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31日，张爱萍将军在北京主持一个会议，邓稼先从基地赶回来参加此会。张将军看见他时，关切地问：你怎么瘦了？气色也不好，身上有哪里不舒服吗？邓回答：开完会以后去看看病，好像是痔疮，疼痛得很，到医院要一点润肠药就回来。张将军听后，走出会议室，亲自给301医院的院长打电话，要求安排医生接诊，并派自己的汽车送邓稼先去医院。有经验的医生检查后，认为是恶性肿瘤，不让走了，立即住院。
九院职工在近几年来有过几次体检，但他一次也没有检查过。因为大伙儿体检时，他不是到罗布泊去了，就是到其他基地去了。有时一个月从一端到另一端穿行国土两趟，忙得喘不过气来，哪儿还顾得上体检。他过去曾经担心过的一些病状在这次检查时并没有恶化，而他不在意的部位问题倒来了。“别走了，立即住院。”医生态度和蔼地说，但语气很坚定。他告诉医生，他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不能住院。医生微笑着对他说：“这里不是会议室，这是医院。”丝毫商量的余地也没有。他立即明白了疾病的严重性。他住院了。其实，他早知道这一天会到来，但来得这么快、这样静悄悄的，他却没有想到。这一天是1985年7月31日。六天后，8月6日的活体取材检查手术做完了，张爱萍将军焦急地问医生：“活体检查怎么样？癌是不是扩散了？”回答是冷冰冰的：“这个，按常规要在一周之后才能知道结果。”
张将军急了，他说我就坐在这里等着，你们尽快拿出化验结果来。张将军硬是坐在那里等着不走。半小时后，冰冻切片的结果来了，确诊邓稼先患的是直肠癌。四天后，即1985年8月10日，邓稼先做大手术，清扫癌瘤所侵犯的地方。早晨，张爱萍将军来到了301医院，九院和核工业部的领导也都来了。眼里噙着泪水的许鹿希，她自己就是医科大学的教授，她当然清楚癌症的严重性，一个受到辐射严重伤害的老年人的身体对癌症的抵抗能力她更清楚。她只能默默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盼望着连她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佳音。墙上的时钟一下一下地摆动，所有守候着的人都感到时间过得太慢了。人们心里都猜度着各种可能。他们盼望着手术室的门打开，盼望着好消息，可是心里有时也情不自禁地往坏处想，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来加强对万一出现的不好消息的承受力。然而，医学是科学，科学必须面对现实，而现实常是无情的。手术后的病理诊断是：“肿瘤的病理性质是恶性程度较大的低分化、浸润性腺癌，直肠旁淋巴结7个，全部有癌转移……癌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
多年后，医科大学80多岁的老校长对许鹿希说了心里话，他说：“我们刚一听说邓稼先同志患了癌症，就知道糟了。核辐射和癌细胞两下夹攻，不好办呀。”
1985年7月到1986年7月是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年。一个自觉到生命期限的人内心是十分复杂的。在这一段日子里，邓稼先显示出贯穿他一生的精神境界。邓稼先在1985年7月底住进了位于北京西郊的解放军总医院，组织上为他安排了一间高级病房。理智告诉他应该做最坏的准备，自己是一个受过辐射严重伤害、现在体内尚残留放射性物质、抵抗力低下的病人。但情感驱使他盼望着康复。过去很多危险和难关都闯过来了。现代医学已经相当发达，什么领域都可能有奇迹出现，他期望着自己能有好运，因为他现在尤其感到要做的事情太多。
手术过程是顺利的，但是能否得救的关键在于癌瘤细胞扩散程度，手术有没有切净癌细胞和身体的抵抗力经不经得起术后的放疗化疗。手术后，医生给他在下腹部的左侧做了一个人造肛门。喜爱自在过日子的邓稼先对这个东西讨厌极了，但他毫无办法，这是他为了事业在生命最后阶段所付出的代价。付出代价他早已习惯了，27年就是这样过来的。不过，人造肛门终归是太不方便。
手术后不久的邓稼先只能在病床上静卧。静卧只能使他脑子转得更快一些。他首先想到的是抓紧这段住院的空闲时间做什么事。几十年来，所有的空闲都是他忙中偷来的。现在这样大段的空闲时间的突然来到了，怎么安排？他想写书。在此之前，他已经动笔，写的是群论，他对作为原子核理论工具的群论特别感兴趣，如果不是被成堆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一作为原子核理论工具的着作会早已完成。即使这么忙，他还是挤时间写了好几万字，虽然还不到两章，总算是开了个头。是不是利用住院的时间把这本书写出来呢？但他转念一想，现在工作那么多，有好几个挂在心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不行，稍好一点的时候就要把几位老伙计找到医院来，先解决这放心不下的事。有时候身体不舒服，他的思绪又爬上了另外一条路。唉，现实一点吧，恢复一下体力，磨刀不误砍柴工，出院后听听音乐、下下围棋，彻底放松一段时间，也许反倒能多做一些事情呢！重病住院之初，是一个使人思绪纷杂的时期。邓稼先此时也这样。邓稼先在病情稍有缓解之后，就经常在医院里工作了。去探病的亲友常遇到他的同事们来，他们又总是像有事要同邓稼先商量。亲友们一起身告辞，病房立即变成了会议室。
