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发现，几篇前后用词有别，章节互相矛盾，重复性多。他通过对用语的分析和用考古学的方式去取得证据，坚信有两名作者大约生活在同一个时期，一位住在约旦王国，另一位住在以色列。住在以色列的用希伯来语称神为Elohim，称“E作者”；而约旦的则称神为Yahweh（耶和华），或Tehavah，其著作一般称之为“J神会录”。
第三位作者为“P”，并一致认为他肯定是个传教士，住在耶路撒冷，是摩西之兄亚伦的后裔。头五篇不仅美化了亚伦的作用，同时也美化了教士团的作用，笔下的上帝是严肃的、超越宇宙的。
第四个作者——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中《申命记》的作者。不是先知耶利未，便是他的秘书巴鲁。理由是《申命记》里使用不同词汇的现象非常突出。那种语会仅仅出现在另一本著作——《耶利未书》里。此外，《申命记》持有与耶利未同样的观点。
关于编辑，弗里德曼认为由Ezra（任秘书之职的亚伦派教士）于大约公元前450年用剪刀加糨糊的办法编辑成集。
学者对弗里德曼的看法争论最大。许多人认为，《申命记》的作者是一群人的可能性较大。布兰迪斯大学《圣经》课荣誉教授萨尔纳认为，两本书的语言之所以有相似之处，表明了《耶利未书》很可能受到了《申命记》的影响，而不能说明《申命记》是由耶利未一人所写。
学术界主流圈子以外的人士断然不同意以上观点，尤其是福音派基督教徒和正统的犹太教徒，他们对由多人参与写作《圣经》这一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那是与他们一贯相信的《圣经》头五篇是由摩西所写的观点背道而驰的。三一福音学院教授迪尔菲尔德将弗里德曼分析斥之为“一团乱麻”，认为《圣经》里的记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无法将其删改，《圣经》故事虽有重复，但并不表明是由多人所写，“用不同的说法不断重复”故事，只不过是为了得出同一个结论。
纽约叶什瓦大学的罗森鲍姆说，《圣经》里出现矛盾是“上帝”为了强调其重要性而故意如此安排的。对上帝的不同称呼表示不同的职务——一个叫权威的上帝，另一个叫慈悲的上帝。
但多数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对《圣经》头五篇由多人所写的观点并未提出异议。在作为人类文献的《圣经》里有很多人出于信仰而署名是有可能的。此外，他们还一致认为，全体信徒都感到了上帝——“上帝与大家同在”。哈佛大学的保罗·汉森这样说。
对许多虔诚的宗教徒来说，作者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内容。不管作者是谁，总之《圣经》是被宗教界所接受的范本。
显然，《圣经》无疑并非为上帝所作。但究竟系何人所作、是由集体创作完成或是由个人撰写而成的呢？这仍是一个未彻底揭开的谜，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和论证。
《古兰经》为什么与19有不解之缘？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经典，也是历史上阿拉伯人的第一部书籍。《古兰经》又译《可兰经》。《古兰》是阿拉伯字的音译，意为“诵读”或“读本”，是穆罕默德在23年（公元610~632年）传教过程中作为“安拉”的“启示”陆续颁布的经文，为伊斯兰教最高经典和最根本的立法依据。内容主要包括：（1）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制度；（2）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各项主张和伦理规范；（3）关于《古兰经》本身的一些说法以及穆罕默德为传教需要而引述的各种神话、故事、传说等；（4）同多神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进行辩论的记述；（5）关于穆罕默德私人生活和轶事的记述。
古兰经穆罕默德在世时，《古兰经》只是零散记录，并未成册。后来经穆罕默德的继任者艾卜·伯克尔令人整理，辑缮保存，到第三代哈里发奥斯曼时期正式形成，并规定为标准本，又称“奥斯曼定本”，流传至今。《古兰经》的原文为古阿拉伯文，计有30卷，114章，6200余节，现已有多种文字的译本。
《古兰经》在阿拉伯文学史和伊斯兰教文化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不知有多少学者以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了研究。最近，又有人将《古兰经》的原文输入电脑进行分析，结果出现了许多令人注目的数据。其中最为奇妙而有趣的，就是《古兰经》与十九居然有着不解之缘。
《古兰经》全书共有114章，而114恰是19的6倍。经书的第一句话由19个字母组成。这19个字母形成“名——安拉——大仁的——大慈的”4个单词，其中：“名”在全书共出现19次，“安拉”出现2698次，“大仁的”出现57次，“大慈的”出现114次，而这些单词出现的次数，都是19的倍数。
《古兰经》第96章是最早颁布的经文，而此章按《古兰经》章次编排顺序算，是倒数第19章，由19节经文组成，共有285个字母。这285又是19的15倍。此外第96章的第5节经文，由19个词组成。这19个单词，根据《古兰经》奥斯曼原本，则是由76个阿拉伯文字母组成，而76也是19的倍数。
《古兰经》中曾提到很多数字，如“40天”，“12道泉水”，“7重天”，“1000年”等等，全书总共出现过285个类似数字。这285是19的15倍。如果285个数字各所包括含有的数相加，其和为17.4591万，又是19的倍数。
类似上述《古兰经》与19的关系，经电脑分析不胜枚举。这些奇趣现象，是偶合？抑或别有他因？不得而知。世界上已有众多专家，学者对此发生浓厚兴趣并进行深入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个谜。
儒学是何时传入日本的？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两国之间便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处于汉文化辐射圈内的古代日本很早便传入了儒学。那么，儒学是什么时候、通过谁、怎样传入日本的呢？在中国现存的浩如烟海的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中对此却没有确切的记载，因此一般认为，对日本何时传入儒学的研究，现在只能借助于日本现存的古代史料。
据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第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古事记》记载：“品陀和气命（应神天皇）在轻岛的明宫治理天下……百济王照古王遣阿知吉师献牡马一匹、牝马一匹……天皇又命百济国贡献贤人。于是，百济国又派遣和迩吉师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也载有：“（应神天皇）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日：‘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乃征王仁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一般认为这两则史料记载的是同一件事，即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儒学通过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入了日本。
