷的。小韩瞧不起农村人，卖棉花的都从她那儿领钱，一天到晚她眼皮都不抬一下，从不看一眼领钱的是什么人。表姐叫贾成功去她宿舍里吃过饭，是从棉厂食堂打来的，菜里面有薄薄的白肉片。小韩也和他们一块吃，但她不看贾成功一眼，吃完饭就嘴里哼着歌，照着镜子描眉、搽雪花膏。那时候贾成功就想，长大了他也在棉厂当工人，娶个小韩这样的女人当媳妇，就住在厂子的宿舍里；宿舍前面搭个鸡笼子，养几只鸡；星期天就骑着自行车领着小韩回自己的村子；晚饭后拉着小韩的手去集上散步，散步回来和小韩一起嗑着瓜子听收音机，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岳飞传》
或《杨家将》。
去县城上了中学，贾成功脑子里城市的概念就是县城。他觉得县城真好。县城的人早饭可以喝豆汁儿，吃油条，不像农村人那样一年四季喝玉米糊糊。他那些县城的同学住在父母单位的家属院里，在一起喜欢讲“俺院儿里”的趣事，农村的同学都插不上嘴。县城的同学穿得很时髦，上体育课有球鞋和运动服穿，而贾成功只能穿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和四个兜的蓝色中山装。县城的同学每个月都领粮票，他们吃的粮食是包括贾成功的父母在内的农民种出来的。县城的同学暑假里可以逛电影院、图书馆，而贾成功却要干一假期的农活，开学的时候黑不溜秋，像从锅底下钻出来的似的，手心还有厚厚的茧子。县城的人冬天可以在家里洗澡，而农村人只在快过年的时候洗一次澡，还得去县城的澡堂里，天不亮就骑着自行车出发，去晚了水就脏了。县城的人想几点看电影就几点看电影，农村人看一场电影要骑车子跑几十里路到县城的电影院。贾成功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为了看《少林寺》，晚饭都不吃，看完电影回到村里都半夜了。县城的人可以在家看电视，而农村人顶多听听收音机，晚饭后整个村子死一样的寂静，狗都懒得叫。那时候贾成功已看不上镇上的小韩了，他想，将来混好了也在县城生活，住在单位的家属院里，等有了孩子，孩子上了学，也可以和同学讲“俺院儿里”的事了。
上高中的时候，贾成功又喜欢上了菏泽，觉得菏泽是大城市。那是1986年夏天，暑假里他去菏泽看病，夜里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晚饭后有人把电视机搬到大街上，很多人搬个小马扎，坐在那儿边乘凉边看电视。贾成功每天晚上都跑过去，蹲在一个角落里看。那时正播放电视连续剧《傲慢与偏见》。这是贾成功这辈子第一次看电视。菏泽有公园，有人工湖，有宽阔的马路，有大商场。在他想象中，菏泽可能和北京差不多，只不过比北京少了个天安门。他觉得菏泽真好。但他不敢奢望将来在菏泽工作、生活，他觉得自己是个农村孩子，能在桃城县城住上家属院就很不错了。
后来去北京上大学，贾成功才知道北京原来那么大，大得让他心慌，他又觉得北京真好。大学毕业后离开北京回桃城工作的时候，他一百个不愿。他情愿在北京扫大街也不愿回小县城，但1992年他还没有丢掉“铁饭碗”的勇气，于是大学毕业后到了桃城县工业局工作。他在县城没有住上家属院，而是住在办公楼的顶层。在北京生活了几年，他已不满足于一辈子在县城生活了，于是辞了公职跑到了大城市济南……
现在，贾成功娶了个济南媳妇，住在这个济南媳妇家里。
可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说是农村人吧，他确实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说是城市人吧，他却不会说这个城市的土话。在济南土话里，“好”叫“赛”，“很好”叫“楞赛”，“太好了”叫“杠赛来”，“忽悠”叫“点划”，“郁闷”叫“秫米”，“占便宜”叫“拾漏毛”，“傻”叫“潮巴”，“自大”
叫“胀包”，“走人”叫“拔腚”……这些土话贾成功都不太懂。李菲希望他能学学济南话，以便和她爸妈以及亲戚们交流，和他们打成一片。本来，鲁西南话和济南话在发音和声调上比较接近，贾成功学济南话还是有基础的，可是他不愿学济南话，总觉得别扭。打麻将的时候、陪李菲的爸爸“滋洇”（喝酒）的时候也说普通话，那么“揍势”（装模作样），仅凭这一点，李家人就很难完全认同他这个女婿，小李庄的居民也不会把他当成自己人。
按照户籍政策，贾成功和李菲结婚两年后，他就可以以“夫妻投靠”的名义在济南落下户口，到那时他就成了户籍管理意义上的济南人了。这也是他热切盼望的。可是，一想起把自己的户口落在小李庄，他心里就莫名其妙地有些恐惧，似乎有些不甘心。他很困惑：自己这辈子就这么交代了？
