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存在的价值，从长远来看，就是为了实现组成国家的社会个体的价值。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我们对制度寄予了太多的厚望，而对人类自身指望太少。
——本杰明·狄士累利
“自立者，天助之。”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格言，它早已被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无数人的经验所证实。自立的精神是个人一切真正的发展与进步的动力和根源，它体现在众多生活的领域，成为国家兴旺强大的真正源泉。从效果上看，来自外在的帮助只会使受助者走向衰弱，而来自内在的帮助则必定使自救者兴旺发达。无论你为某些人或某些阶级奉献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讲，到头来这反而会扼杀他们自己为自己尽心尽力干活的进取心和动力；在人们需要极度呵护、过分指导和严格监管的地方，其不可避免的趋势是：这样的人群逐渐走向不可救药的结局。
即使是最好的制度也不可能给某个人以积极的帮助。也许制度所能做的就是放手让人们自由自在地去追求他自己的事业从而改善他自身的生存状态。但是，几乎是所有的时代，人们都竟然不假置疑地相信他们的幸福生活是通过制度的手段而不是通过自己的行动而获得的。因而，作为一种促进人类进步的动因的立法价值常常被过高地估计了。为此，人们设立的立法机关的职能部门成千上万，每隔三年或五年就选举一次立法者，然而，无论这项义务被诚心诚意地履行得多么好，它对每个人的生活和性格所起的积极影响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更有甚者，每天在人们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越来越明显地使人认识到，政府的作用是消极和有限的，而不是正面和积极的，即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保护——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法律，如果明智地受到执行的话，它就能平等地保护人们享受他们自己的劳动果实，而不受任何智力上或身体上的限制，只需人们付出相对来说很小的——点代价（纳税）就行了。然而，无论多么严厉的法律也不能使游手好闲之徒勤奋起来、使奢靡浪费者节俭起来或使嗜酒如命之徒能有所节制。要改变这种现象只能通过个人的行动、节俭和自我克制的方法才能奏效；即通过良好的习惯而不是被更大的权力去改变。
一个国家的政府本身通常只不过是组成它的社会个体性格的复制品而已。一个高于人民素质水平的政府必将被拉回到与它的人民素质水平相同的层次，而一个低于人民素质水平的政府迟早要被提升到与人民素质水平相同的档次。就秩序的性格特征而言，正如水能形象地显示出自己的水平高度一样，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结构内容及其结果也能确切地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整体性格。高贵的人将受到高贵的统治，无知而腐败的人则受无知的统治。确实，所有的经验都证实：一个国家的价值和力量绝非依靠它的制度的形式，而是依靠它的人民的素质水平。因为国家只不过是社会个体钓集合体而已，而文明自身只不过是组成社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不断改善个人状态的一个问题罢了。
国家的进步是每个人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和正直诚实的结果，正如国家的衰败是每个人懒惰、自私和邪恶的结果一样。从很大程度上讲，常常被我们痛斥为极大社会邪恶的东西在人类那四处曼延的堕落生活中俯拾皆是。虽然我们通过法律的手段可以努力减少它们和根除它们，但是，一旦遇上以其他形式出现的新鲜土壤，它们就又会死灰复燃，除非个人生活和性格赖以存在的条件得到彻底改造。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接着而来的就是：最高的爱国主义和博爱主义就不应该把精力过多地投放在改变法律和改变制度的努力上，而应该帮助人们通过他们自己的自由而独立的个人行为来提高和改善他们的处境。
当一切事情都由来自个人内部的力量所驾驭的时候，一个人如何受外界因素的驾驭对个人产生的影响相对说来也许就比较小了。最大的奴隶并不是那种被暴君所统治的奴隶（虽然这种统治是巨大的罪恶），而是那种在道义上无知、自私和邪恶的奴隶。一个在心灵上处于如此奴化状态的民族是不可能仅仅靠改变主人或改变制度就能获得自由的；只要这种致命的精神上的奴化迷雾仍然主宰着人们的心灵，那么，人们的自由权利就仍然掌控在政府手中。即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这种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曾经身处奴化幻觉中的人们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实际的和持久的效果。自由的坚实基础必须扎根于个人的性格之中，它也是社会安定和国家进步的惟一可靠的保障。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正确地评论道：“即使是专制主义也不会产生最恶劣的后果，只要在它的统治下允许个性的存在；任何毁灭个性的东西都是专制主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出现。”
在有关人类进步的问题上时常涌现一些古老的谬误。有些人呼唤恺撤式的救星，其他人则呼唤民族作为自己的救星，还有一些人则把希望寄托于议会的法令。一开始我们都准备迎接恺撒式的救星，然后我们发现，“谁承认他并听从于他，谁就幸福。”这一教义简单说来就是，任何事情都由救世主来为人民作决定，而不是由人民自己来作决定。这种教义一旦被采纳为指导原则，它必将毁灭一个族群的自由良知，迅速为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铺平道路。恺撒主义是人类救星的偶像崇拜中最坏的形式，它崇拜惟一绝对的权力，其所产生的堕落效果就像崇拜单纯的财富一样。一个值得在人世间大力弘扬的教义是自立的精神，只要人们尽快地完全深刻地领悟了它，并把它付诸行动，恺撒主义就会销声匿迹。自立的精神和恺撤主义这两个原则是直接对抗的，维克多·雨果对笔和剑相互关系的论述适用上述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即“其中一个会杀死另外一个”。
