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34岁这一年，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这给他的事业、家庭生活，以至个人寿命的长度带来巨大的影响。引起这个转折的决定因素，是国家形势的需要。换句话说，国家的命运直接决定了邓稼先的命运。在此事发生之前，邓稼先一丝一毫也没有料到它。这时是1958年8月，新中国诞生快9年了。
据美国斯坦福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斯坦福大学中国政治问题教授约翰·刘易斯和薛理泰在《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中披露：“中国军队入朝作战时，北朝鲜军队已全面崩溃，联合国部队正逼近中朝边界。战争结束后中国获得了代价昂贵的教训。”“战争把毛泽东的中国引向先进的武器和技术时代，以及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核威慑时代。”他们接着强调指明：“为了在这个现代化的世界里生存下来，中国应该拥有也必须拥有现代化的武器。”他们所说的现代化的武器首先指的自然是核武器，此处一语击中要害。
刘易斯等在书中还为其上述判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们说：“艾森豪威尔曾说过，为了能在1953年7月26日结束朝鲜战争确实需要采取核打击威胁。”书中还说：“早在春季以前美国就已经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冲绳岛。”接着又说：“我们认为，中国人当时觉得他们孤独地处在一种收紧的钳形包围之中。据报道，这些军官主张联合国军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核大炮封锁中国大陆和攻击敌方的满洲基地完成新的进攻任务。”
38年之后，在朝鲜战争时敌方准备向中国使用原子弹的事，已由约翰·刘易斯和薛理泰两位美国人写书公之于世。中国必须有自己的现代化武器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中国孤独地处在钳形包围之中，从某一角度看，刘易斯的这种看法没有错。这就是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核威慑方面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新中国刚刚在旧中国的破烂摊子上建立起来，不用说核武器，我们当时连制造常规武器的国防工业水平也是十分落后的。聂荣臻元帅在一篇文章里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建国以后，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世界上一些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了抗美援朝的感受，技术装备落后，使我们吃了许多苦头。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落后。落后就要受欺负，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1954年，聂荣臻元帅去了国民党时代中国军工基地的昆明和重庆，只看到重庆有一些破窑洞，谈不上什么军工厂，昆明虽然有光学仪器工厂，也只能做一些低倍望远镜，连瞄准镜都不能自己生产。
1951年10月，约里奥-居里请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回国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约里奥-居里夫人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放射性镭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让他带回中国。中央审时度势，毅然做出了发展核事业的战略决策。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并于1958年成立了专门组织领导核工业建设的第二机械工业部。
核工业创建之初，我国积极争取苏联的援助。1956年8月，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1957年10月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在纸面上写着，为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这样中国方面就需要派出科技人员来从事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选谁来负责此项工作，选谁来和苏联专家打交道，以便把他们的技术和经验学过来，拿到手呢？不言而喻，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中科院和二机部的主要负责人的脑筋紧张地转动着，开始对可能担当重任的科学家扫描。选择与苏联专家打交道的高级科研人员的工作很难做。因为对这样的人的要求是苛刻的，甚至是矛盾的。他必须专业对口并有相当高的专业和科研能力，但名气又不能太大，以便于和苏联专家相处；要求是到外国留过学的，会与洋人交往，最好还懂俄文，这样有利于从苏联专家那里学到东西；要求政治条件好，觉悟高、品德好、组织观念强，但又要处事灵活一点，以便胜任这一高难度而又不允许出大差错的工作。领导人不停旋转的头脑，像一双高空雄鹰的锐眼，在许许多多他们所熟悉的科学家身上扫来扫去，他们反复比较、掂量、推敲着视线中的每一个人物，分析他们的长处和短处。
