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很多年之后，叔本华才徐徐地、有条有理地、招招致命地写出了这篇《论女人》，汩汩流出这篇他从童年就开始打腹稿的对母亲的抱怨书。其实，所有的抱怨，翻来倒去都只是一个道理——女人一旦做了母亲，就要解除上天赋予的种种装备和武器，放弃性别优势。大自然里也有例子：母蚁在受孕之后就失去了双翅，因为孕育期双翅毫无用处，弄不好还会危害其生育。张爱玲的母亲也是一个不愿意解除女性柔能克刚的装备的美妇。她在张爱玲小时候就离婚去了法国，写诗，画画，关注时装，学习一切花里胡哨的艺术。张爱玲十六岁的时候，她带着纤灵斑斓的美好气息回国，重新审视她暌违多年的女儿，并对张爱玲的笨拙无灵性深表遗憾。
这种距离感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可悲的母女关系。然而，女人对女人，天生有一种同病相怜的低柔的默契，所以张爱玲并没有把这一笔狠狠地记在账上，日后伺机报复——她甚至没有把它当做童年阴影。
虽然没有阴影，但却有一道淡淡的肉色伤疤，多年以后，仍能认出它还在那儿。
张爱玲对人性的注视，早早地就没有那一层虚假的、温情的纱质遮蔽。这事幸与不幸谁也说不准，然而，清醒因为失望，这一点确凿。
“母性”是一个人最早接触到的人性，是孩子对人性选择“信”与“不信”的理论来源。“母性”没有给一个孩子温柔的慰藉，那么，对人性，也就谈不上什么坚固的信任了。
而“母性”一旦产生，就毁灭和掩盖了其他的人性选项。
“放下屠刀，立地成妈！”
冥冥之中传来的声音好似低沉的雷声，然而这不是什么神圣佛偈，这是孩子对母亲下的最后通牒。
这个通牒并不无理取闹，人类历史上最强悍的事业女性是这样评论她的子女的：
“在他们长出点人样之前，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好感，丑陋的婴儿是非常恶心的东西……只要他们的身体还是那么大，胳膊腿儿还是那么短，动起来还像青蛙一样……就算最好看的那个脱下衣服来也是可怕的。”
说这话的人叫维多利亚，她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君王，她当了六十四年女王，爱丈夫，爱祖国，爱政治，爱谦卑地臣服于她脚下的臣民，她爱天底下一切伟大的大，卑小的小，然而，她打从心眼里真诚地憎恶她的九个孩子。
叔本华应该庆幸，至少他没有摊上这样的妈。
总有一种爱湿漉漉，黏答答
摊上什么样的妈算幸运呢？相反的怎么样？荣格所说的“地母”既然不是高贵女神式的，那是不是更类似于非洲的女性雕像，眼神空空的，脸上有着哺乳动物饱食后特有的安逸与茫然。她们总是盘腿团坐着，沉甸甸的乳房搁在肚子上，沉甸甸的肚子搁在大腿上，她们的一生春夏秋冬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处于孕育状态。
我在上文中提到的母亲——包括各式女神在内，她们虽然生过孩子，但是却没有做过一天母亲。而我将要提到的这种母亲，她们不怎么算是人，而是一个行走着的包罗万象的子宫，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爱与营养。
古罗马的时候，曾经有一场争辩。辩论的话题很老生常谈：父母之爱是不是出于本能。其中伊壁鸠鲁派信徒确信父母疼爱子女是出于利益考虑，想在年迈时得到子女的照顾，或是因为子女的出生能为他们在社会福利和税收上带来好处。
这种理论的支撑显而易见：母亲和孩子之间爱的收支不平衡。没有人会为没有回报的付出买单。
这种会计式的算法合理又客观，但是却忽略了一个决定性的微小因素：对一个人，巨大的安宁与幸福，往往来自于对“献身”行为的享受和自我欣赏，而不是来源于索取。
分娩和哺育，是最最缠绵的一种身体关系了。我曾经看过有人用呓语式的抒情口吻去赞美哺乳的行为，把来自孩子的吮吸和情人的抚慰相对照，两者都美妙非凡，然而情人的抚慰只能暂时弥补安全感缺失的空虚，孩子呢，哦，孩子的嘴是无限依依与无限忠诚的。
古代人迷信爱与生命是通过乳汁输送的。在汩汩输送的过程中，茫然无知无觉的是孩子，陶醉享受的是母亲。
这样的关系往往出现在寡居的母子之间。伊朗有个作家叫做雷瓦那，他是母亲养大的孩子。他回忆中相依为命的母爱却没有那么美好：
“我肯定自己不喜欢她，但她疯狂地爱我。她的爱充满犹太女人的贪婪。每次她生硬地将我从寄宿学校接回来时，都发疯地扑向我。她的吻是那样残酷、猛烈，让我觉得是在挨打。我是她生存的唯一理由，继续生活的希望……她的吻几乎让我死去。