至于说民族的力量和议会法令的力量，这其实也只不过是一个时髦的迷信罢了。威廉·达尔刚，一位伟大的爱尔兰爱国者，他在首届都柏林工业博览会的闭幕式上讲的话，也许非常适合引用如下：“老实说，在我的心目中，在我们自己的国度里和在我们的同胞中，我从未听说过他们提及独立一词。我听得最多的是如何从这里、那里或其他什么地方去获取独立，如何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在我们身边的、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们身上等论调，当我最大限度地衡量着任何一个与我们打交道的人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益处的同时，我的内心深处一直被这么一种情感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工业独立完全得依靠我们自己。我确信，在利用我们的精力方面缺乏勤奋刻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的话，我们就不会拥有比现在更美好的机遇和更灿烂的前景。我们已经迈出了步伐，但切记：坚忍不拔是成功的最大动力；只要我们以饱满的热情前进，我从内心深处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将达到一个共同舒适、共同幸福、共同独立的状态，并把这种状态普及到其他的人民。”
所有的民族都是经过无数代人的思想熏陶和辛勤劳动才被塑造成它目前的模样。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条件下的人们，如土地的耕耘者、矿山勘探者、发明家、发现者、制造业者、机械工、手工业者、诗人、哲学家和政治家，所有这些不同阶层都为塑造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付出了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辛勤劳动。他们一代一代地努力，每一代的努力都是建立在前一代的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并把这种努力的成果不断推向更高的阶段。这些可钦可敬的劳动者们一代又一代的努力——这些文明的塑造者——终于在？昆沌状态的科学、工业和艺术中创造出了秩序，故此，它使得我们这个生命种族在自然的进程中成为了我们那技艺精湛和辛勤劳动的祖先所提供的宝贵财富的继承者，这些宝贵的财富承传到我们手中用以未来的创造和耕耘，用以承传给我们的后继者，在这个过程中，它非但毫发不损，反而会得到更大的改善和进步。
自立的精神，正如它在充满活力的个人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它在任何时代都是英国性格的一个令人侧目的特征，它构成了我们民族力量的真正源泉。在那些少数人超凡脱俗、出人头地、鹤立鸡群的社会里，人们所看到的是人群中，—部分优秀的个人远远超越其他人，这少数杰出人物志得意满地统领多数人对他们的臣服和敬意。然而，我们民族的进步则不是这样，它要归功于众若星辰的那些小字辈和并不太出名的广大劳动者们共同的辛勤工作。虽然在历史上任何一场伟大的战争中，只有将军们的名字将名垂青史，但是，从一个伟大的意义上讲，正是由于士兵们发挥个人的勇猛和英雄主义的作用，战争才赢得了胜利。同样地，生活也是一场“士兵式的战斗”一一无论身处自何种社会地位的人们在任何时代都是最伟大的劳动者，其中绝大多数人们终生默默无闻，他们对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影响力当然无法同那些更加幸运的在历史上名垂青史的伟人们相比。但是，即使是出身最低贱的人，只要他在自己的同胞面前在勤奋、节俭、对生活抱持公正诚实的态度等方面率先作出了垂范，那么，他对他的祖国的幸福生活就拥有了不仅是现时的而且也是长远的影响力了，因为他的生活和品行会无意识地影响他人的生活，并被未来的时代普及为良好榜样。
日常生活的经验表明，正是充满生机活力的个人主义对别人的生活和行为产生了最强有力的影响，并真正成为对人们最好的实效教育。同这种实效教育相比，学校、学院和大学所给予人们的教育仅能算作最简单的文化启蒙而已。更加具有影响力的是来自日常生活的教育，这种生活的教育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着：在我们的家庭里，在街道上，在商店的柜台背后，在生产车间，在织布机上，在耕地上，在财务室和手工作坊里，在拥挤噪杂的人群中。它是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最后的指导，被席勒称之为“人生历程的教育”，它表现在人的行为、品行、自我教养、自我驾驭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倾向于正确地引导人们，使他适合于正确地履行人生的职责和干好自己的事业。这是一种无法从书本，也无法从任何大量的学术训练中获得的教育。大思想家培根以他那常常颇具分量、掷地有声的语言评论道：“学习并没有教会人们知识的用途，那是一个属于学习之外并超越于学习的智慧，它只能通过亲自观察体验才能获得。”这句话既适用于实际生活，也适用于才智本身的培养。因为所有的经验都表明了这个道理并增强了这个道理的说服力，即人们更多地是依靠工作而不是靠读书来完善他自己的处境——也就是说，是生活而不是文学、是行动而不是研究、是性格而不是传记，在永久不断改造完善我们人类的状态，伟大的传记，特别是那些品行良好的伟人的传记，在给其他人带来帮助、指导和动力方面，仍然是最有启发和最有作用的。其中，那些最好的佼佼者的传记无异于带给人类的福音——它教给人类和世界一种高尚的生活、高贵的思想和充满生机活力的行为模式。这些有价值的榜样充满说服力地展示了自立、坚定的决心、不屈不挠的奋斗和坚守良知正直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这种力量表现在真正的高贵、气宇昂然的性格品质的形成之中。这些有价值的传记以不会引人误解的语言展示了上述各种优秀品行在一个人为实现自己的抱负的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力量，它们以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自尊自重和自力更生的效力：它们能使那些位处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为自己赢得令人尊敬的实力和稳固的声望。
