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杨时杰与刘公一起从日本回国也不久。杨时杰跟老乡原《雄风报》编辑杨玉如等密议，要在湖北“做点事业给孙、黄看”。当时共进会会务已停滞多时，杨时杰鼓励已从广东潮州回到汉口的孙武重整旗鼓。同盟会中部与共进会的负责人坐在一起时，孙武、杨玉如将湖北共进会和新军、会党内的革命力量做了报告。居正说，兄弟在东京时已听说湖北共进会，也听说共进会是同盟会的分支，受同盟会节制。现在同盟会正在准备广州起义，筹划之细、经费之丰，前所没有。革命成功已成定论，还要联络同盟会各地分会响应。我们湖北共进会蓄势待发，在各地响应时应该是做得最好的。十天以后，谭人凤也来到湖北，落脚汉口，和居正会合。孙武、杨时杰、刘英、查光佛、邓玉麟等来聚谈。谭人凤很是高兴，拿出黄兴托他带来的800元活动经费。孙武久被经费所困，顿时意外惊喜。
有钱好办事，孙武斥资一百元大洋，在黄土坡20号开了家同兴酒楼，由邓玉麟经理，郭寄生管账、张育万跑堂。酒楼位于工程八营和二十九标的驻地之间，是城外炮八标、马八标入城的必经之地，二十九标、三十标也在附近。“创设酒馆于此，专以食军人，效法梁山朱贵酒店，为结合新军计也。”“新军下操后，来这饮酒歇息，酒酣耳热之后，咸慷慨激昂，人人有陈涉倾秦、寿辉覆元之志……”（《居正文集》）当年春天，共进会在新军的会员达一千五六百人。
同在一座城市，中部同盟会开始竟只知道共进会，还不知道有个文学社。谭人凤到汉口歆生路大江报馆去见詹大悲时，听说武汉有个文学社，十分惊讶。“乃约蒋翊武、李长龄、罗良骏、王守愚会于武昌府狱胡瑛所。”（章裕昆语）真是老虎窝里最安全，武昌府狱聚群英。“谭见蒋、王如田舍翁，李如老学究，罗如贵公子，心初不慊，经胡瑛誉扬，方知系湖北党人之中坚分子。是为文学社与海外同志相结之始。”胡瑛的湖南话声调很高，你莫搞裹了，文学社可是正宗的革命主力。原话是：“湖北党人都具有百折不回志气，本社尤埋头苦干，不以外观夸耀者也。”（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让谭人凤大跌眼镜。
俗话说“一个笼里关不住两个叫鸡公”。共进会与文学社两个组织在同一地方同一阶层中发展会员，难免互挖墙脚、因争夺会员常起磨擦。时在第八镇第三十一标当兵的潘公复回忆：“我们发展组织的时候，对联系的群众说，孙武系孙文之弟，特派来做革命工作的，并带来钱与枪械甚多。在那时革命基础尚未奠定，说孙武系孙文之弟，正是号召革命的一种方式，所以孙武也容易将加入文学社的人又拉转去。”李六如在《六十年的变迁》中写道：“章裕昆从四十一标请假出营后，很快在马队第八标补上了名。不到半个月，他就组织了四十多个愿意加入文学社但还没有填愿书的士兵。这事被共进会会长孙武知道了，他立即派人去马队，叫那些人推两位代表去填愿书。章裕昆立即将此事报告文学社，孙武在马队挖墙脚。刘复基说，时局很紧张，顾全大局吧，不必对外人说。”蔡寄鸥在《鄂州血史》中记载：李作栋与蒋翊武、杨王鹏等一起在龚霞初家里商谈时，蒋翊武说，我们都是丘八，他们都是穿西装的洋老爷、穿长袍套马褂的秀才老爷，计谋又高，派头又大。他们也瞧不起我们，我们也缠不赢他们。你当心，莫上他们的当咧。
共进会和文学社采取同样的办法去挖对方的会员，拆东墙补西墙。这样难免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有的两边不得罪，干脆跨社，既参加文学社，也参加共进会。这种情形就像后来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时期”。当此之际，噩耗传来，黄兴于4月27日发动广州起义失败，黄花岗又添新坟，埋葬七十二烈士。报上纷传“黄兴攻督署阵亡，胡汉民、赵声当场捕获”。居正、刘公、孙武、焦达峰等紧急磋商于武昌胭脂巷24号。大家认为，广东既已无望，自应有我们两湖首先起义。鉴于共进会和文学社相长竞进，要尽快实现联合。还商议到起义后的都督人选，刘九穗提出以黎元洪任都督，大家并没有感到意外，但未形成决定。由此看来，两派结合是大势所趋，不仅消弭隙罅，还可壮大力量。“合则两美，分则两伤。”
其时，两个组织的同志之间多有接触。如文学社刘复基和共进会陈孝芬，本是朋友，无话不谈。加上其他人从中多有斡旋，为两大团体的联合铺平道路。但是其中曲折不少，据资料记载，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共开了四五次协商会议。一次是5月11日在分水岭7号孙武住处，因双方各自坚持以自己为联合主体而未获结果；第二次是6月14日在长湖西街8号龚霞初寓所，没能达成具体协议，但有了“万不可互争党员”的共识。李六如这样描述：“月色朦胧，长湖堤龚寓的房子里，在一盏美孚煤油灯跟前，大家商谈文学社和共进会如何具体合作的问题。”经过“两会”有识之士多次说合，孙武和蒋翊武的屁股坐到了一条板凳上。