候选人终于由钱三强推荐，得到二机部、中科院主要领导人的同意而确定下来。这个人就是原子能研究所的邓稼先。当这一点确定下来之后，意味着邓稼先的人生道路将发生巨大的转折。开始邓稼先对这一决定当然一无所知，他每天按照习惯早出晚归，回到家里总要和孩子们一起过一段孩子式的生活，这是他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1958年8月，北京进入盛夏，有一天钱三强教授把邓稼先找去了。
钱三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之子。“二战”期间，他曾在法国和伊伦-居里共同从事理论物理研究。他的研究方向是γ射线和α射线及铀裂变，1943年获博士学位。现在他担任着二机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邓稼先曾于1954年起做数理化学部的副学术秘书，而学术秘书就是钱三强先生。邓稼先对钱教授很尊敬，彼此之间也十分熟悉。对于决定这么一件大事，有关核心内容的谈话虽然很简单，但钱教授的心里十分在意，谈话时相当谨慎和费神。在邓稼先来到办公室之前，钱教授心里就盘算着怎样将这个利弊双关的消息告诉他。对搞原子弹研制工作给个人所带来的损失，他相信邓稼先是能够承受的，但对于这副重担他有些担心邓稼先不敢接。因此，他想给邓稼先的思想上留下一段缓冲的余地。于是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了一句半是哑谜而略微有些幽默感的话。钱所长故意不直接点破地问道：“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说完了，钱三强的目光很快地掠过邓稼先的面颊。“大炮仗？”邓稼先马上明白这是原子弹，心里咯噔一下。一时他还来不及细想，接着便自言自语地说：“我能行吗？”钱三强副部长慢慢地把工作的意义和工作任务告诉他，一向机灵的邓稼先很快就懂了。不过，担任这个工作给自己的后半生会带来什么变化，他一时是想不清楚的。但是他合乎领导的估计，服从了组织的调动。
这天，他回家比平时晚一些，因为夏日的白天很长，回家时天还很亮。邓稼先骑着自行车，一路上脑子里乱纷纷的。当时他的家住在位于西郊的北京医学院宿舍。这是一座四层的灰色楼房，他们住在三层的一套两居室单元房里。房子四周是旷野，非常安静。邓稼先轻轻地推开房门，4岁的女儿正哄逗着两岁的弟弟平平在玩耍。孩子们欢笑着向他扑来，他亲了亲孩子们的小胖脸蛋儿，一切情景和平日一样。妻子许鹿希见他回来，随口说了一句：“今天怎么晚了？”他只点点头，没有回答。他想休息一下，便独自靠坐在椅子上。这天吃晚饭的时候他没喝酒。
入夜，邓稼先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妻子从他下班回来就察觉到他与往日有点不同，以为他心里有点什么不大高兴的事情，她想大概一会儿就过去了。但到这个时候，她终于憋不住了，便尽量显得不甚在意地问他：“稼先，是不是有些什么事儿？”邓稼先并没有明白地答复，他不知从哪里说起。许鹿希的直觉相当细腻而准确。她看得出，稼先不是忧愁和压抑，而是有点心不在焉，又似乎是心事重重好像有话想说，又有点难以启口，说话不很痛快。这个时候，邓稼先正在想着从哪里说起，许鹿希在揣度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个人都静静地躺着，月亮从窗外铺进屋里来了。一个很安静的夜晚，时光在缓缓地流逝。未经许鹿希再问，邓稼先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他说：“我要调动工作了。”“调到哪里呢？”“这不知道。”“干什么工作？”“不知道，也不能说。”“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大概这些也都不行吧？”“真奇怪。”许鹿希茫然了。心里想，难道是调到敌人窝子里去了，怎么什么都不能说？
接着是一阵难耐的沉默。许鹿希似乎听到了邓稼先克制自己情绪的略微有些急促的呼吸声。邓稼先终于开了口：“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隔了一会儿，他突然用完全不同的语气坚定而自信地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听了邓稼先这句话，许鹿希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窖，虽然她什么也没有猜出来。当时许鹿希才30岁，30岁的女人要带两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要照顾有肺病的爷爷和有肺病的奶奶，同时还要追求自己在事业上的前程，其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她知道，不做出个人的牺牲就不能支持邓稼先去完成他的事业。