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中国，“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都在吸食、置办烟具，为市日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奏请道光皇帝禁烟，君臣同心，便有了“虎门销烟”的一幕。中国自以为可遏制英国人贩卖鸦片的行动，却未曾想这恰恰成了给自己带来巨大灾难的导火索。
1840年4月7日，销烟事件在英国政府内引起轩然大波，议会内吵声一片。主战派认为对付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解释”。正如唐德刚在其所著《晚清七十年》中说的：“鸦片贸易为当年英伦朝野国脉民命、生计攸关不可或缺之国际贸易。女皇与国会，均不惜为之一战。”最后，在利益的驱使下，维多利亚女王在对中国开战的文件上签了字。
1840年6月21日，整个清政府犹自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幻想里，却不知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正如同急风暴雨般向中国袭来。当天，英国军舰封锁了广州珠江口，向中国正式开战。7月5日下午2时30分，英军的19艘军舰向定海发动总攻，仅用9分钟就让中国定海守军战舰全面失利。此后两年，沿海反侵略战斗均惨遭失败。之后，有了1842年7月24日签订的《南京条约》，一份不平等条约。香港的命运走进了历史的转折点。
当时的香港并不繁荣富裕，却是相当好的朝海港口。由于地缘和水运因素，这里控制了整个珠江出海口，可以辐射到以广州为圆心的整个广东海上贸易，相当于中国的“南天门”。得到香港，相当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对于中国近代历史来说，无疑具有拐点的意味。根据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的说法：“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英国用炮舰惊醒了做着“天朝上国”美梦的人们。从此，“中国中心论”的观念开始在西方列强的炮弹淫威下轰然瓦解，中国作为一个单元被动地纳入世界体系中。长期以来因文化优越而自诩的中国人突然面临一种从未有过的生死存亡的严峻挑战。
鲁迅说过，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了无路可走。自此开始，中国不断遭受列强欺凌。但这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如许倬云先生所述：“中国只剩下一个依靠习惯反射神经维持的肢体，却没有主导神经中枢的思维能力。”一部分中国人开始跳出井沿，睁大眼睛打量这个陌生而又广袤的世界。从林则徐编译的《四国志》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均昭示着在中国已开始有人睁开眼睛观察外界，不再以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而是认识到在广袤的世界中还有许多作为竞争对手而存在的“他者”，应当“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早期探索并未从文化的更深层触动大清帝国失败的根源，但是他们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引导了文化思想领域上的观念革新。
从世界史角度出发，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实际上宣告它已从世界强国的体系中出局。中国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带着血泪与屈辱度过了百余年。英国以鸦片荼毒中国人是道德沦丧的表现，凭借炮火打开中国大门是强取豪夺的恶行，但是鸦片战争的失败却给中国这个已经麻木的躯体注入了一针清醒剂。中国人把鸦片战争看做是一种警示，从茫茫炮灰中认清自我，重新观察世界。
此时此刻，英国人以“暴力”方式为东方人展示了世界样貌，它从背后狠狠地给了腐朽的中国一脚。从这一刻开始，部分中国人似乎认清了一个事实：应该思考如何重拾自我，找到自己未来该走的路。
残断山河，烈火中求生
斜阳中，已是断壁残垣的圆明园遗址越发显得沉郁而凄怆，草地石缝间石影斑驳。不远处有长长的荷塘，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荷香，游人经过时低语几句，似小赞一下荷花之美，却没有人大声说话，因为圆明园实在不能与热闹结缘。140多年前，它还被誉为世界上最华丽的皇家花园，在那之后，它成了世界上最残破的皇家花园。
“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分别叫做法兰西和英格兰。”这是世界文豪维克多·雨果在1861年11月25日写给法国上尉巴特雷的一封信。
巴特雷是随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一名法军上尉，他亲身参与了劫掠圆明园的事件。在他看来，“这次在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旗号下进行的远征中国的行动，是法兰西和英格兰共享之荣耀”。回国后，他写信给雨果，征询他对所谓“远征中国”的看法，本想得到一些赞美褒奖之词，没想到从雨果那里所得到的却是愤怒的抗议和痛斥。