另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死后，本应菟道稚郎子继天皇位，但他却推让于异母兄大鹪鹩。其理由是大鹪鹩仁孝之名远闻天下，且年长于己，故应由其继天皇位。大鹪鹩则以父命难违为由，固辞不就。两人互相推让达3年之久，最后菟道稚郎子自杀以示其辞让之诚。有人认为上述二人的这种做法是在效法《论语·泰伯》所载，中国西周时期泰伯与仲雍出走，辞让君位于幼弟季历的做法，这是儒学传入日本后对日本人思想产生影响的有力佐证。他们据此断定《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关于儒学始传日本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
那么，确切地说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相当于公元纪年的哪一年呢？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尚不一致。有人认为是公元285年，也有人认为是公元405年，还有人认为是公元446年。
然而。问题是根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王仁到日本时带去的书中有《千字文》卷。而《千字文》一书为南梁周兴嗣所作，其成书时间当于梁武帝在位年间，即公元502~549年，如果《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无误的话，王仁到日本的时间当在《千文字》成书后的公元6世纪。而上述几种推测中最晚的公元446年也是在《千字文》成书之前。这不能不令人怀疑上述几种推测是否正确。但是，从日本现存的作于公元5世纪的金文铭文中可明显看出儒学对日本人思想的影响，这又说明早在《千字文》成书之前，最晚在公元5世纪儒学已传入了日本。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便简单地否定前引《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的可信性，关于这个问题也许有两种可能。
第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有误，即王仁去日本是在公元6世纪以前即《千字文》成书以前，王仁带到日本的书籍中没有《千字文》一书。那么，当我们引证上述两书的有关记载研究儒学始传日本这个问题时，就必须首先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考证。
第二，《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正确无误。王仁去日本是在公元6世纪即《千字文》成书之后，王仁去日本时带去的书中确有《千字文》一书，有关此事的记载，并非儒学始传日本的记载，这是因为在王仁到日本前，儒学早已随着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活动而进入了日本，并对日本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前引《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关于王仁去日本的记载，充其量不过是关于日本官方首次引进儒学的记载。绝非儒学始传日本之史证。那么，传统的那种根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两则史料考证儒学始传日本的研究方法及由此所得出的有关结论显然值得怀疑。
于是，有人提出儒学不是由官方经朝鲜间接传入日本的，而是通过民间交往从中国直接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具体地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徐福东渡首次把儒学经典——《尚书》带到了日本。因为我国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日本刀歌》中说：“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严令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诚然，欧阳修的诗作并非信史，且除此之外别无他证，更何况迄今为止。连是否确有徐福其人其事尚无定论，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尽管目前尚不能肯定地说历史上确有徐福，其人其事，但可以肯定地说，相当于传说中徐福生活的年代，日本古代文明发生了一次空前的大飞跃，从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绳文文化时代，进入了以农耕生活为主要经济特征的弥生文化时代。其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即是这一时期有大量移民从中国大陆移居日本，带去了先进的汉文化，极有可能这一时期儒学经典便随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一起被移民们带到了日本。可见，欧阳修的说法不无道理。当然，这种观点缺乏足够的证据，目前只能算是一种推论。要想解开儒学何时传入日本之谜还有待时日。
《荷马史诗》迷雾
古代希腊的荷马史诗是世界文化的瑰宝，是古希腊人留给后世的一份重要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对此，马克思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希腊的艺术和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盲人诗人——荷马荷马史诗包括两部叙事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出色的作品相传为荷马所作，所以后世又统称为《荷马史诗》。但是，有否荷马其人及“荷马的史诗”在西方文学史上却是一个聚讼纷纭、争论不休的疑案。近世以来，论述荷马其人其作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形成了学术史上众所周知的“荷马问题”。
所谓“荷马问题”，归根结蒂是这两部史诗的作者问题。目前，我们对荷马的生平所知甚少，虽然流传到现在的荷马的传记共有9部，但这些传记充斥虚构，而且相互之间矛盾百出，时至今日显然已失去它可资参考的文献价值。西方古典作家对这位诗人的时代说法不一，古希腊作家认为，荷马大体与赫西俄德（古希腊诗人）同时，即是公元前8~前7世纪之交的人，但也有人认为应早于赫西俄德，有些人则说他晚于赫西俄德。古罗马史学家塞奥彭帕斯说荷马生于公元前686年，说得如此肯定而又确切，但人们并不知道他的根据是什么，另一个古代传说，称荷马生于公元前1159年，这个说法又似乎太早了一点。以上诸说，不可尽信，也不可完全不信，传统倾向这样一种意见：荷马生活的年代在公元前9~前8世纪，相传为盲诗人，因此才叫他“荷马”（Homeros，在爱奥尼亚土语里就是“盲人”的意思）。
关于荷马的出生地，说法也各异。由于荷马史诗在古代所具有的巨大影响，一个城邦被看做荷马的故乡似乎成了一种荣誉，因此曾有密而纳、希俄斯、科洛丰、皮罗斯、阿尔戈斯、雅典等许多城邦争着要荷马当它们城邦的公民。事实上，在古希腊世界，几乎所有的城邦都声称荷马就生在它们那里，这是由于这些城邦都看到荷马史诗中某些词句、词组乃至个别方言俗语，都是来自它们那个地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