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忧虑的是，太上皇原有的健忘症更加严重了。归政前夕，乾隆的健忘就经常弄得臣下手忙脚乱。清制，礼帽分凉帽、暖帽两种，到春秋两季更换帽子之时，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换。一次皇帝从热河回銮，天令稍寒，就命取暖帽戴上。这时还不到应该换帽的阴历九月十五，但随扈大臣等见皇上既已改戴暖帽，也就一律摘下凉帽，换上了暖帽。到了九月下旬，天令转暖，皇帝改戴凉帽，群臣也忙着把凉帽找出换上。皇上这才恍然大悟，不断叹气说：“不怨诸臣，是朕年老所致啊！”归政以后，太上皇还常闹出这样的小笑话，用了早膳，不多光景又命传早膳，随侍太监谁敢说皇上已进了早膳？就急忙传旨御膳房再进早膳。太上皇下巴低垂，目光迷离，默默地望着再次端来的蜂糕和竹节卷小馒头，不知是心里诧异，还是在想别的什么事体。到太上皇辞世的前一年，他的容貌气力看上去虽然不甚衰老，但健忘症迅速加剧，说话做事，旋踵即忘。朝鲜人的记载说他“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搞得侍御左右狼狈不堪。
有的记载说太上皇的口齿也越来越不清楚了。他说的话，连亲儿子也不懂，只有和珅一人听得明白。《春冰室野乘》的作者李岳瑞有如下一段绝妙的记录：
高宗纯皇帝之训政也，一日早朝已罢，单传和珅入见，珅至，则上皇南面坐，仁宗（嘉庆皇帝琰）西向坐一小几，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坤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嘉庆）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上皇）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坤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麾之出，不更讯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坤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珅对曰：“上所诵者，西域秘密咒也，此咒则所恶之入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白莲教）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上闻之，益骇，知坤亦娴此术，故上皇宾天后数日即诛珅。
上述“高天德”，当是白莲教大起义首领“高均德”或“徐添德”的误记，“苟文明”则不知何许人也。到嘉庆三年（1798年）夏天的时候，令太上皇日夜焦虑的“教匪悍酋”有高均德、王三槐、徐添德、李全、冉文涛、罗其清、阮文通数人尚未就擒。《春冰室野乘》说太上皇闭目持咒，念念有词，还是可信的。问题在于，“喃喃有所语”，只有和珅一人弄得明白，就太严重了。太上皇乾隆无论怎样衰耄，毕竟是最高权威的惟一来源。如今“源泉”已经浑浊了，由宠臣和珅所传达的“敕旨”，是否准确地表述了最高权威的本意呢？总之，太上皇乾隆的身体与神智状况，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对一个望九之年的老人来讲，堪称少有的健者，然而，要处理必须处理的繁剧政务，他的精力已经远远不够了。
无情的现实是，需要太上皇做出重大决策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首先是严重的“亏空”。各省仓库无不亏短帑银和仓粮，亏缺库银一二百万两以至数百万两的省分比比皆是。这个烂摊子谁也不敢捅，一捅便会揪出上自督、抚大员，下至州县七品官一大串贪官墨吏，地方政权立即瘫痪。
吏治的败坏也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非法的贪污和受贿、索贿且不论，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贪污、贿赂——“陋规”，则如水银泻地，无所不在。地丁之外有“火耗”、“平余”；漕粮之外有“漕规”、“斛面”；盐课之外有“节规”、“匣费”，关税之外有“盈余”、“存剩”；督抚过境时有所谓“站规”、“门包”，学政典试时有所谓“棚规”、“红案”，此外如“心红纸张”、“舟车贴费”、“行事官价”、“冰敬炭敬”……等等，花样繁多，不一而足，甚至出国的使臣也要向属国君臣索要“密赠”、“别赠”。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衙门这些官僚机器离开了白花花银子作润滑剂便不能运转。老百姓到衙门办正事要拿钱开道；下属照例的升迁调补要拿钱疏通，贿赂上司；督、抚、藩、臬等奉召陛见，也要遍行贿赂京中大老。和珅的胃口越来越大，老婆死了，两淮盐政征瑞致送白银二十万两，和珅嫌少，开口就是四十万！四十万是什么概念？这个数字相当于国家每年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一，说起来准让你吓一跳。