科学、文学和艺术界的伟人们——这些伟大思想的传道者和伟大心灵的使徒——他们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他们属于生活中各种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人，他们同样来自学校、车间、农舍——来自穷苦人家的茅草房或来自富贵人家的高楼大厦。甚至某些最伟大的上帝的使徒也是来自社会“各阶层”。最穷苦的人也有位极顶峰的时候，在他们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没有被证明是根本不可战胜的困难。相反，这些困难在很多情况下已被证明是他们最好的帮手。因为这些困难能激发他们工作和坚忍不拔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转化成生活的本领和技能，要不然，这些技能就只能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而不会受到开发利用。通过这种方式克服千难万险并取得胜利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这些事例还真是证明了这句格言的正确：“顽强的意志可以使人成就任何事业。”例如，最著名的事实有：理发店出身的杰勒米·泰勒成了最富有想像力和充满诗意的神学家；理查德·阿克莱特爵士成了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者和棉纺织业的奠基人；腾特顿勋爵成为英国上议院最功勋卓著的首席大法官之一；特纳则成了风景画中最伟大的画家。
没有人了解过莎士比亚的确切出身。但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莎士比亚出身于一个社会底层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卖肉的屠夫兼牧场主，在孩提时代家里人希望他将来成为梳毛工，其他人则断言他是块学校看门人的料，往后至多成为替人代写文书的捉刀人的助手而已。他似乎真的不像是只适合干一种事情的人，而是整个人类的缩影。由于他对海洋事务的遣词造句是那么地准确精当，以至于一位职业海军作家竟然宣称莎翁过去肯定是个水手；而一位神职人员则从莎翁著作中所显示出的种种内在的迹象里推断出莎士比亚曾经很可能是个牧师的秘书；一位出色的善于鉴别马的伯乐则坚持认为莎翁曾经必定是个马贩子。莎士比亚真可谓是个演员了，在他的人生历程中，他“扮演了无数的角色”，他从自己经历和观察到的广泛视野里收集、贮藏子无数丰富多彩的各种知识。在任何一个事件中，他都是一个细心好学的学生和刻苦的工作者：直到今天，他的著作仍然对英国性格的形成继续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在普通劳动者的阵营里产生了工程师布兰德雷，航海家库克和诗人伯思斯：泥瓦工和砌砖工能以本·约翰逊为自豪，他在伦敦的林肯法学院大楼里工作的时候，手中拿着铲灰刀而衣袋里装着一本书，此外，成为工程师的爱德华兹和德尔福特，成为地理学家的休·米勒，成为作家和雕刻家的阿兰·卡林汉姆等人都是泥瓦工们引以为自豪的榜样。在众多杰出的木匠中，我们发现了建筑师伊利戈·琼斯，天文钟制造者哈里逊，生理学家琼·亨特，画家罗姆雷和欧比，东方学专家李教授和雕刻家约翰·吉卜生。
从纺织业阶层中产生了数学家西姆森，雕刻家培根，鸟类学家弥尔纳、亚当·沃克、约翰·福斯特、威尔逊，云游四方的传道士利文斯通博土，诗人唐纳希尔。在鞋匠中产生了伟大的海军上将克劳德斯雷·肖威尔爵士，电力学家斯特金，随笔作家塞缪尔·德鲁，《季刊评论》杂志的编辑吉福特，诗人布莱姆菲尔德，传教土威廉·卡雷，另一位吃苦耐劳的传教士莫里逊，则曾经是一位鞋楦头制造商。在过去的几年里，在班佛的鞋匠中出现了一位颇有造诣的博物学家，名字叫托马斯·爱德华兹，他在从事自己的商业贸易的同时，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生态学各个领域的研究之中，他对十分细小的甲壳虫的研究所得到的回报是发现了一种新的物种，这种新物种被博物学家们冠名以“普拉尼茨·爱德华兹”。
在裁缝匠中并非没有杰出人物出现。约翰·斯通成了历史学家，在他一生中他抽出部分时间和精力从事贸易。成了画家的杰克逊，在他成年以前一直制作衣服。约翰·霍克斯伍德在波依蒂尔斯工作时因表现出伟大杰出的勇敢而被国王爱德华三世授予爵土称号，早年他给伦敦的一位裁缝当徒弟。17煤年在维戈摧毁了敌人的栅栏网的海军上将霍布林，也是属于相同的行业出身，他曾在威特岛上靠近本彻奇的一个裁缝师父那儿当徒弟。当海军中队的战土要途经该岛的消息传到本彻奇这个村庄时，他马上从裁缝店蹦出，纠集一伙同伴来到海边，欣赏海军通过时的壮丽景象。这孩子突然萌生了要当水手的雄心。然后跳进一艘小船，划向海军舰只附近，走向海军司令的船上，向他表明了自己的愿望。最后他被作为一个自愿兵而被留下了。多年以后，他衣锦还乡，在他曾作为徒弟工作的小屋里就餐，吃烤肉和鸡蛋。然而，裁缝出身的人中最伟大的人物毫无疑问是安德鲁·约翰逊了，他曾任美国总统——这是一个具有超常的性格力量和才华出众的人。他在华盛顿的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讲，说他的政治生涯其实从他当市议会议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当他在立法机关各部门之间往来穿梭时，人群中有个声音突然喊出：“这是个裁缝匠出身的人。”在美好事物中搀杂点人为的嘲讽，甚至把它当真来玩玩，这是约翰逊的性格特征。“某些先生们说我过去曾是个裁缝匠。这根本没有使我感到难堪；因为当我是个裁缝匠的时候，我享有一个优秀裁缝匠的良好声誉，而且我特别胜任自己的活。我总是对我的顾客热情周到，并取得了出色的业绩。”
