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杨氏死了。这个六十岁上下的妇人就死在我一侧，隔了四个人，离我八尺八远。是清晨被苏润葭发现的：大家都起来了，她怎么还赖在床上、躺在被子里，一动不动。苏润葭连叫几声，也没动静。
她脸色顿暗，对易风竹说：“你去摸摸。”
“不去，你是组长，该你去看。”
“叫你去，你就去。”口气严厉得像个干事。
“不去。”
“你去不去？！”苏润葭说着，到监舍门的背后拿木棍。这是犯人打犯人的工具，每个监舍的门背后都有。
易风竹鞋也不脱，跳上床铺，叉开两只脚踩着汪杨氏的枕头，裤裆正对着人家的脸。实在是对亡灵的大不敬，我看着就憋气。易风竹弯下腰，一手掀开被子，另一只手伸向她的口鼻。半分钟不到，便高叫：“日你妈哟，死了。”接着冲到院子里，狂奔乱跑，不停地大喊：“死人了，死人了！”真像个疯子。这下子，任苏润葭怎么招呼，也招呼不住了。
犯人全都惊呆，也都默不作声。我走到苏润葭身边，问：“你为什么要易风竹去摸死人？”
她不看我，眯缝着眼睛，像是自语：“我才不去。犯人最忌讳的，就是死在牢里。”
大家自动聚集到院子里，等着“发布下文”。老些的犯人面色如灰，个别的在偷偷抹泪。我想，她们一定是想到了自己。死讯如狂风乍起，恶狠狠迎面直扑过来，盖过她们的头顶，吹向她们的未来。
哨声响起，全队紧急集合。当班的唐干事，叫道：
“吴艳兰，你给我站出来。汪杨氏的病情，你事先晓得不？”
吴艳兰是中队的卫生员，水平比赤脚医生还低三等，只懂得一些常用药。这算啥本事？药的效用都在药盒上写着呢。吴艳兰可以不劳动，可以向劳改干部报告：谁病了，谁可以休息一天，她还可以建议把病人抬到山下的劳改农场医院治疗。所以，犯人都拍她的马屁。她也是“一贯道”反革命犯罪，明年满刑。我很奇怪，为什么中队长非让我学杀猪，偏不叫我接她的班？我的母亲还是个不错的医生呢。
吴艳兰从卫生室出来，神情有些紧张，好在她说话一向慢条斯理，颇能遮掩内心的惶恐：“报告唐干事，汪杨氏血压高，是个老病号了。你也是知道的。平时给她的降压药，我从来没断过。只要她说‘心头不好过’，我就给她开病假条。昨天她也是说‘心头不好过’，我就让她卧床休息。哪晓得一下子就睡过去了呢？”
在我印象中，汪杨氏很少休息，一边喊“不好过”，一边还在劳动。我想请教苏组长：到底一个犯人要病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休息？转而又想，作为狱头儿的她，十有八九是不会回答我。因为我晓得，她与吴艳兰私下里很要好。
唐干事听了，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人死了，如同猪圈里死了一头猪，鸡笼里少了一只鸡。我忽然想起父亲常讲的一句话：“在中国，人命不值钱。”
接下来是安排收尸、埋人等善后事宜。唐干事叫我了：“张雨荷，今天你不用出工了。和骆安秀一起把汪杨氏收拾干净，把旧衣物都烧了，新的一律上缴，家属来时转交他们。吃的东西，也不例外。”
怪了，杀猪叫我，收尸也叫我，倒霉到家了！我张雨荷怎么啦？要命的是，这个姓骆的浑身是癣。
我闷闷不乐，准备走进监舍。唐干事叫住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收尸？”
“不知道。”
“这是政府的信任。”
“报告唐干事，我不懂——收尸的活儿，也属于信任？”
唐干事凑近说：“人死了，要留下一些东西。现金粮票，衣服鞋袜，肥皂牙膏，针线草纸，家属寄来的罐头饼干，还有自己买的鸡蛋糖果。收尸的时候，有些犯人趁机悄悄地私分。我看你从省城来，又是大学生，大概不会偷拿汪杨氏的东西，所以叫你留下来。你要好好做。”
她又把刘月影、杨芬芳、邹今图等几个最棒的劳力留了下来，任务是要在几个小时内，把一根原木动手制成一具棺木。
