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在广州举行的周杰伦演唱会，就由“动感地带”赞助，所有门票不公开发售，最后，有3万多名广州“动感地带”用户取得欣赏该场演唱会的特权，大多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
专家说：“就像我们穿衣服、逛街、看书等都是属于‘情有所寄’，如果‘情无所寄’就一定有心理障碍。”
短信和网络可算是寄托了。那么，它们到底带来了什么呢？
在对北京市六个城区53所不同类型中学的3000名初、高中学生上网状况的调查中，有22％的被调查学生浏览过色情网站，19．6％的中学生在别人的诱惑下，上网聊过男女两性话题，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学生受到网上色情的诱惑。登录色情网站或浏览黄色内容的主要原因，8％的学生是因色情网站泛滥，一不小心就点击进去了；5．6％是出于好奇；不清楚原因的比例为5．5％。
通过网络聊天钓来的网友见面，抢钱骗色，这种从网上学来的“生财之道”，在网络少年中间，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我们只能说孩子们每天挺忙，但我们能说他们很充实吗？
一位叫海天的年轻人这样记录了海南“垮掉的一代”：“现在海南的社会出现了一大批质量不合格的新新人类：他们过早离开学校，成为社会的无业无学游民，教育对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拉帮结派，组织起各种小集团，抢、偷、骗、拐、绑，无恶不作；有了些闲钱便开始追逐潮流，吸毒、嫖、赌，甚至强奸少女，成了真真实实的五毒俱全的幽灵。当我一年后回到家乡海南的时候，我发现了什么？我看到了一张张消瘦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小青年的脸，他们看到我回来只是睁了一双无神的眼睛干笑着。”
何止在海南，只要我们走出大城市，甚至身处大城市里，我们随时随地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
赣北小城九江，此地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威名”远扬。众多十七八岁的“古惑仔”和“古惑女”正在成为这些队伍中的生力军。
有个12岁的小孩，父母离异，母亲南下打工，父亲下岗后不知混在何方，他被抛给了年迈的奶奶。先是逃学，认识了一帮“古惑仔”后，干脆在社会上游荡。凭着天生的机灵，他很快在“大哥们”精心策划的大行动中充当了偷自行车、秘密贩毒活动中的小卒子。每月他从“大哥”那儿可拿到百把块的零用钱，够他在游戏厅、歌舞厅开销的。
入夜的“夜猫”、“NO.1”迪吧和“土而奇”歌舞厅。在光怪陆离的旋转灯光和疯狂强劲的音乐节奏中，一群群染着黄发、行为不羁的花季男女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在舞池里发泄青春期过剩的精力。若是玩到了热火朝天的高潮期，你会看到男男女女嬉笑打骂、勾肩搭背、揽腰、头靠头堆在一起的场景。
其实这群人中也有分别，有一部分人并不涉足犯罪活动，只是在常人的眼中，有一些越轨的语言行为而已。他们学习的欲望都不太强烈，文化水平比较低，自信心不足（常常以出位的言行来掩饰内心的空虚），却以无知为无上荣耀，贪图享受，不屑脚踏实地从低做起，因而常常以反叛社会的面目出现，以边缘的角色定位自己，试图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信奉不劳而获、胜王败寇的实利主义和肤浅的兄弟义气往往使他们滑入黑道组织，生活渐渐蜕变为行走于锋刃和荆棘中的危险生涯。
笑贫不笑娼的环境造就了一批幼稚、病态的“问题少女”，吸毒、滥交、彻夜不归家，醉生梦死于娱乐场所、朝夕踯躅于犯罪边缘……
来自北京、上海和长沙的调查报告表明，“问题少女”的数量上升已成为普遍性现象。
九江戒毒所先后收容的3000多名戒毒人员中，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了70%，初中毕业未能继续就业的占80%，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
这个群体正遭遇着知识和精神的双重贫困。
古惑仔群体中有许多是学校应试教育中的失败者，而“差生歧视”现象对于处在渴望自我价值得到认可的少年来说，无疑是一只将其推入社会边缘的无情巨手。
理想、信仰的迷失是“垮掉的一代”最致命的痼疾。
2004年初，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特别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
礼义廉耻等那些曾经遭批判的传统道德，被认为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精神资源。政协委员、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赵昌平说，法治是刚性规范，礼治是柔性规范。我们强调“以德治国”，就应该重视道德规范，尤其是青少年道德教育。他曾提出应该将道德礼仪教育纳入中小学思想教育课程。
但是，过去的道德教育强调自上而下地动员，动辄学习制造出来的“先进和榜样”，但事实上却非常苍白无力。
有个小学生得意地告诉同伴：我今天可把我们大队辅导员给问瘪了！我问她：你总说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你真的相信吗？辅导员回答：当然。我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把每月的工资拿出一半寄给西部的孩子？辅导员气得只好说：你这倒霉孩子！
许多老师都认同这样的观点，传统的德育总是把少年儿童当成被塑造者。老师也习惯于把德育的条文、价值喋喋不休地灌输给他们，而很少考虑孩子们是否能够理解那些高深的、抽象的、价值取向惟一的概念，以至他们对家长的说教不感兴趣，对德育活动的参与积极性很低，甚至是不参与。
也许，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学学美国。在美国并没有国内的那种思想品德教育课程，但有一门宗教课程，为孩子的成长提供道德启示。正是通过这种宗教课程的教育，已经13岁的孩子才有可能生平第一次地坐下来，与大人们一起讨论什么是妒忌、什么是自我中心、什么是犯罪、以及如何道歉、如何避免妒忌、如何避免自我中心、如何避免犯罪等这些平素很难沟通的敏感话题。
也许，我们的教育首先要解决的正是如何让孩子“坐下来”的平等问题。
《促进法》的地位在哪里
2002年12月28日，《民办教育促进法》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将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1997年7月31日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同时废止。
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通过和实施，中国的教育将摆脱穷国大教育的格局，该法案首次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出资人可以取得合理回报”，这是“对国家主义教育观的突破”，将大大推动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中国的教育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市场细分。
据统计，我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7万多所，在校生总规模达1416万人。
《民办教育促进法》首次在我国法律名称中使用“促进”二字。立法者的本意，是要以此来体现促进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这也是我国第一次用立法的形式来推动和规范民办教育。
长期以来，学校教育的大权一直由国家牢牢掌控，社会力量办学成为绝对的禁区。在实际生活中，民办学校也有林林总总的不公平待遇，所以有人戏称民办学校是“私生子”。
《民办教育促进法》在第五十一条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据悉，当初为了“合理回报”还是“适当补偿”，立法者们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简单的词句之争反映了背后的法理之争。 “回报”是一个市场主体正当合理的预期；而“补偿”对应的是某种“损失”。
国家对民办教育产权以及回报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教育投资的时机正在来临。
“民办高校就像石头缝里蹦出的猴子，别人看着像个怪物，但长得快。”黄河科技大学校长胡大白这句广为流传的经典成为民办教育迅速发展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