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
张继民
再版前言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我国科技界的最高奖项。该奖项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8位科学家获得这一殊荣。这些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是我国科技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科学家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创新开拓、团结协作的时代精神，体现了科学民主、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以及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在数十年的科研生涯中，他们不仅为我国的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还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为了颂扬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用科学家的感人事迹和高尚情操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2009年，在中国科学院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出版了《国家荣誉——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报告文学》一书。该书由10篇报告文学组成，由中国科学院组织作家撰写，记录了10位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的人生轨迹，展示了他们的巨大成就、弘扬了他们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生动、可亲可敬的大师形象。此书是国内首部以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为描写对象的报告文学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亲自为该书作序。书出版后，社会反响良好，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被列入江西省“2011年暑期一本好书”项目，赢得了学校师生的广泛赞誉，对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立志成为全面发展人才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对该书进行再版。为了方便中小学生阅读，这次再版，我们在书的形式上作了较大变动，将书中的10篇报告文学分成单册，开本由大变小，字号由小变大，风格更加轻灵活泼。10本小册子组成一套“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丛书”，希望得到小读者们的喜爱。
30多年前，《哥德巴赫猜想》《小木屋》《地质之光》等以科学家为描写对象的报告文学名篇，引导许多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充分证明，科学家的人格魅力和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有着无穷的力量。我们期待，这套小丛书能够再次点燃崇尚科学、献身科学的热潮，引导新一代青少年步入科学殿堂。
初版序
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中国科学院已经走过60年的光辉历程。60年来，科学家们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安康，与祖国风雨同舟，忧乐与共，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一大批在海外工作的科学家，就响应祖国的召唤，克服重重困难，义无反顾地踏上回国的征途，投身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用满腔热血铸就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根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战线又涌现了无数的杰出科学家，他们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和无私奉献精神，团结奋斗，锐意创新，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光辉业绩。
60年来，在科技战线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留下许许多多的感人故事。历史将永远铭记几代科技工作者的卓越贡献。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学习他们的高尚品德，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对实现我国新时期的战略发展目标，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鼓舞广大科技工作者继续努力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在迎接中国科学院建院60周年之际，出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报告文学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书集中塑造了10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光辉形象。这些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是我国科技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科学家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创新开拓、团结协作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我国科学家科学民主、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在数十年的科研生涯中，他们不仅为我国的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还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颂扬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用英雄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和高尚情操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学艺术工作者承担着重要责任。