尽管贾成功有些不甘心，但没过多久，他这种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结婚后贾成功就想要孩子，可是李菲不想要。一是她还年轻（她比贾成功小6岁），不着急；二是她还想干一番事业。
她想让贾成功当老板，自己当老板娘。
按理说，贾成功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混到高管已经很不错了，待遇不错，权力也不小。有一次吴富贵找他，请求他的帮助。
原来，吴富贵承包了《星期八》的广告，赔了20多万，不得不从老家借亲戚朋友的钱填窟窿。他想出去拉广告，可是连一张去烟台的火车票都买不起了。贾成功批给他30万元的广告额度，一下子把他救活了。葛鲁光也找过贾成功，但贾成功一分钱都没批给他。如果几年前葛鲁光不截留贾成功那6000元的广告，贾成功完全可以批给他10万元。相对于贾成功的权力，这些都是小菜一碟。李菲的同学很多，她经常张罗同学聚会，然后把上千元的餐饮发票拿给贾成功以公务接待的名目报销。
贾成功觉得对不起公司，想想为公司省过那么多公关费，也就硬着头皮签字了。李菲的亲戚朋友谁需要公司的产品，她也让贾成功批条子，按出厂价购买。贾成功上下班车接车送，李菲这个部长夫人也可以蹭车坐。
可是李菲并不知足。神马集团跳槽的人很多，跳出去自己开公司，都成了大老板。运用的都是神马集团那一套营销战略战术。李菲让贾成功也辞了职开公司，至于开什么公司，她心里也没数。贾成功刚到公司的时候，觉得有些不适应，想尽快离开。后来他成了高管，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好处，又有些舍不得离开了，起码暂时没有离开的打算。李菲劝他辞职开公司，他觉得不太可行。因为他干企业文化部部长还行，写写宣传稿，策划一些宣传活动，轻车熟路；干经营，进钱出钱就外行了。
再说，董事长待他也不薄，让他放手去干，要钱给钱，要人给人。
公司正是需要他的时候，他要是撂挑子走人，就太不仗义了。
让贾成功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李菲的父母也极力鼓动他辞职开公司。李菲的父亲有一位同学，做建材生意发了大财，身家已上千万。他认为，女婿在几万人的大公司里当高管，辞了职当个小老板那还不是小菜一碟。看老婆和岳父岳母这么认可自己，贾成功也渐渐有些动摇了。他想，也许自己骨子里有一种惰性，对陌生的领域不敢去尝试，畏首畏尾的，如果大胆尝试，说不定能获得很大的成功。2000年国庆假期，贾成功每天都陪岳父喝酒，岳父每天都和他谈辞职开公司的事，他的一腔热血终于沸腾起来了。
国庆假期后不久，贾成功和李菲都从神马集团辞了职，在北园大街的一家建材市场租了三间门店，开办了一家建材经销公司，做起了“红石”木地板的山东总代理。他们两口子的积蓄是6万多元，李菲父母的积蓄是17万元，都拿出来作为投资。
这23万元有些紧巴，勉强能够维持运营。
贾成功从没想过要经商，却当起了商人，成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名片上印的职务是总经理，李菲是副总经理。经“总经理”和“副总经理”默许，李菲的父亲也印了名片，是“经理”。贾成功还买了一部手机。
对贾成功来说，经商比“洒狗血”、当企业文化部部长难多了，每天都请建筑商、装修商吃饭，给他们送礼，请他们洗脚、按摩，给他们找小姐。他们指甲盖里有灰，嘴里有口臭，习惯当众抠鼻子、放屁。平时，和这样的人在一个桌上吃饭，贾成功都会觉得恶心。但这些人口袋里有钱。为了把他们口袋里的钱掏出来装进自己的口袋，贾成功不得不在他们面前点头哈腰，跟孙子似的。为他们花钱都花麻木了，几千元上万元往外甩，眼睛都不眨一下；跟他们说好话都说麻木了，再肉麻的话都说得字正腔圆、中气十足。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想想自己白天那副嘴脸，他都想抽自己两嘴巴子。好在忙了两个多月，终于初见成效：他拿到了200多万元的订单。如果货款到账，利润大约30万元。
可是，木地板还没卖出去一块，各大媒体忽然爆出一条新闻：“红石”木地板因质量问题遭投诉，工商、技监等部门经过调查，确认“瑞士总部”子虚乌有，设在上海的“中国总代理”
被依法取缔，各地省级总代理也要依法取缔。不几天，贾成功的门店被工商局贴上了封条，勒令停业。公司同时被注销。