卡迪纳尔·沃尔塞，德·福，阿肯塞德，科克·怀特等人都曾是肉店屠夫的儿子；班扬曾是补锅工，约瑟夫·南卡斯特是个竹篮制造商。共同参与到蒸汽机的发明活动中的伟大人物有纽卡门、瓦特和史蒂芬森。第一个人是个铁匠，第二个人是个数学仪器制造商，第三个人是灭火器制造商。传教士亨廷顿当初是个运煤工，木刻之父伯威克当初是个煤矿工人。多斯雷曾是个仆人，霍尔克罗夫特曾是个马夫。航海家巴芬在开始他的远航生涯时是作为一个普通水手出发的，克劳德斯雷·肖威尔爵士是作为一个船舱服务员出身的，哈斯彻尔曾在军乐队中吹奏双簧管。查特雷曾是个计时雕刻工，艾迪是个计时油漆工，托玛斯·劳伦斯爵士是小餐馆老板的儿子。迈克尔·法拉弟是个铁匠的儿子，早年曾是一位书籍装订工的徒弟，而且在这个行业工作到他22岁的时候，现在他已因为成为一流的哲学家而声名卓著，甚至比他的导师还成就卓著。汉弗莱·戴维爵士的贡献在于他找到了清晰地阐述自然科学中最困难和最深奥的观点的方法。
在那些对令人肃然起敬的天文学作出伟大贡献的人物中，我们发现丁哥白尼，一位波兰面包师的儿子；开普勒，一位德国小旅馆老板的儿子，而开普勒自己也曾当过“有歌舞表演的餐馆的服务生”；达隆巴特，一位弃儿，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在巴黎圣让宏德教堂的台阶上被人捡到，由一个玻璃安装工的妻子抚养长大；牛顿和拉普拉斯，牛顿是格雷哈姆附近一个地产商的儿子，拉普拉斯则是汉弗勒尔附近的波蒙特奥奇一位贫穷的农民的儿子。尽管在他们的早年生活中有如此不利的困境，这些杰出人物通过发挥他们的天赋，最终取得了坚实和永久的声誉，这是人世间任何财富也无法买到的名声。事实上，拥有财富被证明是比低贱的出身条件对人生的成长起更大的阻碍作用。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拉格朗日的父亲在都灵担任战时财务主管，然而他父亲的多次投机活动把家产全部赔尽了。他的家庭重回贫穷的深渊。功成名就以后，拉格朗日还习惯于把他的功名和幸福归功于当初的艰难生活条件对他的磨炼。“如果当初——开始我就富裕的话，”他说，“我就很可能成不了数学家了。”
在我国历史上，牧师和宗教教长的儿子一般都表现杰出。这些人中，有：德拉克和纳尔逊，他们的英名载在海军英雄史册上；沃纳斯顿、杨，伯内费尔和贝尔，他们是科学精英；莱思、雷诺尔兹、威尔逊和威尔克，是艺术才俊；瑟罗和坎贝尔，法律专才；阿迪孙、托马斯、古德斯密思、科勒里奇，科勒内尔·爱德华兹和梅杰·哈德森，在印度战争中蜚声海外，他们也是牧师的儿子。事实上，英国在印度的帝国主要是由中产阶级出身的人建立起来并维持着——如克利夫、瓦伦、哈斯丁和他们的继承人——他们绝大多数人在工/—长大，被训练成具有事业心的人。
在律师的儿子中，我们发现的杰出人物有：埃德蒙·伯克，史密顿工程师，斯科特和伍兹沃斯，斯默斯勋爵，哈德威克和丹宁。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是个丝绸商人的遗腹子。吉福特勋爵的父亲是多佛尔的一个杂货商；登曼勋爵是一位内科医生；法官塔尔福德曾是一位乡村酿酒商；首席男爵波洛克勋爵曾是查伦交易市场上卖马鞍的贩子；尼尼微古城纪念碑的发现者莱亚德，曾经是伦敦一个诉讼代理人办公室的合同职员，水压机和阿姆斯特朗大炮的发明者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曾经受到法律培训并一度作为律师出庭进行辩护。弥尔顿是伦敦一个公证人的儿子，波普和绍西是亚麻布制造商的儿子。威尔逊教授是巴斯雷郡一个制造商的儿子，马考雷勋爵出身于一个非洲商人世家。凯兹曾是一个药店老板，汉弗莱·戴维曾经是一个乡村药剂师的徒弟。戴维本人曾说过，“我对待自己过去的办法是：我丝毫不怀虚荣心地谈及自己的过去，纯粹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它。”理查德·欧文，被人称为自然历史科学界的牛顿，早年是海军学校的候补生，他当时并未迈进科学研究的行列，直到他生活的较晚阶段才开始从事科学研究，他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他的知识功底是在他为约翰·亨特辛勤地搜集起来的巨大的博物标本作分类工作时奠定起来的，这是一项整整耗费了他在军医学院十年时光的工作。
在用自己的勤劳和创造能力战胜贫穷的厄运而取得辉煌成就的个人传记方面，外国人的数量丝毫不比英国人少。在艺术界，我们看到了克劳德，——个糕饼师傅的儿子；吉福斯，——个面包师傅的儿子；利奥玻德·罗伯特，一位钟表制造商的儿子；海顿，一个轮子修理工的儿子；而达格尔勒则是一位歌剧舞台上的画家。格雷戈里七世的父亲是个锯木匠；萨克特斯五世的父亲是一个牧羊人；阿德利安六世的父亲是个穷困潦倒的驳船上的船员。孩提时代，阿德利安甚至无力支付学习用的照明费用，只好借助街道上的灯光和教学的火把完成他的功课，这表现了他未来要成为杰出人物所具有的那种吃苦耐劳和勤奋精神。具有上述相似低贱出身的还有矿物学家豪伊，他是圣贾斯特一位纺织工的儿子；机械师霍特菲勒是奥尔良一个面包师傅的儿子；约瑟夫·弗雷尔是数学家，他是奥克赛纳—一个裁缝的儿子；德兰特，——位建筑家，是巴黎一位造鞋商的儿子；博物学家戈斯勒是苏黎世一位皮革商的儿子。戈斯勒刚步人人生，就遭逢了贫困、疾病、家庭灾难等不利祸害，然而，所有这些天灾人祸都无法使他丧失勇气或阻碍他取得进步。他的人生经历还真是验证了人们常说的一个著名真理，即那些有许多事情需要做并且愿意去做的人将会拥有最多的时间。皮埃尔·拉马斯是另一个具有与戈斯勒相同个性的人。他是皮卡迪一对穷苦父母的孩子，当他还是小小年纪的时候就被雇佣为替别人照看羊群。但是，由于他不喜欢这种工作，他逃到了巴黎。在饱尝了人生的辛酸苦辣之后，他终于成功地进入纳瓦拉大学当雇员，这个环境为他的学习打开了一条道路，不久，他就成为了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化学家沃克林是卡瓦多斯一带一个农民的儿子。当他小时候在学校读书时，虽然家境十分贫寒，但他才华横溢，教他读书写字的老师每当对他的才华进行赞美之时，总是习惯于说：“继续下去，我的孩子；工作，学习吧，科林。总有一天，你会像教区委员一样尊贵的。”一位参观该校的乡村药剂师欣赏这个孩子强壮的胳膊，答应给他提供一个在该药剂师的实验室里干掏碎药片的工作，沃克林怀着能在那里继续他的学业的希望而答应了这件事。但这位药剂师不允许他在学习上花费任何时间，一旦了解到这个事实之后，这个年轻人迅速决定辞去他的这份差使。他因此离开了家乡，背着帆布包踏上了前往巴黎的路途。到达巴黎后，他试图找份作为药剂师侍童的工作，但是没有找到。疲劳和贫困把他折磨得心力交瘁，沃克林终于病倒了，然后被人送进医院，在医院，他断定自己这次是必死无疑了。然而好运气正在等着这个苦命的孩子呢。他终于康复了，并重新去寻找工作，终于，他找到了一个药剂师。不久，他就被著名化学家福克罗伊知道了，他是那么地喜欢这个年轻人，以至于他把这年轻人当成他的私人秘书。多年以后，当那位伟大的化学家过世之时，沃克林作为化学教授继承了他的事业。最后，在1829年，家乡的选民选举他当议会的代表，他载誉回到他阔别了多年的、曾使他受苦受难的家乡。