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科学院曾经组织一些作家走进中国科学院，与科学家广交朋友，写出了一批包括《哥德巴赫猜想》《小木屋》《地质之光》在内的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品，引导许多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至今，这些作品还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我赞赏作家们为此所作出的努力。文学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科技领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这里有着丰富的创作素材，我们热诚欢迎文学艺术家将笔触伸入科技领域，用他们的生花妙笔，描述科学，讴歌科学，展现科学人生，为社会提供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食粮。
我们的时代需要科学与艺术的融合，需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我坚信，只要加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紧密结合；只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只要不断加强公众对科技的理解；只要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各界共同携手，充分合作，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和谐、持续发展，建设创新型的国家，一定能共铸中国科技新的辉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且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2009年8月
引？子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日头从坡上走过，照着我的窑洞，晒着我的胳膊，还有我的牛跟着我。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祖祖辈辈留下我，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
这首悲怆的《黄土高坡》歌曲，曾在20世纪80年代末广为传唱，歌词所描绘的正是黄土高原最为普通最为现实的农村风俗画。而正是这最普通、最现实的“大风”、“窑洞”、“黄土高坡”，有位学者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过他所关心的是这“黄土高坡”从何而来，是否与“大风”密切相关？“黄土高坡”上一些特别的窑洞顶上的土质为何硬如特制的盖板？中国黄土的分布范围是什么？黄土的确切年龄有多大？
他，就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多年来，他以黄土高原为科研舞台，通过破解黄土奥秘，不仅找到了黄土高原形成的真实原因，提出了“新风成说”，还证实了自第四纪以来，地球上并非像欧洲学者多年来提出的全球气候因为出现冰期与间冰期，仅有4次冷暖“旋回”，而是多次旋回。更为令人吃惊的是，刘院士还从千层饼般的黄土层里，破解了250万年以来气候与地球环境变化的“密码”，使它与深海沉积和极地冰芯一样，成为人类探寻气候与地球环境变化的三种信息载体之一。黄土高原由此变得非同寻常，成了全球唯一完整的陆地沉积记录地点，或者说是成为认识全球环境变化的一把“钥匙”。世界相关科学家在艳羡中国黄土的同时，也为中国科学家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获得的巨大科研成就而感佩。
的确，中国黄土是世界其他地域黄土不可比的。虽然欧洲的莱茵河畔、乌克兰，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也都广泛分布着黄土，但没有一个像中国黄土高原这样范围辽阔，深厚无比。它西起青海的日月山，东至太行山，北至长城和阴山，南抵秦岭，包括晋、陕、甘、青、豫和内蒙古等省区的一部或全部，面积达6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意大利和波兰两国国土面积的总和。世世代代的强风劲吹带来了无数的粉尘，造就了它摩天大楼般的厚度——50～400米，在一些典型地点，各个年代的层位堆积，宛若大树年轮，科学家可以从中历数沧桑。其中陕西洛川黑木沟标准剖面尤为突出，以至成了世界第四纪黄土科学界顶礼膜拜的“麦加”。
基于在黄土研究上取得的杰出业绩，刘东生院士于本世纪初先后获得了世界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环境奖”、“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来，日理万机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专程前往他家里探望他，和他一块儿谈科学谈人生。2008年3月6日，在演奏完人生的完美乐章之后，时年91岁的他驾鹤西去。
虽然他离去了，然而人民永远铭记着他的卓越贡献。在他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国家天文台将58605号小行星命名为“刘东生星”，从此，这颗被赋予刘东生精神内涵的天体将永远遨游寰宇，光耀苍穹。由亲人、友人、同事和学生共同表达对他怀念之情的文集——《纪念刘东生院士》也在这一天正式出版。那是用泪用情用无尽的思念凝结的文字，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对他爱国、博学、高尚、敬业精神的崇敬。文集由他的学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作序，丁仲礼院士在序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大师是怎样修炼而成的？”