这个时候的刘公，已经从襄阳老家回来了。刘公1910年从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回国，共进会东京总部就基本结束，以湖北作为革命活动中心。患有肺疾的刘公先入汉口普爱医院治疗，后以旅费告罄转往襄阳家中养病并筹款，还在鄂北、豫南一带吸收同志入会。“武昌革命运动自刘公到省后，日趋加速。”
9月14日在雄楚楼10号刘公家中召开共进会与文学社第三次联席会议，决定：为淡化团体痕迹，将文学社、共进会的团体名义一律搁置不用，同时成立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在讨论以哪个为主占领山头时，以湖北人为主的共进会和以湖南人为主的文学社各执一端，相持不下。刘公主动提出取消原定他为湖北都督的计划。过后，刘复基对蒋翊武、邓玉麟对孙武分别都有所规劝。两个组织于10天后再次在武昌雄楚楼10号开会，初步决定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事部长、刘公为总理。至于都督人选，最后的意见是请黄兴或宋教仁、谭人凤来主持，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对此李六如的小说里有较详细的描述：“约莫在七月半以前，白昼的温度还很高，夜晚已有些凉意。半轮明月下的蛇山，可以望见武昌城里各街道到处是男男女女，燃着香烛替祖宗烧包袱的火焰。左旗附近的阅马厂，正在锣鼓喧天做盂兰会，人山人海，没有看见一个哨兵。前前后后的分头走进了雄楚楼十号，开两党联席会议。此房子虽不大，却很僻静，而且有后门又有侧门。在座的有二十多位。蒋念名单，孙武任总参谋长。孙说，政治处设在汉口好些，因为那边交通方便，可以借外国租界保护。于是就转到保不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杀不杀旗人的问题，大家发生争论。”
过了一天是农历八月初三秋分之日，在武昌胭脂巷11号，两个组织的60多人到堂，终于达成了联合协议，同时通过了刘复基报告的“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草案。这天，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因事没有到会，他所在的四十一标三营得到瑞澂命令要移防岳州。蒋翊武想请假留下来未成，几天后随队离开了武汉。会上，蒋翊武仍被推为武昌起义军事总指挥、王宪章任副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蔡济民、吴醒汉、杜武库、蔡大辅、祝制六、王文锦、徐达明为参谋，杨时杰、杨玉如任内政，丁立中、潘公复、查光佛、牟鸿勋任秘书、杨洪胜、李作栋、邓玉麟分别任交通、财政、传达命令；决定在武昌小朝街85号组织临时总司令部，由王守愚、陈磊为常驻军事筹备员。政治筹备处仍设汉口宝善里14号。当时情况，据李翊东说，联合会上是七嘴八舌，吵架动手也是有的。由于共进会、文学社联合时间短暂，孙武对文学社人了解不多，蒋翊武又不在场，人事安排中共进会人多于文学社人，或许为以后两团体纷争埋下种子，但这都算萝卜快了也带泥，可以忽略不计。
湖北革命党人顺应革命大势，捐弃派别成见，合成一个力量，堪为明智之举。据章太炎在谭人凤墓志铭中说中部同盟会总务干事谭人凤在说合共进会、文学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联合后的新团体既不叫共进会也不叫文学社，而叫“起义指挥总机关”，彻底放弃了以往在名称上的遮遮掩掩而直奔主题——反清起义。至于起义的时间，大家确定在八月十五中秋节（10月6日），继元明交替之际再来一次“八月十五杀鞑子”！
会上，孙武的湖北话说，武昌革命是生路也是死路。我们必须计策万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不敢轻于一掷。刘复基的湖南话说，大家都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满清拼个死活，“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全体同志要群策群力，冒险以赴，一切都不要顾虑了！会场一次又一次躁动，标营代表们的湖北话和湖南话在交头接耳，有人竟低声唱起岳飞的《满江红》：“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分水岭12号、长湖西街8号、雄楚楼10号、胭脂巷11号，武昌城内的这四个地方今日可在？那些明清式深宅大院，都在房地产开发中无情地拆除。它们曾经见证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前的伟大联合，以孙武为首的共进会和以蒋翊武为首的文学社联袂携手，共襄大举，虽然时间短暂，其意义相当于前人的梁山泊晁宋结义、后人的井冈山朱毛会师。