在军队行业，从低级军官上升到最高级军职的事例，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在法国军队中这种成功的事例相当普遍，而在英国军队中，相同的事例则太少。“成功的道路时刻为那些能干的人敞开着”早已被无数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例所证明，这一真理在我们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功成名就之路是公开摆在人们面前的，就看你如何去奋斗了。霍奇、哈姆伯特、彼奇格鲁等人，都是从列兵开始他们的军职生涯的。在皇家军队服役期间，他从事一种给马夹绣花的工作，以便赚点钱后用来购买有关军事科学的书籍供自己学习。哈姆伯特在年少时是个不可救药的恶棍，十六岁时他逃离家乡，先在南斯地区给一位商人当仆人，然后在里昂给人打下手活，最后又成了贩卖野兔毛皮的贩子。1792年他报名参加了志愿兵，一年之内他就成了旅长。克勒伯，拉菲叶尔，舒谢特，维克多，兰纳斯，苏耳特，马斯纳，圣·塞尔，德隆基，穆拉特，沃戈洛，巴斯叶赫和列依等人，都是从普通列兵出身。在某些情况下，升迁很快，在某些情况下，升迁慢一些。圣·塞尔是多尔地区一个制革工人的儿子，他的生涯开始于当演员。之后，他在沙塞尔斯报名参军，一年之内他就被提升为上尉。伯鲁罗公爵维克多在1781年报名参军，在法国大革命中他被解除军职，解甲归田，但旋即在与外国的战争中他又应征入伍，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的勇猛和才能迅速得到赏识，他被提升为副少校和营长。穆拉特，是白里戈特一个乡村小餐馆老板的儿子，在那里他为人照看马匹。他是在沙塞尔斯首次报名参加一个军团，由于他不服从上级命令，他被该团赶出军营，但他又参军，不久他被提升为上校。列伊18岁报名参军，他的提升可真是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的；克勒伯是早早就发现了自己的才能，他的绰号是“不知疲倦的人”，当他年仅25岁时就被提升为军中一个副参谋长。另一方面，苏耳特则是在参军6年后才从列兵升迁到上士的，他的这种情形与马斯纳类似，后者是参军14年才成为上士的，虽然后来他连续获得提升，一步一步，爬上了上校、大校（师长）和元帅的职位，但他宣称，上士这个职位是他花费最多时间去赢得其他职位的起点。在法国军队中，类似上述的成功升迁的故事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似乎仍在继续下去。熊戈里尔1815年加入皇家童子军时是作为普通列兵。巴高元帅作为普通士兵在军中服役了4年，在那以后他才成为一个军官。兰登元帅，是目前法国的战争部长，他的军旅生涯是从充当军中一个乐队的小鼓手开始的；在凡尔赛美术馆陈列的他的画像上，只见他的手垂放在鼓面上，这是应他自己的要求才这样绘制的。这样的事例激励着法国士兵热情饱满地献身于军职工作，因为每一个土兵都觉得也许某一天自己的军用背包上也会插上元帅指挥棒。
在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所涌现出来的上述一系列事情，即这种通过凭借自己坚韧不拔的努力和充满活力的奋斗，从而把自己从最低微的辛劳的社会底层上升到对社会发挥作用和影响力的社会上层的杰出地位，这些事例是如此众多而广泛，以致于这种情形再也不能被当作是生活中的例外情况来看待了。只要我们看一看这些成功者中那些更为出色的人物的遭遇，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么说，早年遭遇人生的艰难和不利于自己的困境还真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必要和不可代替的条件。英国国会的下议院就一直有这么一批为数众多的议员来自这样的贫寒出身、通过自我奋斗成才的环境——他们是勤奋性格的人民的代表，这使我们的立法机构大为增光，他们在立法机构中深受欢迎和尊敬。晚近出现的沙尔福特选区的下院议员约瑟夫·布拉哲顿，在下院辩论有关《十小时工作法案》的过程中，他以自己曾在一个棉纺厂当童工时所遭遇的艰辛和疲惫的事实作依据，非常认真地以真诚的同情和关怀来对待这部法案制定过程的各种细枝末节，并草拟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说实在的，要不是他现在身处权力的位置，他还真是无法这么下大力气来改善那个阶级的生存条件。詹姆士·格雷汉姆爵士在布拉哲顿发言完后立即站了起来，他说，在议院的欢呼声中，在此之前，他一直不知道布拉哲顿先生的出身是那么低微，但这个事实使布拉哲顿先生在下议院比以前更受人尊敬了，试想，一个出身那么低微的人，能一步一步奋斗上来，以平等的身份同贵族的后代们一起平起平坐，怎能不感到自豪，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呢？
阿德海姆选区晚近的议员福克斯先生则习惯于以“当我在诺威奇当纺织童工的时候”这样的词句向别人推介他昔日贫寒时代的经历。在国会议员中还有一批同样出身低贱的人们仍然还健在。林赛先生是众所周知的船舶业主，直到最近还是桑德兰地区的国会议员。一次，在回答他的政敌对他的攻击时，他把自己生平中的一个朴素的故事告诉了威蒙斯选区的选民们。14岁时他就成了孤儿，当他离开格拉斯哥去利物浦的时候，他身无分文，连盘缠也没有。船长同意带他走，但必须让他提供劳动作为交换，即这孩子必须在轮船上为蒸汽锅炉不断铲送煤来换取他此行的路费。到达利物浦后的整整7个星期里，他找不到工作，在这段日子里，他忍饥挨饿，住在茅草屋里，几乎要绝望了；直到最后他终于在一艘船上找到了容身之所。他上船当了童工，由于他良好的品行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在19岁之前他就被提升为船长。23岁时他退出了海上业务，从事岸上业务，之后他进展很快。“他兴旺发达了，”他说，“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持之以恒的工作，以及时刻坚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伟大原则而走向了成功。”