贾成功一下子成了穷光蛋，并负债20万元。按照常理，李菲是岳父岳母唯一的女儿，老两口的财富也是李菲的财富，所以，贾成功欠岳父岳母的那17万元不必太当回事。再说，他也是受了李菲和岳父岳母的极力鼓动才开公司的。但他认栽，他不光认为欠岳父岳母的那17万元应该由自己偿还，李菲的3万元积蓄也应该由自己偿还。
因急火攻心，公司被查封的当天晚上，贾成功的听力完全丧失了，成了聋子。李菲在他面前哇哇大哭，他一点也听不见，就像看电视的时候音频线断了，只有画面没有声音。去诊所打了两天吊瓶，他的听力才渐渐恢复过来。
听力恢复后，贾成功发现还不如当聋子。因为李菲天天和他吵架、闹别扭。公司倒闭后，李菲的父母不再打麻将了，也不让几个水龙头滴答了，电视也不看，家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吃饭的时候，谁都不看谁，都低着头。吃完饭各自回房间。和李菲的父母在一起，贾成功每一分每一秒都如坐针毡，极不自在。李菲的父母仍像往常那样天天出门，见了街坊邻居，仍像往常一样笑呵呵的，但仔细看他们的脸，会发现他们面部肌肉僵硬，笑是装出来的。贾成功和李菲则一天天不出门，关在屋里吵架。
人在不愉快的时候往往会想起更多不愉快的事情来。这天上午，李菲就想起了很多，都是关于贾成功的：一是在他进神马集团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明明知道她喜欢他，想嫁给他，他却刻意向她隐瞒家庭情况，在主观上是故意欺骗她的感情。二是他和她父母不亲，总是笑得那么假，一点都不像一家人。三是他们结婚的时候，他的父母只给了她600块钱，而花在他的两个弟媳身上的钱都上万，这还不算给他的两个弟弟盖房子。
他的父母这是在欺负她。
对于李菲的三项“指控”，前两项贾成功自愿放弃“申诉”
的权利，但第三项他必须做出解释。李菲说的都是事实。他没想到李菲了解这么详细。他带她回老家结婚的那几天，经常见老二媳妇、老三媳妇和她在一起嘀嘀咕咕的，看来是在比较父母为哪个媳妇花钱多。他结婚比较突然，父母没准备多少钱，即使他结婚不突然，父母也不会给他准备多少钱。因为他和李菲都在城市，没必要按照农村的规矩办事。
贾成功申辩了几句，没想到李菲大声嗷了一嗓子，打断了他，说他的父母就是瞧不起她，以为自己的儿子有本事，娶个媳妇没本事，就给了600块钱，就像打发要饭的一样。她说：
“两个农民，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
贾成功的父母的确是农民，但这时从李菲嘴里说出来，却有蔑视和恶毒的意味。他身上的血直往脑门子上涌，脱口而出：
“你爸妈好，偷水偷电，打麻将，报纸买一百份，俗不可耐的小市民，还不如农民呢！”
李菲瞪大了眼睛，足足盯了贾成功半分钟，忽然脸变了形，咬牙切齿、声嘶力竭地喊：“滚——”同时，她抓起她爸那把心爱的茶壶就往贾成功脸上掷。贾成功弯腰一躲，茶壶碎在墙上了，“茶山”变成了碎屑，四处迸溅。李菲撅着屁股趴在床上，搂着枕头号啕大哭。
贾成功很有骨气，李菲让他滚，他决不死皮赖脸地在这个家里待一天。李菲咬牙切齿地说“滚”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表，是9点13分。他没有马上滚，而是为滚做一些必要的准备。要滚到哪儿去，他得先确定下来。他找出通讯录，试着给海右小区那套房子的房东打了电话，问房子有没有人住。
非常巧，房东说，一个星期前房客刚搬走，他正准备去中介所招租。贾成功说不用招租了，他又要去住。房东说现在房租又提了一点，每月400元了。贾成功说没问题。打完电话是9点16分。
打完电话，贾成功就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他的东西不是太多，主要是衣物和书。有的装进箱子里，有的捆扎起来，不到两个小时就收拾好了。他下楼拦了一辆出租车，把东西装进去。最后一趟下楼之前，他把李菲家的钥匙解下来放在茶几上。
这时李菲已不再哭了，盘腿坐在床上，眼睛红肿，目光呆滞而空洞。贾成功觉得李菲的眼睛有点像死羊的眼睛，不由得心生怜悯，真想过去抱抱她。他在床前站着，希望李菲开口骂他、下床打他，那样他就不走了。但李菲一眼都不看他，也不开口骂他。贾成功站了大约5秒钟，听着墙上钟表的嘀嗒声，心像掉进了冰窟窿，凉得透透的。他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表，就下楼了。钟表上的时间是11点14分。
这天是2000年12月27日，贾成功在这个家里住了一年零七个月。他不知道，他和李菲的婚姻是不是就这么到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