1985年秋冬，单位进行党员登记，这时他刚做完大手术才两个月。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特意告诉他，文件不用学习了，填表可以让别的同志代笔。邓稼先不同意。过去，在基地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他还要亲自去参加党的基本知识的考试。党内的各种活动，他从来都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认真参加的，即使在当选为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以后也是如此。他从司机老任同志处借了一套文件，从头认真读了一遍之后，在1985年11月1日亲自填写了党员登记表。他的整党收获，写了一千多字，真实地写出了自己对党和祖国的事业忠贞不渝的感情。九院党委的同志们收到这份登记表后，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要都像老邓这样，哪里还用得着整党？”
一段时间的化疗之后，因为白血胞数目太低，血象太差，必须中断治疗。这时候，医生同意他回家休养两三个月。他知道让他回家的原因，估计自己的生命期限大概只有几个月了。这时，他的脑子反而更加清醒有条理起来。他要抢时间，把几件必须做的事情尽快做完。
他最关心的就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他请于敏同志来，谈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设想，要和于敏等人一块研究起草一份向中央的建议书。邓稼先感到核武器同别的尖端科学一样，世界各大国都在全力以赴地向前迅跑。我们必须眼睛盯着，心里想着，手上干着，不然就要挨打。这是邓稼先心魂所系的地方。这比他自己写书、比别的任何事都重要。他抓住回家养病的机会，集中全力来干这件事。
同时，他也关心着九院的工作。1986年快过春节的时候，他约一位来北京开会的同志到家里谈工作。这位同志下了公共汽车，发现邓稼先也从另一个车门下来了。他刚从城里的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回来。晚期癌症患者，身上挂着一个引流瓶，二机部九院院长，62岁的老人，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的开拓者，从哪一方面说，他都可以要一辆车出去。可他居然从公共汽车上挤下来了。对于这一点，有很多人并不很理解他。他是为了带头树立廉洁风气吗？抑或是自我约束过了头？这些猜测也有对的地方，但不完全对！他要一辆汽车出门是极容易的。但他多次挂着引流瓶去挤公共汽车时往往是不假思索的，他喜欢随着习惯走。多年来，他严格要求自己，不特殊，已经养成习惯。所以，当情况完全改变之后，他的这一习惯仍然顽强地起作用。一次在“零时”前夜，他忘了吃饭，炊事员给他做了一碗鲜汤，他还要问一声“大家都有吗？”然后才肯喝。有一回，妻子生病住院，他探视回家遇上大雨。他宁可淋雨挤公共汽车，也不肯要车，他觉得这是私事。即使是公事，回北京工作的一段时间，他也总是要买一张汽车月票。他去挤公共汽车心里总觉得踏实。他有些做法，显得过了头。其实，这是他内心的道德观念的力量使然。正是这一力量，使别人认为他对自己太苛刻了。但是人生有些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地无法改变。
还有一个原因，即他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个性使然。他不愿意引人注意，而愿意永远在大众之中，这样他才自在。他很怕出风头。许多核武器的重大理论性和探索性工作，他不仅在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而且常常是把关和最后拍板的人。他亲自执笔写过很多方案，但他总是不署名或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
他连必须出头露面的时候都躲躲闪闪。一位老司机师傅说：老邓刚当院长的时候，主持大会讲话还脸红呢！这是他的性格，这种性格使他在和群众打成一片时用不着费什么力气，更用不着做作，很自然地就做到了。邓稼先回家养病的一段生活，虽然在他心中难免罩上绝症带来的阴影，但他仍然常常显露天真的童心，对什么热闹都还是很有兴趣。地坛庙会恢复以后他没有去过，他非要去一趟。
晴冬的一天，邓稼先由妻子许鹿希陪着去逛了地坛庙会，如愿以偿。庙会上有各种小吃、各种土产品，令人眼花缭乱；各色人等在此聚集，十分热闹。邓稼先顿时来了精神，暂时忘记了自己虚弱的身体，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也忘记了临来地坛之前心上轻轻拂过的一丝告别生活的苦涩。他乐了，什么都要看一看，什么都想尝一尝。他吃了三个春卷，又吃了三个艾窝窝。他继续转来转去。突然间，他看见前面摊子上摆着宜兴土产小汽锅，他立即想到于敏，因为于敏最喜欢吃汽锅鸡，他马上买了一个，送给这位和他交往几十年的老朋友。