她懂得，邓稼先要去做的一定是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他一经选定了目标，就会义无反顾地走到底的。因此她认为不能分他的心，更不能用家里的琐事去打扰他。她宁愿自己默默地承担一切。她对他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邓稼先明白，搞原子弹研制工作，就必须从此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和某些朋友随便交往。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种秘密工作的禁忌实在太多了。它不仅伤及到一个人的名利，而且也会伤及一个人的性情。对于这一切，邓稼先不会不明白，不过他的确不是那种追逐名利的人。但对于不能和朋友自由交往，他却看得比较重。他毕竟是一个十分重感情而又天真淳朴的人。如果把他的活动范围限到一个小圈子里，阻塞了他的某些情感交流之路，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在情感上会有一点被束缚的感觉。他这样解剖着自己的性格和所面临的新环境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
当他想到这些易于使自己情绪低沉的地方，立即就有一股巨大的支撑力量冒了出来，这就是现在他终于在报效祖国的途径上走向了一条宽广的大道。新中国需要原子弹以壮国威，这一点他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他能参加到这个国家最需要的工作行列，自己就有了最广阔的用武之地，真的为它死了也是值得的。他刚才对妻子说出来的那一句话，是震撼在他心灵最深处的声音。
还有，他不慕虚荣，却有很强的荣誉感。1956年他刚入党的时候，报社记者为了报道青年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消息，要给他照一张相，他无论如何不干，不爱在人前吹嘘自己，因为，他觉得那样很难看。但是他对于祖国和人民的信任感到极其光荣。不仅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几乎大部分人都把政治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入团、入党、当劳模光荣，被党挑选从事秘密的工作就更加光荣，党的信任对于人们在精神上的鼓舞力量是强于一切的，何况现在是选中他去造原子弹。
但是，这副担子毕竟太沉重了。他有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的经历，在原理方面不算外行，但原理和武器之间，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怕砸了锅，无法向党向人民交代。事隔几十年之后，这样的心理大概已经为生活在90年代的一些年轻人所不能理解。但是在当时，这是一种极普通的想法，许多人都会这样想，邓稼先也确确实实就是这样想的。
他自然要想到眼下躺在自己身边的“希希”，平常他这样叫她，今后一家的重担会落到她一个人的肩上。孩子们太小了，她的身体并不算好，而且她本身也是事业心很强的医学科学工作者，她对专业的兴趣和钻研精神也和自己一样的，有的时候几乎迷狂。怎么办？他没有说话，但能感到希希也睡不着。这是一个不眠之夜。许许多多的人都经历过不眠之夜，有些人经历的几乎完全是痛苦的折磨，有些人经历的是兴奋的折磨，这时折磨邓稼先的既是痛苦又是兴奋，而折磨许鹿希的，只是痛苦和担心。
邓稼先终于以高涨的热情和十倍的信心到二机部报到了。他愉快地迎接对他来说有极大吸引力的新工作，这是他的品格和终生的追求所决定的。立志报效国家，就是邓稼先的一切。
若干年后，在1990年，杨振宁盛赞中国选择邓稼先去研制原子弹是一个英明的决策。他说：“所以我也很佩服钱三强先生推荐的是邓稼先这个人去做原子弹的工作。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人很多呀，他为什么推荐邓稼先呢？我想，他当初有这个眼光，指派了邓稼先做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当然是非常正确的，可以说做了一件大的贡献。因为他必须对邓稼先的个性、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有深切的了解，才会推荐他。而这个推荐是非常对的，与后来整个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工作的成功有很密切的关系。邓稼先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不过，我想他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他的诚恳的态度，跟他的不懈的精神，以及他对中国的赤诚的要贡献他的一切的这个观念。我想，他受命于中国的政府要造原子弹、氢弹这件事情，根据我对邓稼先的认识，这个特点我想是很少人能够做到的，就是他能够使他手底下的人，百分之百地相信，邓稼先是为着公而不是为着他自己。”
此外，杨先生还曾说过：“他是能够为普罗阶级——即无产阶级——所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