1860年10月18日，当英国公使额尔金下达焚烧圆明园命令的时候，世界文明史上最大的暴行发生了。一座凝结着文明光芒，象征人类梦幻与诗化的建筑奇葩就这样被付之一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为之愤慨和惋惜，这便不难理解有“法国良心”之称的雨果会写下上面的一段文字。
是什么触怒了英法联军，从而使万园之园成为一片断壁残垣？
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腐朽的清政府一次又一次地让出主权，签下不平等的条约。然而，这根本满足不了列强的胃口。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华的贸易，让中国变成自己一劳永逸的商品市场，从而攫取巨额利润，英法两国又在1856年10月蓄意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就是英法联军杀入北京时所犯的滔天罪行。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外有殖民国家的肆意侵略，内有太平天国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1860年，咸丰帝坐立难安，整个北京城腹背受敌，西方列强盘踞京师，太平军占领南京，直撼“龙脉”。
清政府这艘大船上的一些敏感的“船员”预感到了沉重的危机，“振作”与“自强”的声音日益震耳欲聋，这便引发了一场持续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因为一系列条约的签订而告别被欺侮的境况。如何反抗来自列强的压迫？中西差别在哪里？如何处理中西关系？一系列的问题使当时中国的精英们十分困惑。为此，一些人进行了探索，而洋务运动则是清政府本身对于殖民压迫所作出的反抗。
很多人期待着洋务运动的优秀成果，也有人将洋务运动及洋务思想简单视为中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共同镇压农民起义的产物。实际上，作为一种自强运动和社会思潮，洋务运动的兴起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和太平天国
运动失败之后，列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侵略日急的情况下产生的。洋务运动“以忠刚摄泰西之魄”，“以精思窃制器之术”，以雪国耻为目的展开。就此而言，洋务运动乃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清醒者发动的民族自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尽管洋务运动被归类为腐朽封建王朝最后的挣扎，但它表示中国人开始正视和认真地对待世界，明白中国应该作为一个民族成员的政治集合体，与英、法、日、俄、美等国在世界的范围内竞争生存。不过，当洋务派励精图治，打算借助学习西方的军事、机械以及科技等器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时，掌控清政府大船的“船长”却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1860年，咸丰帝病死承德，载淳即位，其生母慈禧被立为“圣母皇太后”。不到一年，慈禧控制了国家大权，在同治帝载淳病死之后又立宗室载
为帝，年号“光绪”。慈禧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女人，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慈禧是第二个“武则天”。不过，她并没有武则天的气魄，反而坐视西方列强进犯中国的边疆。
慈禧进入暮年之后，只求安稳度日，尽量与外国人“息事宁人”，如果迫不得已要开战，也是消极抵抗，积极求和。1893年，中法战争本是中国赢得胜利，但作为战胜者的清政府与战败者的法国又和和气气地坐在了谈判桌前，失败者反而得到
了好处。列强们又岂能按捺住狼子野心？
紧接着，晚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又为中国的血泪史增加了一道难以弥补的伤痕。在抵抗日本舰队的进攻中，中国动用的是洋务运动时期一手打造的北洋舰队，北洋舰队本来足以凭实力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但由于指挥者李鸿章的错误判断，中国东北沿海不得不让日本军队踏足。而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也随着一艘艘被日军击中的北洋军舰的沉没而宣告失败。
从圆明园的残垣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弯下的脊背，看不到的是垂下的脸庞上滚落的泪珠。从中国的东部沿海，我们看到了北洋舰队浩浩荡荡地开过，看到了誓死冲撞敌舰溅出的鲜血。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我们终于清醒地认识到：“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在试探中求存，是每一个民族都必须经历的。在中国被列强瓜分的过程中，无论是政府内部还是普通民众，都在试图进行改革或反抗，这就是一种远航式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