邓稼先不仅热爱他的科学事业，也非常热爱生活。他忙起来出奇地专注于事业，但是也喜欢忙里偷闲，有好电视，有中国女排参加的决赛，他就会看完电视再加班。看到中国队得分，他会像孩子一样高兴得站起来鼓掌。他到北京开会，晚上一有空就溜到剧场去，一手举着钱，一边用标准的京腔问着别人：“有富余票吗？”于敏也爱听京剧，但不好意思去钓票，说这句话他就很难启齿。邓稼先不管这一套，他还一本正经地向别人介绍经验，说他如何能从来人的脚步和眼神中判断出谁是想退票的人。遗憾的是，事业让给他享受生活乐趣的时间太少啦。
不久之后，他再度住院，并于1986年3月29日又做了一次小手术取活体组织检查，因为癌细胞转移明显加快了。邓稼先预感到生命给自己留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不止一次地对许鹿希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翻着堆在床头桌上的两尺多高的书籍和资料，想到了什么问题马上就给九院领导打电话，谈工作，定方案。
他和同志们反复商讨，并由邓稼先和于敏二人在1986年4月2日联合署名写成了一份给中央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这是为中国领导人做最后决策提供的重要参考材料。写建议书时他开始做化疗，向血管内点滴药水，一次治疗要好几个小时，他只能躺着或靠坐着，边做治疗边看材料。坐在身旁的许鹿希不断轻轻地给他擦拭满头的虚汗。他在1986年3月14日给同事的一张条子上写道：“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人挺不舒服的。”这张条子的原件，现在保存在胡思得同志处。由于邓稼先在条子上写了一些关于建议书的修改意见，至今仍属机密。
病房实际上成了他的办公室，在两次治疗中的空隙，他常常是坐在橡皮圈上伏案修改。靠着毅力忍受病痛的折磨，他终于改完建议书的稿子。这是一个临近人生终点的科学家对祖国的最后牵挂。
多年后的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份建议书的重要性，不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因为在还有人挥舞着核大棒进行恐吓的地1986年3月，在医院，邓稼先用手比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大小。（注：这颗原子弹本身约有足球大，用核材料铀235制造，采取内爆方式。加上其他部件，包在一个大铁桶内，安放在120米高的铁塔顶上。1964年10月16日15时爆炸成功。其威力相当于2万吨TN T炸药。资料引自：J.W.Lewis and Xue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 ，S t a n f o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California，USA.1988）球上，它能使祖国的亿万人民平安地过上长久的搞经济建设的幸福日子。
1986年5月16日，邓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清扫癌瘤侵犯的部位，以减少疼痛和延缓病程发展速度。但是，医生在手术台上见到癌组织已侵及手术刀达不到的要害之处了。手术以后，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一天上午，阳光从外面树隙穿进房来，明亮爽朗。常来医院陪他的三姐的孩子小捷给他带来了美国乡村音乐《我的肯德1986年3月，在医院，邓稼先用手比画中国第一颗氢弹的大小。（注：这颗氢弹本身如脸盆大，热核装置用重氢、铀235、铀238和锂-6材料制造。采取裂变-聚变-裂变方式，加上其他部件自重1吨。1967年6月17日8时许，飞机空投后，挂在降落伞下飘至爆心，在空中爆炸成功。其威力相当于300万吨TNT炸药。资料引自：J.W.Lewis and Xue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USA.1988）基》的磁带，这是最近邓稼先突然心血来潮时要小捷给他找来的。这天邓稼先的情绪特别好，他要小捷放给他听，听着听着，他渐渐入神了。邓稼先的心是不容易灰冷下来的，他总是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听完了音乐，不知怎么就和小捷天南海北地聊起天来，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重病在身。他说：“小捷，这次我出院后不能再做原来的工作了，但是我有好多事情要干，这些工作都很有意义的。我想搞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它能直接造福于人类呀。你知道吗，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工作既有意义，又有意思。”小捷起身，拿毛巾给舅舅擦了擦汗，邓稼先继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