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嗣庭是浙江杭州海宁县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进士，雍正初先任内阁学士，很快升任礼部侍郎。据雍正后来说，他早就看出查嗣庭有叛逆之心，理由是他长了一副“狼顾之相”。何谓“狼顾”？相面家讲，有的人走路时回顾似狼，即头向后转一百八十度而身躯可保持不动，故称“狼顾之相”。这种人心术不正，往往心怀异志。雍正深信相面术，对此亦小有心得。既然早知查嗣庭如此，何以在雍正初年他官运亨通、深惬圣心呢？日后拿问查嗣庭时皇帝向群臣解释说：“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举荐，朕令在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及礼部侍郎。”这样一讲，固然撇开了自己对查嗣庭的信任之误，同时也就把为什么要罗织查嗣庭文字之罪的深层原因点破了。原来隆科多是雍正粉碎年羹尧党之后，正在部署的下一轮打击朋党集团战役的主要目标。在隆科多的党羽中，首先清查出一个如查嗣庭这样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才可以先声夺人，钳制众口，为最后解决隆党作舆论准备。但如何下这一步棋，雍正颇费思索。
传闻查嗣庭书法极精，遐迩闻名，但从不轻易示人，更谈不到有什么大部头作品刊刻流传，要从文字中推求他的险恶居心，从而论定罪名是有相当困难的。这自然难不倒雍正，首先调来查嗣庭任江西学政时出的试题，反复斟酌推敲，果然大有吹毛求疵之处。不过雍正还有顾虑，怕人说洽查嗣庭的罪是因为他典试江西时出题有毛病，这样旁人会讲，查嗣庭或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只有另辟蹊径，挖出他的“叛逆实迹”，方能塞住悠悠众口。
这也不难，一骑快马将皇帝十万火急的亲笔密谕递到杭州，催令杭州将军鄂弥达和浙江巡抚李卫“立刻速至查嗣庭家，将一应字迹、抄录、书本尽行搜出，封固送部”。雍正还不忘叮嘱道：“可在其家或墙壁、地窖中有藏匿者，亦皆留心详细搜检，不得泄露，另作走漏，尔等领罪不起！”查嗣庭家明处自不必说，房前屋后也掘地三尺，果然发现细字密写的日记两本，叛逆“实迹”彰明较著。雍正四年（1726年）九月传集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在京大小臣工，当众公布从日记中摘出的查嗣庭的罪证：批评讪谤圣祖康熙皇帝亲赐进士是“滥举”；多选庶常如蔓草；清书庶常复考汉书过于苛刻；殿试时不能按时完卷被黜革进士是“非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大概怕这些分量还不够吧，雍正又举出查嗣庭日记中某些个人琐事及天气状况寓有春秋褒贬深意，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记皇帝崩逝，这没错，可没隔几天，查嗣庭又记“患腹泻，狼狈不堪”；雍正元年（1723年）以后凡初一、十五朝会之日或皇帝祭奠之日，查嗣庭往往记当日“大风”、“狂风大作”、“大雨倾盆”、“大冰雹”；热河偶发大水，查嗣庭记“官员淹死八百人，其余无数，雨中飞蝗蔽天”……雍正统统把这类无关大体，甚至鸡毛蒜皮的琐细小事无限上纲，大加渲染，硬说成“讥刺时事”、“幸灾乐祸”、“悖礼不敬”，查嗣庭当然逃不过被处以极刑、亲属照律缘坐的噩运。
显然，在雍正眼里，查嗣庭的日记，白纸黑字，腹诽心谤，是足以定罪的确凿而有分量的罪证，用他的话来讲，就是“种种叛逆实迹”。这话貌似有理，实际是站不住脚的。查嗣庭怵于清初以来频发的文祸，对笔墨文字谨慎到了极点。据说他的书房每晚房门紧闭，有人曾从窗缝窃视，只见他秉笔疾书，写完后，又爬上梯子，把所记文字藏到房梁上。纵使查嗣庭真的对现实政治不满，但如此慎之又慎地私记日记，秘不示人，又无相应的反朝廷行为，怎能构成“叛逆实迹”呢？动不动就仅凭文字便断为“悖逆实迹”，这种强词夺理的逻辑清初已见端倪，到雍正时大加发挥，普遍使用，与皇帝日益膨胀的无上权威结合在一起，日渐成为不可移易的真理、法司断案的依据。
乾隆在发动胡中藻案前，认真学习和研究了皇父制造查嗣庭案的全挂子本事，自信胜券在握，时机已到，遂开始调兵遣将，分路出击。
