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人的美德
古希腊奴隶主把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这四主德作为主要美德。中世纪基督教提倡信仰、希望和仁爱三种基本美德。中国古代儒家提出孝、悌、忠、信四种美德。对于一个人来说，美德是赢得一切事物的首要品质。作为儒家的首要经典，《论语》给我们提供了美德典范。
1.德行比才能更重要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论语·泰伯》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论语·宪问》
“德不高则行不远”，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只有德才兼备之人，才能与朋友一起患难与共，荣辱共担。
“德不高则行不远”是我们的做人观，做事首先做人，我们相信：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只有德才兼备之人，才能与我们一起患难与共，荣辱共担；只有有品行端正的员工，才可能有长盛不衰的企业。
才能资质属于才的方面，骄傲吝啬属于德的方面。
孔子说：“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那样美好的资质，只要骄作吝啬，那他其余的一切也都不值一提了。”（《论语·泰伯》）
才高八斗而德行不好，圣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有德才兼备才是完美的人才。
如果二者不可得兼，德是熊掌，才是鱼，孟子舍鱼而取熊掌，孔子舍才而取德。
今天我们的用人之道，我们选拔和培养跨世纪的人才，似乎依然坚持的是这个原则。当然，其德和才的内涵都已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周公本人，不但不骄不吝，而且是谦逊大度的典范，这也是人所共知而毋庸赘言的了。
孔夫子教导我们，德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所以抓教育首先要抓德育；孔夫子还告诉我们，德育本身也有基础，要抓德育就要狠抓这个基础。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务本”就是要“抓根本”，也就是抓基础。这里的“本”即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做一个有高尚道德、高尚人格的人。
“教会做人”不仅是孔子提倡的德育目标，也是当代国际著名教育家所提倡的德育目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其所提出的“教育四大支柱”中明确把“学会共同生活”作为教育的基础。而学会共同生活就是要学会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要与周围人群友好相处，并从小培养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团结合作的精神。这实质上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
首先是做人的品德修养，其次才谈得上学习文化知识。德育第一，智育第二，这两者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
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想学习文化知识，精通学问之道，也只有从做人的体会、人生的经验入手，才能够学有所成，学以致用，而不会成为读死书的书呆子，这也就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红楼梦》第五回）的道理所在。
为了使这个高尚的道德目标具体化，以便通过社会教化和自我修养来逐步达到，孟子在继承和发扬孔子的“教人做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格教育”问题。其基本内容是：教人做人就是要教人做一个人格完善的人，道德教育就是人格教育，按孟子的话说就是实施“人道”：使人明白做人的道理，明白“人兽之别”，从而逐步完善自己的人格。
他明确指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说，如果只讲究吃饱、穿暖、居住安逸而不受教育，人就会失去人格，和禽兽也差不多。为此他在“性善论”的基础上论证了人格教育的基本内涵应为：“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八德，这也就是孟子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
这样，孟子就明确地回答了要让学生做一个什么样人的问题。但是，由于孟子的“性善论”含有唯心主义先验论色彩，其八德并未被后人完全认同。在后世儒家中还有不少学者推崇管仲的“四维”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牧民》）
这些学者认为可用“礼、义、廉、耻”作为完善人格的标准，即作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如汉代的贾谊和清代的顾炎武等大学问家均对四维说十分赞赏。