是啊！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他学养太深，因为他居功不傲，因为他勤勉有加，因为他高足满堂，因为他富于传奇，更因为他在地质环境科学研究上取得的卓著功勋，以至令国际科学界为之瞩目。不过在这位中国地质学泰斗去世后的追悼会上，那醒目的高高悬挂于灵堂走廊外的挽联：“著经典育栋梁海纳百川求万象真理，先生风范炳神州；走墚峁登青藏身探两极问千秋冷暖，黄土学说誉全球。”就是对他一生的最好浓缩。
那就让我们循着挽联提供的路径，去追寻刘东生院士不平凡的科学人生吧！
（一）
1917年11月22日，刘东生出生于沈阳。父亲名叫刘辑五，母亲名叫赵博直。父亲作为一名铁路职员，是从天津到沈阳异地就职的，并在皇姑屯火车站任副站长。刘东生孩提时代，难以抹去的记忆是那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由于张作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在辽宁开矿、设厂、移民等无理要求，被日本关东军视为死敌。日军预谋除掉他，于是在皇姑屯车站附近埋下炸弹，在1928年6月4日清晨5时30分，将途经的张作霖炸死。事件发生那天，正好赶上刘东生父亲值班。被炸毁的火车，就近运到皇姑屯机车修理厂。时年11岁的刘东生和小伙伴们曾跑去看过一次，那时，日军的罪恶行径就在少年刘东生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父亲重视对孩子的培养，把刘东生送进当时沈阳的名校奉天省立第二小学读书。1929年小学毕业后，父亲又让他进入私塾学了半年。
不久，父亲被调回天津铁路部门工作，一家人也随其返回津门。1930年，刘东生考上南开中学。本来6年即可毕业，由于他患了伤寒，重读了高一，结果念了7年。
南开中学的生活给刘东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日后刘东生每每回首南开的经历就感慨万千。他认为南开给予他的教益是多方面的，除奠定了扎实的文化基础外，还有思想的成长。当时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公”就是培养学生报效祖国的思想；“能”就是让学生掌握多方面知识。刘东生觉得，这个教育观念是进步的，可使学生摆脱狭隘的个人主义，避免知识的单一性。也因此，他南开同班同学中出了不少优秀人才，后来就有涂光炽等7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学毕业后，刘东生想继续求学，按说这并非什么奢望，结果由于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国难当头，他的求学之路屡屡受挫。
此时，刘东生的家已迁到了北平（今北京）。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激烈的枪声打破了古城北平的宁静。这天，刘东生正好从天津乘火车回北平。若为平日，早上登车，中午也就到了。结果因为事变发生，火车滞留于卢沟桥附近足足十多个小时，半夜他才赶回家中。
“七七事变”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也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中国同胞发表抗战宣言，疾呼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局随着战事而骤变，日军挺着滴血的刺刀步步进逼。为使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不得不南迁长沙，联合组成国立临时大学，不久又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为了求学，刘东生等一批莘莘学子不得不前往西南联合大学读书。当他们结伴在天津码头登船之际，一个脚穿高筒皮靴的法租界巡捕，蛮横地拒不让他们上船，还恶狠狠地踢了刘东生一脚。无奈之下，刘东生只好暂时放弃远走昆明的设想，在法租界一所小学教书。
求知的渴望不可抑制。1938年7月，刘东生重整行装，再一次前往昆明。他买了怡和公司开赴香港的船票。他知道，此行路途遥遥，行程漫漫。自天津起碇，他要经上海、香港、越南的西贡与河内，然后乘小火车到云南蒙自，再抵昆明。一路上越海翻山，少不了舟车之累，然而这是他唯一的抉择。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抢掠，已使偌大的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要读书，就得到大后方去！
辗转千里，历尽艰辛，他终于抵达有春城之誉的昆明。按学校规定，南开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西南联大学习，刘东生因之顺利就学。然而，昆明作为中国抗日的大后方，并没有因为地处偏远而完全免遭战祸，跑警报、躲轰炸成了西南联大学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938年9月28日，在一次日机轰炸中，刘东生的一位刚从天津来的林姓同学，因躲在屋檐下，被炸弹爆炸声震下的房瓦砸中头部，不幸身亡。
张作霖的死、法租界警察的恶、千里求学的难、同学的亡，使刘东生亲身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屈辱，心中撒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决心学好知识，掌握报国本领，做一个挺起腰杆的中国人，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争。
本来，按照父亲的意图，刘东生到西南联大后读的是机械系。但后来，他自己转入了地质地理气象系地质专业，这个重要转变同杨钟健、谭锡畴、袁复礼等几个老师对他的影响密切相关。
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后又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杨钟健，在中国地质与古生物界颇负盛名。他于1938年在云南禄丰首次发现中国最完整的恐龙骨架，并发表了论文《禄丰蜥脚类恐龙的初步研究报告》，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在西南联大学子眼中，杨钟健是他们心中的科学巨星，钦慕与崇拜自不待言。自然，他发表的文字最能打动同学们的心。杨教授有一次在昆明《益世报》上发表题为《论抗战和乡土研究》一文，强调只有了解自己的家乡，才能谈得上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家乡才有抗战热情。这引发了刘东生的思考：“认识家乡的山山水水通过什么途径呢？只有学习地质，具备了相关知识才能知道山是怎样形成的，水又是如何流转的。”刘东生曾回忆说：“年轻时就是这么一个挺简单的思维，读了这篇文章，放弃了西南联大机械专业，改学地质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