我清楚，母亲对我来讲不是温馨的梦，不是乳汁，也不是皮肤，而是毒汁、鲜血，是体内循环的骇人的东西，总之，是死亡。”
我见过这种母爱，我认识这种母爱，我经常在我的一个小学同学身上看到这种母爱。
母爱湿漉漉黏糊糊的，像一大块永远也洗不干净的污渍一样，在他身上随处可见——在他过于粉白的团圆脸和过于红艳的嘴唇上，在他用摩丝抹得整整齐齐的刘海上，在他钉在书包上随风飘舞的小手绢上。
每天早上，当他走进教室，所有人都一眼就看到他身上显眼得让人尴尬的母爱。
这个男孩子发育得早而烂熟，小学的时候体检，他的胸围远远地超过了班上所有的女孩子。他高大雪白，长得异常丰腴美艳，很喜庆，然而母爱给他带来的羞辱，让他常年处于恼羞成怒的状态，脸常年是愤怒的潮红，有事没事就要拖过一个弱小的同学死捶不已。
他虽然是班里最欺良霸善的恶霸，但是却没有人害怕他。每天上午两节课后，他妈妈都会固定地手拿红薯和牛奶，深情地出现在窗边，注视着她的儿子，满眼的欲言又止。他在注视下抓耳挠腮，坐立难安，刚刚建立起来的一代恶名顿时毁于一旦，当他的妈妈在教室窗外对儿子进行喂食以及清理食物残渣的活动时，班里总有许多同学趴在窗台上起哄：“娇气包！”“羞羞，不害臊。”这样的情况持续几年之后，同学们的起哄也渐渐改变了，大多是暧昧的暗示与冷冷的谴责：“哟！老婆喂老公！”“哼哼，不要脸。”
小孩子的敏感与残忍真让人害怕。那位同学在小学毕业之后我就再没见过了，也许是因为发育来得早去得也早的关系——他给我最后的印象是猥小瑟缩的，总是低着头向上射出惊疑不定的目光。回忆到这儿，我才忽然开始惴惴不安：我们这班同学会不会给他留下什么阴影？
后来，我自我开脱地想：要是有阴影，阴影也只会来自于他的母亲。
就像法国作家罗曼·加里，他从小和寡居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他写过一本自传叫做《童年的许诺》，回忆他与母亲的生活固然是眷依不已，但怀恋中其实也不无抱怨。
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刻：
一个人侮辱了我的母亲，十岁的我打了他。这是我漫长而光辉的打耳光生涯的开始。母亲开始赞叹我的行动，从那天开始，不管有理没理，每当她觉得受到侮辱时，她便来向我申诉，对遇到的侮辱提出一成不变的、却并非总是准确的看法，然后说：“他以为没有人可以保护我，那可大错特错了！你去，给他两记耳光。”
侮辱多半是臆造的，但我仍履行我的职责。我于是鼓起勇气，忍受羞耻，去寻找被指名的某个倒霉的钻石商、肉店老板、烟铺掌柜或古董商。对方看到一个全身战栗的小伙子走进店堂，双手握拳，逼到他的跟前，用气得发抖的——一种从孝顺心理迸发出来的恶作剧的愤怒的声音说：“先生，你侮辱了我的母亲，现在该瞧我的了。”刹那间，这个倒霉家伙立刻挨上了耳光。
他的境遇和我同学完全不同：一个是被母亲严实地保护着，一个是被母亲索取严实的保护。然而，奇怪的是，两者带来的感觉是完全相同的。
用罗曼·加里的话来说——“谁也无法想象，我对这种行径感到多么厌恶，它给我带来说不出的屈辱与痛苦。”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母亲这种生物，太热衷、太善于营造出“相依为命”的生存气氛了，这几乎是每个母亲都具备的无与伦比的天才。她们能即刻创造出一个只容下两人的、潮湿的环形空间，自产自销的源源不断的爱，是养活和维持这个二人世界的营养来源。
可笑又可怕的地方在于，这个“相依为命”的二人组是反外界的，社会于他们是充满恶意又张牙舞爪的大怪兽，成年男性于他们只有恐惧与厌恶。于是，两人就只有抱得愈紧，愈紧。
这实在值得警惕。让我们把罗曼·加里的话当做警钟：“有了母爱，从童年开始，生活便向你展现一幅美妙的图画，但却永远是一幅画面，你以后不得不终生品尝冷漠。从此以后，每当一个女人把你搂在怀里，把你紧贴在她的胸口时，你不会感到别的，只会感到哀伤，你会像一条被人遗弃的狗，跑到你母亲的墓前大声喊叫。你不会再得到别的，永远不会。可爱的胳膊搂在你的脖子上，甜蜜的嘴唇向你诉说着爱情，但你仅仅是顺水推舟。你早早地来到泉水边，把泉水已经喝干了，当你又感到口渴时，你到处寻找，却枉费心机，再也找不到一口水井，看到的只是海市蜃楼。你从童年就沉浸在爱河里，有了这样的体验，以后每到一个地方，你就会进行有害的对比，就会白白耗费时间去等到你往昔经历的东西。”
