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不再行路难》
宗连坚
小时候读唐诗，读到李白的《蜀道难》：“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从雌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这些诗句，就产生对“行路难”的一种畏惧心理。不过当时想，我这辈子也许不去四川，不走蜀道，管他蜀道难不难！但是，命运往往会同人开不大不小的玩笑。我从小惧怕“行路难”，却偏偏同定南这个“复岭重岗”、“山多田少”、“山路复杂”的山区偏县结下了不解之缘。定南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常常不得不来到这个山路崎岖的地方，亲历“行路难”之艰辛。我曾经亲自背着行李，爬越一个个山岭、一条条山岗；我坐的汽车陷在泥潭里，同司机一起抬汽车，浑身沾满泥污；我还曾住宿在小店里等候车票……一件件往事历历在目，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曹操征战时期，翻越太行山之后，写下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哀叹旅途的艰辛。我在定南经历的“行路难”，也是“去日苦多”啊。但是现在好了。到赣南有了铁路，有了飞机，有了高速公路；在定南到每个自然村都有了水泥公路。定南已经摘掉了“行路难”的帽子。我这次跟随万绍芬、王巨才等十几位名家，参加“中国名家看定南”的采风活动。从北京到定南，仅仅用了4个小时。那轻松，那惬意，犹如坠入梦境。同过去比，真是天壤之别啊！
从“回乡探亲行路难”到“京城定南半日还”。定南的交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孙悟空赋予我们的神力吗？不是。这是定南人民经过多年的努力的结果，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产生的伟力。我这次到定南之后，看到一个发展交通方面的材料。材料说：“解放初期，定南县公路通车里程只有5公里，而且全是砂砾公路。改革开放30年来，定南县交通事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期。公路通，百业兴，快速发展的公路交通给定南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1980年定南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20元，到2007年底，定南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858元，是1980年的13倍。到了‘十五’末，定南县的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达到729公里，等级公路达227公里，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的目标。仅2003年至2006年4年间，定南县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就达到4170万元，相当于前10年的总和。仅2007年一年时间里，定南县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就达到1686万元，完成公路建设79公里，通村率达77%，使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告别了泥泞路，走上了水泥路。”读后令人振奋。
我相信这个材料是真实的。在这里我想以三次回定南的经历，来观照定南交通事业发展变化的状况，来作一个历史见证。
第一次：挑着行李爬山岗
我第一次到定南是在1965年。那时，我大学毕业不久，怀着一种天真烂漫的情怀，想到老缪的家乡看一看，体验一下出生在城里的人所未体验过的乡村生活。
出发前，老缪已经给我打了“预防针”，说他家乡交通很不方便，会遇到“行路难”的问题。并同我讲过他小时候许多故事。
他说，他们家乡很多山，没有公路，山路崎岖。小时候去读书，要走许多山路。
他说，他十四岁时才第一次看见汽车。那时读初中，县里来了一辆汽车，听到汽车声后，全班同学课都不听了，一起冲到车站去看汽车。
他说，他在离家乡110里地的龙南县读高中。那时没有班车，后来有了也没有钱买车票，只能走路。一个月回家一次。有一次，从家回学校，他独自一人，早上四点多钟天蒙蒙亮就离开宾光村往龙南走，走到下午两点多，在龙南大稳乡的一个小店里，用5分钱吃了一顿中饭，继续走，到傍晚才走到龙南中学，脚都磨了许多泡。