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也曾主张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为基准”，认为这是“古今立国之常经”。但是由于管仲的四维只讲“礼、义、廉、耻”不提“孝、悌、忠、信”，所以并不能涵盖完美人格的全部内涵，所以有较大的片面性。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全面总结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指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并以此八种德行作为新加坡政府的“治国之纲”和新加坡每一位公民都必须具有的道德品质。李光耀的这一英明之举已在新加坡取得极大成功。
孔子还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就是指“对于千里马，不称赞它的力气，要称赞它的品质。”
尚德不尚力，重视品质超过重视才能。
这是儒家的人才思想，也是我们今天选拔干部和人才的一个原则。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人如果品质不好、能力差也就算了，危害还不会太大。恰恰是一个能力非常强、智商非常高的人，如果品质败坏、野心很大，那他所造成的危害就会非常大，有时候甚至会达到致命的程度，断送一个单位、一家公司，甚而至于一个国家、一朝江山。
反过来说，一个人品质很好，能力虽然差一点，但他只要虚心好学，提高自己，也就会逐渐有所进步，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所以，人才的品质更比能力重要。这是我们在考察干部、选拔人才时不能不遵循的原则。当然，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人的能力，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
比较全面地说，应该是德才兼备最好，二者不能得兼时，德重于才。如果完全没有才，则已不在我们所讨论的范围内了。因为我们的话题本来就是在千里马的问题上展开的。
所谓“品不良则心不正”，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标准。我们的产品品质、服务品质、工作品质必须优良，客户才会为我们的产品、服务买单，老板才会为我们的工作买单。
可见，不论是德育第一、智育第二的教育方针，还是在各级各类学校开设“德育”公共课，设专职“德育教授”，都是持之有故，继承着儒教传统的。
2.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论语·为政》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论语·为政》
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是实行仁道的根本。这实际上就是《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也就是孟子去见梁惠王时所说的：“尊敬自己的老人，并由此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儿女，并由此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儿女。做到了这一点，整个天下便会像在自己的手掌中运转一样了。”（《孟子·梁惠王上》）。简言之，只有爱自己的亲人，然后才能爱别人。相反，一个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能敬爱的人，是不能敬爱别人的。
所以，在儒家学说中，一个人对父母是否孝顺，对兄长是否尊敬，这绝不是一个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是否安定，天下是否太平的大问题。
当然，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血缘关系作为社会纽带的作用日益减弱，孝弟与否的问题似乎也逐渐从社会退入家庭，从“法”的领域退入“道德”的领域。尤其是随着“独生子女”制度的实行，很多家庭已无所谓兄弟姊妹，也就无所谓“弟”（尊敬兄长）的问题和观念了。
孟武伯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做父母的一心为儿女的疾病担忧。”乍一看来，孔子的回答真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的味道。人家问什么是孝，他却回答说父母一心为儿女的疾病担忧。
但我们稍加体会，就会发现圣人真是和平常人不一般，他的回答实际上非常深刻而精妙，依然是微言大义。他的意思是说：“你要问什么是孝吗？想一想你生病时父母为你担忧的那种心情吧！这样你就会知道怎样尽孝道了。”
说穿了，所谓孝不外乎是对父母爱心的回报：你只要记得自己生病时父母是如何的焦急，而以同样的心情对待父母，这就是孝。
这种心情，这种幼时躺在病床上望着爸爸妈妈满怀爱怜地为自己喂汤喂药的温馨体验，不是时常在我们的脑际萦回，在文学家的笔端流淌吗？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游予吟》）
这便是圣人所说的孝子心情吧。
什么是孝，子游也就这个问题请教过老师。
与回答孟懿子和孟武伯父子不同，孔子对学生的问题不再是含含糊糊地说隐语，而是循循善诱地加以引导了。
孝道的根本不在于赡养父母，而在于要有孝心。没有孝心，仅仅是无可奈何地尽责任，那所谓的赡养就与饲养家禽牲畜没有什么区别了。
当今社会，经济发达，吃穿方面的赡养问题日益退居次要地位，老父老母所期望于子女的，更是心到而已。另一方面，宠猫宠狗之风盛行，视猫狗儿重于先人老子的也大有人在。
如此看来，圣人之论还正有现实意义哩。
《礼记·祭义篇》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客。”子夏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在父母面前保持和颜悦色的态度最难能可贵。有事情晚辈出力，有酒菜长辈吃喝，这难道就是孝子了吗？”（《论语·为政》）所以，孔子回答子游和子夏的两段话实际上是同样的意思。无论你是否为老人做事，也无论你是否拿好吃的给老人吃，只要你内心不恭敬，态度不好，脸色难看，就是失去了孝道的根本。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注意。