北德比郡现任国会议员、白金汉宫的威廉·杰克逊先生拥有同林赛先生相似的人生境遇。他的父亲是南开斯特市的一位内科医生，他死后，留下一个由11个孩子组成的家庭，其中，威廉·杰克逊排行老七。年长的孩子们在父亲在世时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父亲死后，年纪小的孩子们的命运发生了巨变。12岁时，威廉失学了，他在一个轮船码头干苦活，从早晨六点一直干到晚上九点。老板得病后，他被带到办公室，那里他拥有了更多闲暇。这给了他阅读的机会，他获得了阅读一套“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机会，他自始至终读完了该书，有时在白天，有时在夜里。后来他投身贸易活动，由于他的勤奋，他大获成功。现在，他拥有航行于各大海洋的船只，同世界各国保持着商业往来关系。
与上述人物相类似的人中，最近出现的有理查德·科布登，他也同样出身低微。他是萨斯克斯的米德哈斯特一位农民的儿子。年纪很小时就被送往伦敦，在该市一个仓库受雇为童工。这是个勤奋、行为规矩的孩子，他渴望了解更多的知识。他的主人是旧式学校出来的人，警告他别读太多的书，但这孩子不听，继续他的事业，他把从书本中获得的知识财富贮藏在心。他很快获得提升，从一个仓库管理员到旅行推销员——从中他建立起了大量的关系网络，这为他以后下海经商奠定了基础。最终，他在曼彻斯特当一个印花布漆工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由于他对公共事务颇感兴趣。尤其是对大众教育情有独钟，他的注意力逐渐地被有关谷物法的问题吸引过去了。为了废止该项法律，他可以说是把自己的财富和毕生精力都奉献进去了。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令人纳闷不已的事实：他首次在公众面前发表的演讲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但是，由于他具有非凡的毅力恒心、实于精神和充沛精力，随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实践，他终于成为丁公共演说家中最具说服力和最具震撼力的人之一，就连一向不苟言笑、在赞扬别人方面一向吝啬的罗伯特·皮尔爵士本人也不得不对科布登的演讲抱以赞美。法国驻英国大使德鲁阿·德·鲁斯先生曾精彩地评论科布登先生，认为他是“一个个人才能、坚韧不拔和辛勤劳动所能完成什么样的一种伟业的活生生的标本；他是那些出身社会最底层的贫寒之士通过发挥自己的价值和个人的服务才能而挤身社会公共生活中受人尊敬的上层地位的人士中最完美的一个例子；最终，这么一个举世罕见的坚定品格的例子在英国人的性格中承传了下来”。
在上述所有这些例子中，个人奋发向上的辛勤实干是取得杰出成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任何一种杰出成就都必然与好逸恶劳的懒惰品行无缘。正是辛勤的双手和大脑才使得人们富裕起来——在自我教养、在智慧的生长、在商业的兴旺等方面。即使一个人出生于富贵和社会上层之家，他们个人要想获得稳固的社会声望的话，也得靠不知疲倦的实干才能成功。因为，虽然几英亩的土地可以承传给后代，但是，知识和智慧却无法承传给后代啊！富裕之人也许可以雇佣别人为他们干活，但却不可能通过别人来获得为他干活的思想，或者说从中买到任何形式的自我教养的成果。事实上，任何事业追求中的优秀成就都只能通过辛勤的实干才能取得，这种说法在某些富人的经历中所显示的正确性如同在德鲁和吉福特二人经历中所显示的正确性一样，他们受教育的学校就是补鞋店的摊位，休·米勒的情形也是一样，他的人生大学就在克洛马迪的采石场上。
完全正确的是，富裕和闲适对一个要达到最高教养的人来说是毫无必要的东西，而且那些出身社会底层的人们在任何时代都从未给这个世界增添任何巨大无比的沉重负担。安逸闲适和奢侈浮华的生存状态无法把人训练成艰苦奋斗或敢于直面艰难险阻的人；也不会唤醒人们认识到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和有效的行为在生活中所唤发出来的巨大力量。实际上，贫穷非但不会变成不幸和痛苦，通过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自助实干，它也许会转化成为一种幸福；它能唤起人们奋发向—亡的激情，并为之勇敢地战斗。在这个奋斗过程中，某些意志薄弱者也许会通过自甘平庸或堕落来换取闲适安逸，但是，那些精神健康和心灵坚定顽强的人则会从中获取他们的力量、信心和胜利。培根说得好，“人类没有很好地理解他们财富，也没有很好地理解他们的力量：对于前者，人们竟把它信奉为无所不能的东西；对于后者，人们又太不把它当一回事，对自己的力量太缺乏信心。自力更生和自己战胜自己将教会一个人从他自身力量的水池中吸取动力，从自己的力量中品尝到甜蜜蜜的面包，学会正确地劳动以供养自己的生活，并认真地扩展服务于自己职责的美好事务。”
富裕对贪图安逸和自我放纵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诱惑，尤其对那些被欲望所驾驭而缺乏自制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此，那些出身富贵人家的人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能够在他们这——代人中克勤克俭、积极努力地工作——他们“蔑视享乐而生活在辛勤劳动的时光里”，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宝贵阶层来说，值得庆幸和荣耀的是他们都不是游手好闲的懒汉；因为他们为这个国家克尽职守，尽心尽力，甚至在大多数情形之下还冒险为国家多作贡献。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在塞巴斯托波尔泥泞荒凉的斜坡上和印度燃烧的土地上，已经又诞生了一批具有高贵的自制和奉献精神的绅士阶级，众多的勇敢豪侠和高贵的同胞们，他们拥有社会地位和财产，但他们仍然不顾生命危险，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继续在一个或多个领域行动，为自己的祖国奉献服务。