罗曼·加里的意思表达得温婉含蓄：母爱来得太早太年轻，会让人对未来的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以为“爱”就是“被爱”，所有的奉献都是理所应当。
我们是彼此的战俘
罗曼·加里有所顾忌，关于母爱的副作用，他只选择公布程度较轻的一部分。
程度较重的又是什么？当所有的乳汁都被灌注完而干涸，当所有的奉献，都奉献到无可奉献，当所有的爱都没有富余可以交换，那就只剩下生命可以索取和交换了。
有些母亲一辈子都理所当然地相信，那个由自己分娩哺育倾尽全爱的小不点，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他们的灵魂自然是她国土的一部分。
这些母亲的子宫并不是一个暂时性的培育器皿，而是一个巨大而牢不可破的收纳箱。里面收纳了什么？自然是孩子的一生。
还是让我们拿可爱的罗曼·加里当例子。他自述说：
我那时才八岁多一点，她就开始为我杜撰将来在情场上的“业绩”，开始设想叹息和眼神，情书和誓言，月光下阳台上悄悄地拉手，白色的军官制服和华尔兹舞，以及那窃窃私语和苦苦哀求。她坐在那里，垂下眼帘，搂着我靠在她身上，嘴上浮现出有点儿内疚但却异样年轻的微笑，向我说着各种赞赏的话语。我懒洋洋地偎依着她，边听她说话，显出漫不经心的神态，但却怀着浓厚的兴趣。
罗曼·加里的母亲要做他生活的导演——主人公要依靠导演说戏，才知道自己未来人生的戏码；母亲还要求掌控孩子生命中的情感，长度浓度烈度，爱情尤甚。
母亲对孩子的生命索取无度，这是众所周知的恶习，便按下不表。
然而，很少有人提到的是，孩子对母亲的生命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觊觎。
不久之前，我曾经假装很学术地向我妈咨询：“是不是所有的母亲都会经历叛逆期？”
“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想叛逃“娘”的身份的念头。”“有的，这种念头一般出现在孩子三岁左右的时候。那时候，孩子基本长成人形，也断了奶，基本上不需要妈常年在床头照顾着。女人对当妈这档子事已经丧失新鲜感，烦都烦死了……那时候我们还不算年老色衰，身材还没有完全走样……”
我妈还没有把话说完，我便露出了真正阴郁的面孔，问道：“那你嘞？你在当妈以后也有不安分的时期？”
我妈妈稍微露出一些思考的神色，我就立刻发出惊疑不定的惨叫声，然后收拾行装，做准备分家离婚状。
我夸张反应下隐藏的怪异心理其实已根植多年了。现在，我脑海里时常还能唤醒一幅画面，一幅埋藏在我童年记忆里面的画面：
那时，我大概三岁还是四岁，我妈早起准备上班，我还没起床，半坐靠在枕头上看着她的背影。我妈穿上一件质地轻薄的草绿色夏季套装，短卷发烫得失败又疏于打理，她只能不停地用手把头发往后捋，脖子上就堆出一层层短暂的波浪来。最后，她俯下腰，提起高跟鞋的鞋跟。高跟鞋发出沉着的“噔”“噔”声响彻屋子。
每到这时候，我的太阳穴就随着鞋音“突突”地疼，心里一阵突如其来的不安与烦躁：“她要出去！她出去是要见谁！”我妈快走出门的时候，我满脸阴郁蓄积到了可怕的程度，朝她做无声地怒吼：“你胆敢走出这个家门！”
只听“咚”的一声关门声，我妈就离开这个家门了。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无缘无故地怀疑我妈和她的一个男同事有私情。我妈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那是她和其他同事老师的合影，她身边站着一个白白的戴眼镜的斯文男人——整张照片只有他们两个最年轻好看，在一群灰头青脸的中年人中鲜明得刺眼。
当我妈去上课时，我一个人留在她的办公室。我拿出一杆圆珠笔，在她男同事的脸上开始用力地画起来。圆珠笔没有水了，我把那个青年男子的脸画出一片白花花的狼藉，五官支离破碎，看起来可怕极了。
我妈上课回来之后，我面无表情又憋不住得意洋洋地把照片向她展示，看到她男同事比无常鬼还要恐怖的脸孔，我妈受惊不小。
我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多疑妒夫，我皱着眉头严密监控着我妈和每个异性的眼神交流，我对我妈的怀疑和控诉全来得毫无根据，我脑海里经常出现“生是我妈人，死是我妈鬼”“一日为妈，终身成妈”的可怕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