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别人一样，我也有过好多老师，但多半已经记不得了，这并非忘恩负义。在“文革”中，我转徙学校过频，而有的老师只上几课便不现形迹，调转或被拘留了。这等于说，我没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一点我无法否认。而留在记忆中的老师，则往往由于其有趣。譬如我上七年级（初二）时遇到一位乔老师，教语文。他高大红面，上课前站在门口的电铃下，等铃声停止后方跨人教室，登讲台，坐下缅思。他缅思时，两肘支桌，双掌捧着面颊，凝望我们，最长达一节课。起初，我们与之对视极为慌乱，后来一点点适应。他用手捧着自己的赤颊，像捧着花儿不肯松开。我们不知他在想什么，但必是十分可想的事情。他的左眼蒙一块玻璃花，即白内障，红脸也是久饮造成。有时，他沉浸十分钟，短时只三两分钟，忽以板擦猛叩桌面，高昂地说：
“碌碡轧不出个屁来，你们！”
这是乔老师喜欢说的一句话，而“你们”置之语尾，又有倒装欧化的妙韵，宛如现今“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说完，他脸上有一丝笑意，可能想象着碌碡（读音六轴）——播种后压实土壤的石滚——轧过这班人雪白的臀部的情景，而我们却连个屁都无以回馈。哈哈，乔老师转而大笑，哈哈哈！声音空且涩，有戏曲风格。
有时候，他捧颊有顷，竟不说“碌碡压不出个屁来，你们”，使大家心里产生失落。
由于乔老师一只眼有玻璃花，使人们不知他在看谁，便搞些小捅鼓，譬如踩别人脚、丢纸团、撤椅子使前座扑地等。而乔老师依旧凝思，但眼里渐然流露蔑视。他像蔑视老鼠或狗屎苔一样蔑视我们。他之所以不愿整束课堂，并非玻璃花挡住了双眼，而如懒得从臭粪坑里捞一双球鞋，因为“孺子不可教也”。他一定认为，自己面对着一群由于不学习不严谨迟早会变成罪犯或蟑螂的东西，虽然我们挤眉弄眼，觉得自己挺不错的。而乔老师是有知识的人，中专毕业，曾任明珠灌渠一工区土石方技术员。我就读的这所学校，当年全名为“辽宁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第三兵团人民子弟学校”，距教室50米处则是波光潋滟的前进水库。
后来我们学校果然出了罪犯，但不在我们班，是校长李某。他因猥亵男童被判刑三年。
在我的印象中，乔老师也上过课。那天，他沉思毕，反剪双手踱步至某同学桌前，把语文书随意拈开，用手一点——
“念！”
那同学“唰”地站起来便念，抑扬顿挫地，我们听得入神。这是乔老师同我们之间唯一一次与语文有关的活动。我们体会到温暖，也有些惭然，觉得乔老师其实挺好，而我们其实真的不配学习语文算术。我们卑微渺小，实为小草芥与小破腻虫。“停！”乔老师喝道。我们愕然，抬头看，见其上耸的食指仍停在空中，然后仰面、蹙眉、撇嘴。不知过了多久，他叹了口气，低头走出教室，虽然这时下课铃声尚未铿铿响起。
我记得那天的课文很感人，是一篇介绍工作师傅翻山越岭运电机的抒情文字，说：“大平板车啊，你碾碎了西北大地的霜雪，唤醒了东南长空的晨星……”其文采一度令我十分着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