就是在哲学和科学的和平探索活动中，富贵阶级也是表现得极其突出和优秀。举个例子来说，大名鼎鼎的现代哲学之父培根，以及科学之父沃塞斯特、波伊勒、卡文迪希、塔尔波特和罗斯。罗斯也许可以被看作是贵族阶层中一位伟大的机械工；他如果不是出身贵族世家的话，他就会摘取发明家的最高头衔的桂冠。他对铁匠工作的知识是那么地完备和丰富，以致于一个不了解他身份地位的制造商说服他接受一个在大型制造车间当班长的职务，以使他把全副精力集中在一个专业上。伟大的罗斯望远镜就是由他自己组装而成的，它无疑是迄今为止已组建的仪器中最杰出的工具。
即使在政治领域和文学领域，在我们的高贵阶层中，吃苦耐劳的辛勤劳动者也大有人在。在这些领域里行动的成功如同在别的领域里一样，也只能靠勤奋、实干和学习才能获得；伟大的部长或议会的领袖，肯定是最辛苦的工作者了。像巴麦斯顿，像德比，罗素，迪士累利和格拉斯通。根据《十小时工作法》，这些人本来享有工作不超过十小时的权利，然而，习以为常的是，在议会最繁忙紧张的季节，他们的工作可说是“上双班”了，夜以继日地干。在这类人物中最杰出的人土莫过于罗伯特·皮尔爵土了。在连续不停地进行脑力劳动方面，他具有非凡的能量，他从未吝啬自己这方面的能量的发挥。事实上，皮尔爵士的人生经历给我们奉献了一个杰出的，榜样：即一个具有健康适度能量的人通过刻苦实干和不知疲倦的勤奋工作该会完成多少事情啊！在他当国会议员的40年里，他的工作量异常庞大。他是一个诚心诚意、脚踏实地的人，无论他做什么，他都自始至终把它彻底做好。他所发表的所有言论，无论是口头说出的，还是形成文字的东西，都凝结着他对思考所及的事物进行认真研究的心血。他的辛勤劳动几乎是超水平发挥；他不辞辛劳地使自己满足各种不同听众的胃口。此外，他还具有强烈的实际洞察力，具有强大的意志力量，以及用坚定的双手和眼神指挥行动进展的能力。从某种角度来讲，他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他的原则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扩展和弘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原则非但不会衰落，而且只会有利于使他的个性更加走向成熟和丰富。在使自己走向成熟方面，他一直不断地敞开心扉接收各种新观点，尽管许多人认为他在超越过去方面显得谨小慎微，但他不允许自己陷入对过去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崇拜之中，这会麻醉许多受过教育的心灵，它所产生的东西除了可怜的旧时代以外，什么也没有。
有关布莱汉姆勋爵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的故事现在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榜样了。他为社会服务的公职生涯整整超过60年的时光，在这60年里，他在很多领域耕耘过——法律、文学、政治和科学——而且在所有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他是如何奋斗的，这至今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个秘密。曾经有这么个说法，说是当有人要求塞缪尔·洛米雷爵士从事某种新的工作的时候，他抱歉说自己没有时间，“但是，”他补充道，“可以去找布莱汉姆这个人，他看来能腾出时间做任何事。”这其中的秘密就是，他从不让自己有一分钟的空闲时光；他有着钢铁般坚强的体魄。当他到了像大多数人一样该退休的年龄以享受终身辛劳所获得的闲暇，或在太师椅上打发他们的晚年时光的时候，布莱汉姆勋爵开始并展开了一系列有关光线规律的精确调查活动，并把他的调查结果呈献给来自巴黎和伦敦的大多数科学读者。与此同时，他又通过新闻界发布了他的论文草稿“科学的人和乔治三世统治文献”，并且在上议院中按时履行他的法律业务和政治辩论职责。西德尼·史密斯曾劝他别老是把自己投身于只有三个强壮的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和事务中。但是，布莱汉姆就是如此地热爱工作——不间断地工作成了习惯——无论多么繁重巨大的工作，对他来讲都不在话下。他是如此强烈地渴望自己在工作上领先超群，以致于有人说他，如果他的人生岗位就是擦皮鞋的职业的话，那么，在他成为全英格兰最好的擦皮鞋匠之前他是绝不会心满意足的。
另一个具有相同社会地位的勤奋工作的人物是巴威尔·利顿爵士。很少有作家能同时在许多领域干出名堂或在不同领域都取得更高的杰出成就——作为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散文作家、演说家和政治家。他工作起来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不贪图安逸享乐，时刻洋溢着饱满的热情和斗志，不断超越自己。纯粹从勤奋这个角度来说，在仍然还健在的英国作家中很少有人写过那么多的著作，更没有人能产生那么高品味的大量的优秀作品来。巴威尔的勤奋完全值得把所有伟大的称赞都堆积到他身上。在社交“活跃季节”，他完全可以去狩猎，去射击，去休闲娱乐——频繁出入各种俱乐部和欣赏戏剧，参观伦敦的名胜古迹，然后又驱车乡间别墅，带上自己储备好的东西在那里度假，享受乡间户外的无穷乐趣——然后又到海外旅游，去巴黎，维也纳或罗马——所有这些对一个热爱快乐和有财产的人来说都是相当有吸引力的，而且再也不会使他自愿去从事任何艰苦的连续不断的工作。尽管有着这么多快乐的诱感，而且也是他的财力所力所能及的事情，同出身于同样社会地位的人相比，巴威尔拒绝了这种享乐的生活方式，并追求过一种文人的生活。像比隆一样，巴威尔经过艰辛努力创作出来的首部诗词“杂草和野花”是个败笔。他第二次努力的成果是部小说《福克兰》，同样也是失败之作。一个意志薄弱者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肯定会放弃创作活动了。然而巴威尔却不。他继续努力，坚持不懈地耕耘，他决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直到成功为止。他不断努力，广泛阅读，从失败的阴影里走出来，勇往直前地苦干，最终获得了成功。继《福克兰》之后，一年之内他又写出了作品《伯尔哈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启了巴威尔长达30多年的文学生涯，这其中充满了一系列胜利和成功的作品。