“指示机宜，莫久使故国衣冠沦于夷狄；挥戈举义，快团结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一场黎明前的暴风骤雨就要来了。
共进会与文学社究竟谁大
共进会与文学社这两个组织的共同点是明显地带有乡情自发凝聚的色彩。这两个组织究竟哪一个更大，也是武昌首义历史悬疑问题之一，值得探讨。
有人分析列入传表的辛亥革命志士650人中，共进会160人，本省籍143人，外省籍17人，有同盟会会员14人，留学生10人，会党首领5人；文学社86人，本省籍62人，外省籍24人，有同盟会会员11人，无留学生，无会党人员。这两个组织中兼备双重会籍的有十人。这说明，共进会人数是文学社的近两倍，本省籍占绝对多数，会员遍及新军、学界和地方会党，领导人的文化素质较高，加之共进会成立于1907年，文学社迟至1911年春节才宣告成立，故共进会的实力和影响比文学社要大得多。
《共和元勋蒋翊武》一书中有着明显的“扬文抑共”的感情色彩。作者认为，武昌文学社系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继承发展而来，是湖北土生土长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则是己酉年（1909年）由日本入鄂，旋又长期停顿，至辛亥春始恢复活动，而呈现喧宾夺主之势，致使这两个团体一开始就不很协调。辛亥年开春，孙武、居正相继回到汉口，不久谭人凤自粤来，送活动经费给居正600元、孙武200元。孙武想联络军队，电召人称“营棍”的邓玉麟回鄂帮忙，邓于4月初携情妇谢氏由扬州抵汉，开设同兴酒楼，以入会者吃饭可不付款为优惠条件，以孙武乃孙文之弟相标榜，吸收到不少会员，包括把有些参加过其他革命组织的人拉进来。相对于文学社及前身组织那样艰苦地发展会员，就占了不少便宜，这样各拉山头，相互牴牾就在所难免了。
共进会人数，同兴酒楼5月20日歇业时账上显示不过吸收300人，孙武、邓玉麟则虚报已达一千六七百人，连司账的郭寄生都说“此数欠正确”。熊秉坤也说过，两派力量以蒋占优胜。李廉方的《辛亥首义日记》中说，“武昌首义，扛枪拖炮，以光复三镇、鏖战阳夏者，大抵皆为文学社社员。”据《辛亥武昌首义史》认为，共进会在军队约有一千四五百人，学堂约有二百余人，其他社会阶层约有二百余人。文学社在新军社员，到武昌起义前夕达三千之众。
共进会与文学社的联合是大势所趋，为武昌起义铺平了道路。但事实上没有达到真正的融合，加之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它们之间的矛盾来不及化解还有所加深。联合几经周折。因为文学社在军队中的力量占有压倒优势，共进会干部“虽有总揽军事成议，至是亦不坚持”。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两团体联合大会，蒋翊武不在，由刘复基代表总司令宣布起义总动员计划8条。双方重要人员约60人，讨论4个小时，都熟悉和接受了这个动员计划中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共进会单方面抛出“未来军政府级组成名单”。人事分配，在总数66人中共进会就占了50席，文学社被排斥得很厉害。
联合后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总管军事；孙武为军政部长，负责军事行政；刘公为总理，专司民政。形成共进会与文学社二比一的格局。李春萱事后回忆说：“刘公是好好先生，对此未表示意见。这样划分，职权极不明确，究竟是谁指挥谁，也未加以规定。不过当时只有这样划分，才能使三人的矛盾，暂时得到统一；事实上三人从此形成了各不相下的恶劣局面。所以武昌首义成功以后，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渐发展，才被立宪党人钻了空子，为黎元洪造了机会，结果革命党人同归于尽，都是这些各不相下的原因所引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