第一路：乾清宫侍卫哈清阿和理藩院侍郎富森前往江西新建逮捕胡中藻。二月二十六日天还没亮，即将钦犯胡中藻在梦中拿获，随即押往京师覆命。第二路：广西巡抚卫哲治于二月二十三日遵照军机处寄发的一道密谕，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的试题及与人倡和诗三十六首一并密封，专差驰送京师。第三路：陕甘总督刘统勋接到的廷寄密谕是查抄甘肃巡抚鄂昌的住所，将他与胡中藻往来应酬的诗文书信以及其他有讽刺朝政或嘱托公事的文字封固解京。刘统勋闯命即行，颇有斩获。最后一路是谕令军机大臣阿里衮等提讯为《坚磨生诗钞》作序、刊刻的侍郎张泰开。种种布置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待一切安排妥帖，万无一失之后，乾隆却于三月初六日离开圆明园，前往河北易县恭谒泰陵。严整细密之中，透出从容不迫的气度。
三月十三日，乾隆从泰陵返京途中驻跸于永定河附近的韩村行宫，他突然把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召集起来聆听面谕。先从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几起大狱谈起，然后切入正题，乾隆说：“经过皇考严加惩创，数十年来臣民咸知警惕。不意竞还有出身科目、厕身清要而鬼蜮为心者，借诗歌吟咏，而肆其悖逆诋讪。”听到这里，群臣相顾失色，科甲出身的翰林们更把心提了起来。待乾隆点出乃是内阁学士胡中藻时，大小臣工才惊魂稍定，细听胡中藻的罪状。
罪状主要是从《坚磨生诗钞》中摘取的诗句，皇帝随引随驳：胡中藻以“坚磨生”为号，表示自己操守坚定。乾隆质问：“以此为号，是何居心？“。
《诗钞》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清、浊对用，讲的是政治节操。乾隆先加歪曲，然后气势汹汹地兴师问罪：“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胡中藻写诗有“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这样莫名其妙的句子，乾隆硬说“老佛”是暗指他，然后辩驳说：“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如何说‘朝门不开’？”
胡诗有“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点灯”，意在颂扬蠲免善政。乾隆也认为意含讽刺，说“朕闻荒歉，立加赈歉，为什么说如佛灯之难于见到”？
胡诗《孝贤皇后之丧》有“并花已觉单无蒂”，以并蒂花比喻帝后的恩爱。乾隆却认为作者暗指孝贤皇后干政，说“朕何尝令有干预朝政、骄纵外戚之事”？
胡诗又有“其夫若父属，妻皆母道之”，把帝后比于父母，以表臣子忠爱之忱。乾隆勃然大怒，说：“君父是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之上，说‘父君’犹不可，怎么敢把君谓为父？而且直说‘其夫’、‘妻’，丧心病狂，真是到了极点！”
胡诗还有“下眼训平夷”，乾隆认为是巧骂自己，根据是胡中藻出任学政时，曾面训他论文取士应该以平正为优，胡心中不满，用“下眼”寓识力卑下之意。
胡诗还有“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东西。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乾隆说句中显然是讲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而已。其丧心病狂，一至于此！
胡中藻《述怀诗》有云“琐沙偷射蜮，谗食狠张箕”，《贤良祠》又云“青蝇投昊肯容辞”，乾隆质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到底是谁？诸如此类的罪证，皇帝不厌其烦，一口气列举了不下四十条，而几乎每一条都如上面所举的那样望文生义，百般挑剔，严词吹求，谬加指责。只有一条乾隆帝说对了，那就是《坚磨生诗钞》中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鄂尔泰姓西林觉罗，胡中藻平日以鄂第一弟子自诩，乾隆抓住胡中藻这句诗痛斥他“攀援门户，恬不知耻”，算没有冤枉他。但这一条与其他大约四十条攻击大清朝与当今皇帝的叛逆大罪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乾隆惟恐群臣不能仰体圣意，所以在面谕将近尾声时，又声色俱厉地说道：“比年以来，并无一人参奏胡中藻，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杀胡中藻以振刷朋党恶习，才是这洋洋万言的画龙点睛之笔。
