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志士从西方启蒙思想家中获得了民主自由的思想，并以此为武器，批驳传统君权神授说，其目的在于攻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伸张资产阶级民权。严复、谭嗣同等人对专制君主制度的攻击，首先抓住了为君主辩护的君权神授论，他们对君主的产生和对君、臣、民关系的分析，比较接近于西方的民主平等、社会契约的基本观点，明确提出废除封建的君主专制和推广自由民主的要求。他们对中外古今历史上重民轻君、民本君末的政治学说加以继承、综合和发展，并且作了较大改动，这些都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对于揭露君权神授的迷信，摧毁封建君权主义理论基础，扫除专制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启蒙民众的觉悟，都有巨大的、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
从政治上讲，戊戌维新运动的根本目标是君主立宪，建立议会制度，实行民主政治。他们极力强调效法欧美的民主制度，分定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用来改变国家的政治体制，立宪法以改国宪，设议院以行民权。他们还试图用行政管理制度来取代清廷的军机处和六部，是资产阶级利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尝试，尽管这些并不都能付诸实践，或者在强大顽固势力的碰击下失败，但维新志士们已经勾画成立宪制的蓝图，这是难能可贵的。在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提出这样的主张，并勇敢进行尝试，足以证明维新派的斗争勇气和改革的强烈愿望。
（二）促进当时社会的进步
戊戌变法没有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摆脱贫困与落后，没有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但戊戌变法在很多方面，使人们思想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也成为人们促进社会进步的驱动力。戊戌变法以后的几年间，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民主主义思潮很快形成，社会生活里增添了许多新内容、新气息，使民间死水一般沉寂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某些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几千年来所少有的。在社会生活领域，小自个人家庭，大至社会群体，内从思想观念，外到人际交往，城镇乡村、男女老幼，都程度不等地发生了变化。
戊戌变法后不到三年，清政府颁布了“回銮新政”的谕旨，在若干方面放松了对社会发展的局限，这实际是戊戌变法所促成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民主革命风潮勃然兴起，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已经被革命党人提上日程，戊戌变法在客观上加速了清廷覆亡的进程，推进了中国社会的政治民主化。
戊戌变法的根本目标是发展资本主义，振兴民族工商业，富民强国，康有为在变法之前曾提出一个比较全面的经济改革方案，希望中国能够走上近代机械化道路。在变法期间，由维新派提请光绪皇帝颁布的诏书中就提到经济改革的事宜，其中明确把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作为发展经济的基本国策。事实上，戊戌变法以后，民间创办新式企业已成风气，尤其到20世纪初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时期，这是当时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戊戌变法的推动者掀起一场社会启蒙运动。维新志士们提出了更多的新观点和新思想，形成近代意识的革新思潮。他们用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破除中国人固有的封建桎梏、保守思想，抨击封建主义纲常名教，要求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他们倡导鼓励民力、开启民智、创新民德，全面改良中国国民性，提倡男女平等、各自独立的主张，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兴国智民，就必须首先解放妇女，使妇女获得与男子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此外，维新志士还对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某些言行规范进行剖析。例如，他们用西方近代的幸福主义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用开明自营即合理的利已主义反对封建礼教对人个性的压抑和对个人利益的抹煞，等等。这些表明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深层次的思想启蒙运动，他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理性精神，点燃中国近代的文明之火。此后，先进的中国人翻然醒悟，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形成全国上下竞相学习西方思潮的局面。因而，戊戌变法运动在民族觉醒和民主意识方面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作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开启民主政治生活。维新运动是由康、梁等普通读书人发动的，阻力很大。但在一两年内，维新运动便能达到鼎盛，甚至一些高官也屡屡参与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创办的论政报刊风行一时、组织种种现代学会吸引广大士绅官僚所致。办刊论政，是维新运动最主要的成效之一。政治的主要传播途径就是宣传，这说明了新式报刊在当时的重要性。中国向来只有官家的公开宣传，而无真正的报刊。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如王韬、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也开始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要求办报之声便日渐高涨。他们大都从“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这两方面来论证创办现代报刊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康、梁在刚开始倡言维新时，便认识到报刊论政的重要作用。康有为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反复申述创办报刊的重要性，他认为报刊是国人的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重病则不可救药。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详记人数之生死、民办企业的兴盛、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他们当时虽然已经触及，但没有、也不可能从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对权力的监督这种角度来详细论证创办现代报刊的必要性与合法性。《时务报》的发行量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上升到一万七千多份，遍布全国七十个县市，以当时的文化程度和交通情况来看，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时务报》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政论刊物，梁启超的名声亦由此而起，在百日维新的鼎盛时期，光绪皇帝曾下诏书《时务报》改为官办，并要各地方效仿开办，
维新运动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大量民间社团的成立，使传统、松散的民间社会开始向现代的市民社会转变。1895年春“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意识到仅靠朝廷是不够的。应造成一种社会力量来推动、促进维新事业。同年8月底，他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发表演说，探讨政治，研究国是，宣传种种新知识，还准备翻译外文新书，并出版了《万国公报》作为机关报。强学会的每次演讲，都吸引大批听众，影响日大，不仅许多京中名流参与其中，连一些元老重臣如翁龢、张之洞也表示支持。不久，康有为又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组织了上海强学会，并创办《强学报》作为机关报。可以说，这是第一个公开的合法社团，开近代合法结社之先声，意义重大。虽然不久就发生“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失败，慈禧重掌大权后将新法尽废，所有报刊一律停办，所有学会都被迫解散，慈禧要求各地官员，查办各办刊的主笔，但是，报刊的论政作用却首次为万众瞩目，学会、社团的重要性也首次显示出来。流亡海外的维新人士和留日学生立即掀起了创办政论刊物和成立各种社团的热潮，而且这种潮流已不可阻挡；不久国内又创办了更多的论政报刊，各种社团又遍地而起，对“辛亥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政治生活中，政论报刊和各种社团一直举足轻重。总之，戊戌维新虽然失败，但此时为创办公开论政的报刊与成立公开合法的社团，却将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引入中国，确是维新运动的重大贡献。
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不能实现类似于英国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被彻底推翻。除此以外，朝廷中本来较为开明有为的大臣在政变后有些被贬，其他亦多被排挤到中央以外，亦间接造成了之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