3.父母在，不远游
子日：“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论语·里仁》
孔子说：“父母在世，不要离家远行。如果非远行不可，也要有一定的方向。”在当今天涯若比邻，以旅游业可富国兴邦的世界大串联时代，“父母在，不远游”似乎已成了荒唐可笑的言论。
然而，古人交通不便，音讯难通，不像今天从南疆到北国飞机可当天打来回，全球通手机游漫全球，随时可以打一通回家。那时远游在外，少说也是一年半载，万一父母急病或紧迫有事，难以召回，往往误了大事。甚至有错过了给父母送终的遗憾。所以，“父母在，不远游”并不是无稽之谈，而是要求做子女的时时不忘孝敬父母的义务，在安排自己的活动时要想一想二老在家的实际情况，加以合理的调整。
何况，即使在当今时代，离家远游的人不也音讯常通，几天一封信，一旦一通电话吗？之所以如此，不外乎是为了使家里人释念放心而已。可见，人之常情，古今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知你是否听过这样一句古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父母为了把我们养大成人，供我们上学深造等等，含辛茹苦，呕心沥血，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千方百计地保证我们的用度开支。年幼的我们曾多少次在心底暗暗发誓等我们长大，等我们学有所成，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一定要好好报答他们。斗转星移，当年的苦孩子已然大学毕业步入工作岗位了，他要结婚，要买房，要买车，要买电器，他也有了自己的小孩子，要给孩子攒学费……生活陷入新的一轮循环中。而且好像虽然自己已经努力了，可还是同人家有不小的距离。
在这样那样的忙碌中，他忽视了远在老家或退休住在城市另一个角落的双亲，他没注意到他们的白发皱纹，没注意到他们日益衰老的身躯，没注意到他们还有什么要求和想法。也许，他还在想：等我再有些钱，有些闲钱，就请他们上大饭店好好吃一顿，让他们出去旅游，给他们买个大电视……
在你去攒这些“闲钱”的过程中，忽然有一天，你发现这些“闲钱”已无法再花费出去了，你的父母已经不需要了。他们或者已不能再去吃海鲜，也许已不能再去旅游，也许已不能再坐起来看电视……也许他们已走了，永远地离你而去。
有一种痛，永远无法弥补；有一种伤口，永远无法愈合。
季羡林老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赋得永久的悔》，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内心的深处，仍深深地感受着那永难弥补的苦痛：子欲养而亲不待啊！
其实，也许为人父母者根本就没期望从子女这里收获多少回报，他们只是凭本分、良心为我们做了一切，只是希望子女有出息，活得比自己强而已。
但为人子女者，如何去获取良心上的安宁呢？也许我们终生都难以赚取足够让我们快意恩仇的金钱，但这并不是回报父母的惟一方式。也许我们可以常回家看看；也许我们可以量力而行，花少许的钱让他们做一次短途旅游，也许……
钱没有挣够的时候，但人的生命却有尽头。那些在外发展的游子，要时刻记着“游必有方”的教诲啊！
4.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论语·泰伯》
曾子卧床不起，孟敬子去探问他。曾子说道：“鸟快要死的时候，鸣叫的声音是悲哀的；人快要死的时候，说出来的话也是善良的。”（《论语·泰伯》）朱熹解释说：“鸟畏死，故鸣哀；人穷反本，故言善。”（《论语集注》）也就是说，鸟因为怕死而发出凄厉悲哀的叫声，人因为到了生命的尽头，反省自己的一生，回归生命的本质，所以说出善良的话来。
后世常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来指一个人临死时说的话往往是善良的。
历史名人和当代伟人，在他们生命最后一息留下的片言只语中，无不体现了这一“善”字：末代皇帝溥仪在临终前的“回光返照”中急切地说道：“救救我！我还要给国家做事呀！”表明了这位获得新生的最后一位封建帝王对新社会的强烈责任感；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临终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我这里已经没事了，你们去忙别的吧。”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人格；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正执著于他的研究工作时，一群罗马士兵突然闯进门来要杀死他，当此危急时刻，他大声疾呼：“不要动我的圆！”法国作家、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纪德临终时说：“恐怕我的句子在语法上有毛病。”当代科学泰斗爱因斯坦临终前还在改写统一场论的科学论著，对陪伴他的亲人说了句“我在这里做我的事，你去好好睡吧”，便溘然长逝。这些遗言，无不体现了孜孜以求造福于人类那样一种“春蚕到死丝方断，留赠他人御风寒”的崇高精神！
另一些临终人语则隽永含蓄，体现了人生态度：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被宣告死刑喝下致命的毒药之前，向好友克利顿说：“我还欠阿克勒比奥斯一只鸡，请别忘了还他。”德国作家席勒临终告诉病床边的人说：“许多事情都变得平淡而明白了，在我理解之中。”英国政治家丘吉尔临终顿悟人生烦恼，他对随侍身旁的妹夫说：“唉，烦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