他说，他在武汉大学上学时，因道路艰难，又没有路费，四年没有回过家。大学毕业工作了，有路费了，很想回家去看看父母。但还是被“行路难”所困扰。那时，从武汉回定南要走四五天。由武昌坐火车到韶关，在韶关要等一两天，甚至三四天才能买到回龙南的班车票，再从龙南等便车或走路才能回到定南。他们县几个在外地上学或工作的同学，回家探亲时，往往因在韶关等车，相遇一起，踯躅街头。有一次回家，他在韶关等车票，无意中在街上碰到几位老同学。其中一位姓谢的同学，因在韶关等车，客栈着火，棉衣被烧掉，冻得嗦嗦发抖；另一个姓温的同学，因带了一个小收音机，夜里插着耳机听广播（那时很少人有这种小收音机），被服务员报案，误认为是“美蒋派遣特务”，被公安局关了一夜。老同学在街头相遇，讲起这些“哭笑不得”的遭遇，真感到无奈，这都是行路难“惹的祸”。“行路难”的那种无奈无助，成为老缪一块难于治愈的“心病”。直到后来，他能够坐飞机出行时，还做在韶关买不到车票的梦，常常被恶梦惊醒。
尽管老缪给我讲过家乡“行路难”的许多故事，我还是很想到定南看看。那是1965年的夏天，那时没有京九铁路，更没有赣粤高速公路。从广州到定南，先坐长途汽车到和平，然后再转车到定南。我们从广州到和平坐的是一辆破旧的尖头汽车，每小时只能开行二三十公里。从广州出发，经增城、博罗、河源、龙川，到和平。一路虽然颠簸不堪，但那时年轻，经得住。汽车像个苦役，在哀号中于傍晚到达了和平县城。和平到定南只有几十公里路，但“省际”之间没有汽车。我们只好在和平住下。后来打听到，和平每天有一班车到下车乡，那里离定南最近。我们就买了第二天一早到下车乡的汽车票。到下车乡后，没有汽车到定南了，只好走路。我们背着行李，爬山越岭往定南天花乡那边走。要经过横山下、垇头等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越过粤赣省界，到了江西地面。走着走着，我们开始感到有点口渴了，正想找条小溪喝点水。这时，前面来了几个挑担子的人与我们擦肩而过。走了十几米，挑担人中的一位回头向我们张望，我们也下意识地回头看他。彼此目光注视良久，老缪才看清那个挑着箩筐的青年是他的三弟缪日朗。那时他已经十七八岁了，多年不见，眉目还如小时候一般。这样，兄弟相认，日朗不去下车乡赴圩了，而是帮我们挑行李回乡。日朗带着我们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越过一条沟又一条沟。有时走在只用两根杉木拼成的“桥”上，真有点颤颤危危的。那时正是夏天，太阳晒得身上滚热，衣服湿了一遍又一遍。我们从上午10点多一直走到下午3点多才到家。真是“故乡路漫漫”啊！如“去日苦多”的记忆，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第二次：书记汽车陷泥坑
我第二次回定南，是1982年夏天。那时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年代。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机。老缪应广东省委宣传部邀请，到深圳、珠海采访。他又多年没回家乡了，想同我一起回家看看。我请了假，带着两个孩子赶到广州。由于定南县领导对我们的厚爱，决定派一辆车到广州接我们。那时定南没有什么好车，县委书记和县长乘坐的是帆蓬吉普，车况不好。唯一能派出去接送客人的，就是一辆从日本进口的“农用车”或叫“工具车”了。这是人货两用车。前面连司机六座，可以坐客人，后面是车斗可以装货。虽然是“农用车”，但我们仍然感到无上荣幸，很感谢定南人民对我们的关爱。不用再多方周折买车票，在中途等车转车。以车代步，毕竟好多了。
但是，有了汽车不等于行路再不难了。改革开放使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了很大发展。但粤北的“起飞”仍然艰难。我们从广州沿东江北上回定南。广州到增城的道路都还好。但一到博罗，情况就变得很糟糕了。特别是博罗到河源这一段路。从行政区划来说，河源与博罗不属同一专区，中间的道路就成为“三不管”的地带了。离开博罗，进入一条沙石路。虽说是“县际”公路，路道破败不堪，走上几十米甚至十几米就是一个“坑”连一个“坑”，汽车经常“三级跳”，坐在里面的人被颠簸得腰骨都快散架了。天气干燥，一路上灰尘滚滚，汽车过后，一条黄龙卷地而起，拖着长长的尾巴。沿途就是东江，我们看着缓缓的东江流水，心里想，如果能像几十年前上辈人那样，坐上小火轮溯江而上，就是坐几天几夜，也不愿再走这颠簸的路了。