然而，比起“皇考之诛查嗣庭”，乾隆的水平差多了。雍正毕竟抓到了查嗣庭某些责难和非议康熙皇帝的某些把柄，这在专制时代当然可以视为不可饶恕之罪；雍正也曾指出查嗣庭所出试题中暴露出其怨望之心，但又说不能光凭这一点治罪，否则会被人指责搞文字狱，由此可见雍正还有些顾忌。乾隆要杀胡中藻，却拿不出一条像样的理由，所以这场戏酝酿了好几年，临到出台，唱起来还是不能字正腔圆。胡中藻的诗不少是颂圣之作，乾隆却硬说是“鸱张狂吠”，恶毒攻击大清朝和当今皇帝，于是只得不顾帝王尊严，强词夺理，胡搅蛮缠。乾隆明明在搞文字狱，而且是那种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的最恶劣的文字狱，却还说什么“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来强辩，结果必然是欲盖弥彰，越描越黑。尽管有这么多为难窒碍之处，乾隆为什么还要硬着头皮干到底？一句话，非如此，不能树立绝对的专制权威。对专制帝王来说，做些顺乎天理、合乎民心的事以令人心悦诚服固然重要，但杀人立威则必不可少，而武断专横、践踏法制、不讲道理、罗织莫须有罪名乱杀人尤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让天下臣民觳觫恐怖、噤若寒蝉、绝对服从的最高境界。胡中藻之难逃一死，奥妙尽在于此；胡中藻以后，终乾隆之世，朋党彻底绝迹，也真的如乾隆所期望的那样，乾纲独断，不受任何干扰。
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一日胡中藻奉旨“从宽”斩决，但案件没有因此终结，而是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与胡中藻同案治罪的还有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鄂昌前已命来京候旨，胡案发动后，又被革掉巡抚职，锁解来京。陕甘总督刘统勋差使办得很得力，他果然从鄂昌的书籍、信札中搜出了“罪证”：鄂昌有一首题为《塞上吟》的诗称蒙古为“胡儿”，还有一封信稿对堂弟鄂容安差往北路军营一事，叹息“奈何，奈何”。加上鄂昌平日与逆犯胡中藻论门谊、叙杯酒，治他死罪已经足够。二十年五月十七日乾隆宣谕：“鄂昌身为满洲，与胡中藻唱和往来，见其大逆之词，不但不知愤恨，而且引为同调，丧心已极！《塞上吟》称蒙古为‘胡儿’是自加诋毁，非忘本而何？其他种种怨望，不一而足。与鄂容安一信有‘奈何’之词，忘记淳朴旧俗，纯属满洲败类！然鄂昌未至如胡中藻之大肆讪谤，著从宽赐令自尽。”总算赏了一个全尸。
清代罹文字之祸的满人寥寥可数，鄂昌是官品最高的一个。拿他陪斩，另有妙用。鄂昌出身满洲世家，但已经相当汉化了，甚至沾染了相当深重的朋党习气。与鄂尔泰为同年举人的大学士史贻直实际上成了继鄂尔泰之后鄂派的首脑人物，鄂昌效汉人之习，呼为“伯父”。史贻直见鄂昌任甘肃巡抚，便写信请托，替自己的儿子史奕昂谋个甘肃布政使当。鄂昌果然“鼎力玉成”，荐举“世兄”就任了甘藩。鄂昌的文学修养有限，但也学着汉士大夫杯酒流连，诗歌酬唱。在旗员中，鄂昌的所作所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仰慕汉文化，甚至涉身于门户之争，乾隆深为厌恶，但难于遍加痛创。鄂昌膺封疆重寄，集种种汉人朋党恶习于一身，又与逆犯胡中藻气味相投，自然为乾隆提供了最理想的批判的靶子。在处理鄂昌的两个月之间，乾隆两次传谕八旗，务须保持尊君亲上、朴诚忠敬的满洲旧俗，杜绝一切玩物丧志的汉人恶习。乾隆警告说：“今后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律照鄂昌，严惩不贷！”
因胡中藻诗狱被株连的还有鄂尔泰、史贻直和鄂容安等。乾隆认为胡之酿成“恶逆”，鄂尔泰应负一定的责任，因为他过去对胡中藻独加赞赏，以此之故，命撤出贤良祠，“以为大官植党者戒”！史贻直为子请托，从宽以大学士原品休致，勒令回籍，闭户家居。鄂容安时为征准噶尔参赞大臣，大军定伊犁，论功行赏，独鄂容安向隅，原因是胡中藻与鄂昌往来唱和，鄂容安不为陈奏。
从表面上看，胡中藻一案似以鄂派势力为打击目标，但实际上包括鄂、张两派在内的内外臣工无不受到震动。乾隆总结本案时，特别注意鄂、张各打五十大板。他说：“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视张廷玉等为寇仇；而张廷玉所用之人，也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为匪类。”由此告诫群臣，要牢记这一事件的教训：朋党之弊起于群小妄为揣摩，互为水火，而群小朋分角立，又源于大臣怀挟私心，各存意见。在审理胡中藻案的过程中，张廷玉病故，遗疏送到御前，乾隆表示和鄂尔泰一体对待，仍准配享太庙，但又说明这是“遵奉皇考遗诏”。言外之意，鄂、张在本朝所作所为，不足为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