我好怕，不敢触摸死者。骆安秀不错，挽起衣袖，便动手了。她跳上床铺，对我说：“你害怕，那就给我打下手吧。先去打盆热水来。”
我绝不能奉献自己的脸盆！便到犯人统一放置盆碗、缸盅、勺筷的地方去拿汪杨氏的东西。好一阵才找到她的两个脸盆，盆边用红漆端端写着“汪杨”二字：一大一小，大的在下，小的倒扣其上。把小盆揭开，发现里面有两个搪瓷饭碗：一大一小，大的在下，小的倒扣其上。用手掂量，似觉碗中有物。索性一并端回监舍，让骆安秀看看。
我如进贡的一般，举着脸盆踏进门槛，说：“汪杨氏的脸盆里有碗，碗里有东西。”
“是吃的吧？”骆安秀问。
一看，还就是吃的——三、四片猪肉，肥的，带皮，另有两节葱段。我傻了：“大前天吃的回锅肉，汪杨氏居然留到今天？”
“你就不懂了，这是犯人的一肉两吃。”骆安秀把搪瓷碗挪到自己的跟前。
“什么叫‘两吃’？”
“一吃就是当时吃，吃的是瘦肉。第二吃是留下肥的，用细火煎出油，撒上盐和花椒，装进一个小药瓶。以后慢慢吃。”
“怎么个‘慢慢吃’？”
“就是把筷子伸到瓶口里，蘸一点油出来，马上搅和到饭里。这叫冷猪油拌热米饭。香啊！一小瓶能吃好几次呢。你刚来，不会，用不了两年，自会。”
我看那已成暗色的肉片，说：“扔了吧？”她盯着我，问：“你不吃吗？”我摇摇头。骆安秀随即将肉一把抓起，可怜的肉片还来不及在空中舒展，就直塞口腔了。忽然想起，她那“五爪金龙”刚刚还在汪杨氏身上摸索，我又傻眼了。拿起曾经盛肉的搪瓷碗，我说：“把它扔了吧。”
她一把抢过来，说：“你什么都扔，扔。知道不？好多同改等着我分点东西给她们呢。”
骆安秀是个熟练工。从贴身小坎儿的口袋里，找出极度稀缺且极其珍贵的全国粮票；从枕套深处藏着的小布袋里，掏出折叠整齐的几十元钞票；从被褥底下，搜出新衣服，新布头。一见新布头，我猛地想起在唐干事派活之后，刘月影曾把我拽到屋檐下，说：“汪杨氏留下的布头，不管新旧，给我留一点。”
“你用布头干啥？”
“打袼褙呀。”
“你不是给儿子做好一双鞋了么？”
“一双怎么够？”
“你说说，多少双才叫够？”她伸出三根手指。
我惊叫：“三双鞋？”
刘月影笑道：“三双算个屁，三双是起码。”又压着嗓子，说，“骆安秀贪心得很，还有牛皮癣。你惹上了，这儿是治不了的。”
记起了刘月影的提醒，不等骆安秀开口，我便抢先说：“唐干事讲了，新东西都上缴，由政府移交给领取死亡证明的家属。”
汪杨氏是反革命分子，富农分子。脸平，胸阔，腰粗，臀宽，腿短，从后背看她走路，会误以为是一块敦实的门板在移动。犯罪情节不大清楚。从前生活的地方很可能靠近彝族地区，有用长布缠头的习惯。冷天自不必说，三伏天也如此。她不洗头，也无法洗，唯一的清洁方式就是用篦子篦头发。我见过她坐在小板凳上，一圈一圈揭开缠布后垂落至地面的长发，气味归气味，但色如漆、密如织，太可观了。一篦就是半个小时，算得上“狱中一景”。汪杨氏也知道自己头发的味道欠佳，所以总是在室外通风的地方操作。缠头布是一条家织黑色土布，她从未更换过。在遗物里，我俩竟发现了一条家织白色土布。我想，这崭新的缠头布肯定是她舍不得用，大半想等到刑满那一天才换上。
她没等到满刑，等来了死亡。成天叫唤“心头不好过”的汪杨氏，相信政府的仁爱、相信犯医递过来的药片。即使心头再难受，只是念叨，也只知道念叨，从不要求下山到劳改医院做个诊治。我也懂得，汪杨氏的确死于疾病；我也不懂得，有病就一定是这么结局。
我把长条白色土布抖落开，对骆安秀说：“我俩给汪杨氏的头发梳理一下，再缠上这块新布吧。”
她不回答，眉毛一扬，说：“不是要洗脸擦身嘛，你先去伙房打热水，再把她的洗脸毛巾和擦脚布找来。我要先抽支烟。”
等把热水和毛巾弄好，迈进房间的时候，我发现，姓骆的女人两腿大叉开、一屁股坐在汪杨氏的胸口上，正用那旧得不能再旧、脏得不能再脏的黑缠头巾在包裹她的整个脑袋，嘴里含着烟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