狄士累利先生则在以勤奋和实干的力量创造出杰出的公职生涯，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类似的榜样。像巴威尔一样，他的第一个成就是在文学领域取得的。他也是在遭受了一系列失败的打击之后才获得成功。他的作品《阿尔罗伊的神奇传说》和《革命的史诗》遭到人们的冷嘲热讽，甚至被人们视为神经错乱的标志。但他继续从别的方向进行努力。他的作品《康宁斯比》、《西比尔》和《坦康雷德》被证明是他创作出来的精品。作为一个演说家，他在国会下院的首次演讲也是个失败，被人们戏说为“比阿德尔菲的滑稽剧还要厉害的尖锐叫声而已。”虽然他在乐队担任词曲作者，而且他本人也雄心勃勃，试图创造出一流的词曲作品来，然而，他所创作的歌曲中的每个句子都被人们以“哄堂大笑”来回报，悲剧《哈姆雷特》被他演奏成了与原剧精神风马牛不相及的喜剧。但是，他最终还是以一个具有预言性的句子来结束了这个插曲。面对自己那充满学识的演说所遭受的冷嘲热讽，在苦恼之际，他向人们大声叫喊，“我已经多次尝试过很多事情了，而且在这些事情中我最终都成功了。我将会坐在这里，总有一天，你们听到我演说的时机会再次到来。”这一天还果真到来了，最终，狄士累利在世界第一次绅士大会上那扣人心弦的演讲向我们展示了勇往直前的力量和决心会干出多么杰出的成就来，因为狄土累利获得这样的成功就是靠辛劳和汗水。他不像许多年轻人一样，一遇失败的挫折就一蹶不振，就躲避到一个阴暗的角落里，狄士累利先生遭遇失败后继续勤奋努力，发奋工作。他认真地抛弃自己过去的缺陷，仔细地研究他的受众的性格，孜孜不倦地练习演说的艺术，刻苦努力地研究议会知识。为了成功，他不断地委屈求全，成功虽然到来了，但是来得慢了点：最后议会同他一起欢笑，而不是嘲笑他。早年失败的记忆从头脑中消逝了，最后，公众一致认为他是议会最成功和最有感染力的议长之一。
虽说通过个人的勤奋自励和吃苦耐劳能完成许多伟业，正如前面所援引的事例和以后的篇幅中还要引用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样。但同时我们应该承认，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接受来自别人的帮助也是非常重要的。诗人沃兹沃斯说得好，“自助和受助这两个事物，虽然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然而它们必定相互结合才是最好的——高尚的依赖和自立，高尚的受助和自助”。从摇篮到坟墓，所有的人都因受抚养和受教育而或多或少受人的恩惠；那些最优秀的人和真正的强者往往是最乐意承认和接收这种帮助的人。例如，法国作家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人生经历就是榜样。托克维尔出生在一个双亲皆为贵族的家庭，他父亲是法国一个颇有名望的贵族，他的母亲是马拉舍伯公爵的孙女。由于强有力的家庭影响力，当他年方21岁时就被任命为凡尔赛审计法官，但是，很可能是由于他觉得自己的才能不足以胜任那个位置，他决定放弃那个职位，由自己单独去开创自己未来的生活道路。“真是个愚不可及的决定。”也许有人会这么说。但托克维尔勇敢地按照自己的决定去行动，毫不退缩。他辞去了自己的职位，决定离开法国并打算到美国游历访问。此行的成果就是后来出版的他那本伟大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他的朋友、同他一起到美国游历的伙伴古斯塔夫；德·波蒙是这样描述托克维尔在此次旅游中那孜孜不倦的勤奋精神的：“他的本性是与懒惰格格不入的，无论是在旅行过程中还是在休息的时候，他的头脑一直在活动……同阿历克西斯在一起，他最同意与你聊天的内容就是什么东西是最有用的。对他来说，最遭糕的日子就是无所事事的日子，也就是时间白白浪费了的日子；哪怕是浪费一丁点时间都使他坐卧不安。”在托克维尔亲自写给朋友的信中有这样的段落：“生活中，人们不能有一时一刻没有行动；因为个人的外在努力，同个人的内在努力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我们在年龄上增长了，我们在心态上还是年幼无知的。我把生活在世上的人比作一个在十分寒冷的地区漫无止境地艰难跋涉的旅行者，他走得越高远，他就走得越快。灵魂的病变是可怕的，为了抵抗这种可怕的罪恶，一个人不仅需要来自内心深处的精神力量的支持，而且也需要与生活上事业上的朋友保持密切的联系，互助互爱，共度难关。”
尽管德·托克维尔对充分发挥个人吃苦耐劳和独立自主的必要性的论述是铿锵有力的，但是，恐怕没有任何人能比托克维尔更充分地认识到人的一生中人们都会或多或少地受惠于别人的帮助或支持这一事实的价值了。因此，他时常充满感激地承认他对他的两个好友德·克尔格雷和斯托菲尔的深情感谢——对前者是因为他给托克维尔以精神和智力上的帮助；对后者是因为他从道义上支持和同情托克维尔。对德·克尔格雷，托克维尔写道——“你是我惟一信赖可靠的心灵，你的影响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真正的效果。许多人影响过我行为的方方面面，但没有任何人像你那样能对我的基本理念的诞生和对指导我的行为规则的原则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德·托克维尔也从不掩饰他对他的妻子玛丽的巨大而深情的感激之情，由于她对丈夫所抱有的良好的脾气和性格，使得托克维尔能够成功地进行他的研究。托克维尔确信，一个具有高贵心灵气质的妇女会在不知不觉之中提高她丈夫的心灵品性，而一个低级庸俗的妇女只会败坏她丈夫的心灵。
总而言之，人类的性格是由各种各样的无形的影响所塑造而成的：受榜样和格言的影响；受生活和文学的影响；受朋友和邻居的影响；受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和我们的先辈的精神的影响，他们良好的言论品行的遗产被我们所继承。但是，尽管往大处讲，毫无疑问，上述影响都是我们所必须承认的，然而，同样明白无误的是，人们应当是他们自己生活和行为的积极的主人才行；因此，无论对别人的感激显得多么明智和多么美好，从事物本身的性质来讲，人们自己应当是自己最好的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