粤北的公路那么糟，定南的公路如何呢？那时，定南有了县际公路。虽然还是砂石路，但修得还平坦，有了“养路队”经常修理公路，县与县之间的交通好多了。但到了乡村就不行了。我们家在天花乡宾光村，从天花到宾光村有10里路，全是山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知道了“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几个村的人靠“化缘”集资修了条可以通拖拉机的土公路，久晴不雨之时，还可以通通小汽车。当年，我们带着两个女儿回家，她们出生在北京，没有走过山路，很想尝尝爬山越岭的滋味。那时我们还年轻，走走山路，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也算是一次郊游。我们各人都背着行李，边走边说。小女儿那时11岁。坚持要自己背行李。我们拿了一个小包叫她背着走。她一个人走在前面，觉得很新鲜，时不时指指这个，指指那个，问这是什么果，那是什么花。走着走着，在一个转弯处突然惊叫着往回跑：“妈妈，前面有条鬼！”我跑上前去一看，原来迎面跑来一条狗，她一急把狗说成“鬼”了。因为是夏天，山路的陡坡，一个接着一个，又背着行李，不久，大家就走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宾光村老家。
我们在家乡宾光村住了一个星期，该返县城了。县里看到我们有小孩，要派车接。黄南雄书记“礼贤下士”亲自驱车来宾光村接我们。吃过午饭，不料下起了大雨，原来的土路变成了泥泞小道。开车的师傅格外小心，一步一步往前挪。但还是出了问题。这里有一段路原来是水田填起来的沼泽地（定南话叫“嘭佛田”），下雨时，路面变软，汽车经过就陷进去，轮子打滑出不来。我们只好全体出动，下车推，但因为陷得太深，车轮打滚，还是推不出来。后来，当地村民见县委书记亲自下来推车，大家帮忙找了一些木头和稻草垫上，才算把车子开上了路。这次“书记车子陷泥潭”的事，给我印象特深，至今我还记得黄南雄书记推车时身上沾满泥浆的情景。后来同黄书记见面谈起这事，大家都哈哈大笑。黄书记说：“今非昔比了。”这是难忘的记忆。又使我想起“行路难”。
第三次：京城千里半日还
时光过得真快，又是多年没有回故乡了。住在北京经常都听到有关“地球村”的议论。孩子们有时出国，头天还在西半球，第二天就回到东半球我们的家。真感到“地球小了”。家乡交通情况如何呢？多年没回家乡了。今年，老缪要我和他一起回家乡过春节。一提起春节回家，我总有点“心有余悸”。春运的人流，买票的艰难，车上的拥挤，我都深有体会。老缪说：“家乡大不相同了。从北京到赣州除了有京九铁路一天到达，还天天有飞机，赣州到定南有高速公路，从北京到定南，四个小时就搞定。”果然如此。今年春节，我们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赣州，用了两个小时，从赣州到定南也用了两个小时。我听老缪讲，他五十年代到赣州去考大学（那时要全专区集中考试）时，坐了整整一天的汽车。那时汽车不烧油，而是烧木炭。定南到赣州公路没有隧道，要爬十几座大山。汽车呜呜呜喘着大气，不时要停下来加水，加炭。早上出发，到赣州已是傍晚了。后来公路好了，也要跑六七个小时。最近几年修了赣定高速公路以后，交通有了根本性改善。我们亲自体验了赣定高速公路给我们带来的便捷。
最令我感动的是：定南乡村公路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我们这次到定南采风，除了定南城的交通便捷，令人欣喜，乡村的道路也变成坦途。以前回宾光村，就担心下雨。一下雨，道路泥泞，人没法走，车也走不了。现在有了水泥公路，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去了。过岭北，也不用爬神仙岭了，而是穿过胜仙洞，一下就到了车步的方屋排；到鹅公、镇田，不再经过月光渡口和穆湖村，而是从天花、龙塘直插鹅公、镇田、柱石；到老城、莲塘也很快捷。沿途都是水泥路。现在定南村村都通水泥路。甚至过去几乎与外界隔绝、被称为“世外桃源”的白驹村，也通了水泥路，车子开到村里不沾泥。不用说比解放前，就是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相比，定南的道路变化也有了“天壤之别”。
道路通，百业兴。我们这次参加定南采风活动，不仅亲自体验了定南交通的变化，也看到了由于交通发展给定南经济带来的变化。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给定南经济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定南提供的材料显示：截至2007年底，定南县的GDP达到96亿元，增长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亿元，增长20%；出口创汇增长95%，达到488万美元，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达到1234美元。财政收入完成62亿元，首次突破2亿元大关，增长62%，增幅列全市18个县（市、区）第一名。开放型经济对GDP的贡献不断提高，开放型发展格局进一步巩固，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这里面有着交通部门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