乾隆的胃口比和珅大得多，他的贪求群臣贡献，已成为败坏吏治的首要之害。不过，太上皇在接受臣工一年数次的价值白银数万两，以至数十万两的贡物时，却说什么这不过是取“野人献芹”的古意，以联络上下之情；而臣下明明献媚太上皇以固宠，却说是奴才对主子的一片孝心，一腔血诚。
乾隆与和珅刻剥地方大吏，督抚藩臬则取之于州县，直接“亲民”的牧令们便把手伸向无告的羔羊——驯服的百姓身上，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正好借此再分润点余膏呢。偶尔有一二强梁者上控，官司落到上蜂手里，因为自己屁股底下也不干净，有谁还想彻底查办，为民伸冤？州县熟知百姓之伎俩不过如此，百姓也明白上告必不能自直，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造反！
湘黔苗民起义还没有镇压下去，盛大的传位大典刚刚落下帷幕，白莲教大起义便如同燎原烈火，在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迅速蔓延开来。平静了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原地区再次爆发强烈的政治地震，长期紧张的各种社会矛盾所蓄积的巨大能量，终于在清帝国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喷涌出来。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乾隆盛世”掩盖下的各种黑暗、丑恶的现象被无情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国内的烦心事已令太上皇应接不暇，再加上对帝国日益逼近的来自西洋的威胁，其严重性也许乾隆比谁都更明白。
而太上皇乾隆既要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就必须直接面对这一切冷峻严酷的现实。然而，他在部署扑灭教匪叛乱的同时，还能再做些什么从根本上革除流弊的“大事”呢？退一步讲，即使他想使已积重难返的社会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那也如同他的衰老之躯能返老还童一样，不过是个神话。
太上皇应该作的事确实太多了，但他在三年“训政”时期，除了游宴颐养之外，所作的两件“大事”只有“望捷”和“祈雨”而已。他在继续粉饰，不愿让天下臣民在紫禁城辉煌的落日余辉之外，再看到不祥的硝烟。
有“二皇帝”之称、太上皇的第一宠臣和珅所作的首要大事是帮助太上皇粉饰。封疆大吏们，特别是川、楚、陕、豫、甘五省镇压教匪叛乱的领兵将领及当地督抚提镇，向太上皇密折奏事，要同时录一个“副封”（即副本）给和珅。更为严重的是，此时众望所归的阿桂已然病故，和珅高踞首席军机大臣之位，更加胆大妄为，他把军前将领奏报军事不利的密折扣压下来，以免搅扰太上皇安泰怡然的心境。太上皇已不能像以往那样及时地获得足够的准确信息，因而应变能力急剧下降。和珅似乎还算不得什么机心深远的巨奸大滑，他几乎用全副精力去周旋太上皇，对日益迫近的杀身破家之祸并未事先做出切实的防范。
有“皇帝”名号的嘉庆则事无巨细“唯皇爷处分”。这个近不惑之年的皇帝对乾隆季年的种种痼疾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不过，他深知还不到自己当家作主、大刀阔斧改革时弊的时候。时下自己该做的是，规规矩矩聆听太上皇训谕，洒洒脱脱陪伴太上皇游宴，沉默忍耐，甚至对和珅也要忍让三分。嘉庆皇帝正全神贯注于藏锋匿芒，以行韬晦之计，他怎么肯向太上皇自陈政治的阙失呢？
嘉庆皇帝身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太上皇帝不在其位偏要谋其政，而事实上已没有足够的精力谋其政，窃弄权柄的和珅其意也不在于谋其政。如此一来，偌大的一部国家机器，由于发动机部分近于瘫痪状态，就只能靠着惯性维持着低速运转。
这就是太上皇训政三年零三个月的大清帝国的政治。
极富统治经验的太上皇乾隆对帝国的窘境不能说没有任何感觉，抚今追昔，他也流露出内心深处的愧疚之意。嘉庆元年春天，太上皇帝临幸留下他祖父康熙足迹，也留下昔日辉煌的种种回忆的南苑旧衙门行宫，他凭窗凝望，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脑际，不禁用低沉的语调吟诵着：
十二龄兹八十六，七旬有四此烟光。
春风秋月曾无改，意乐心忧曷有常？
外靖内安思昔咏，歼苗平楚致今忙。
依然书屋凭窗坐，惭愧人称太上皇！
太上皇回忆起自己十二岁那年，随皇祖康熙皇帝来到旧衙门行宫时的各种情景，不禁感慨：时光真快啊，转眼之间已是八十六岁的皤然一老翁了！他继续回忆起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春天驻跸桃花寺行宫时，亦如今日一般凭窗俯眺。时隔二十年了，太上皇依然记忆犹新。那时他正急切盼望着金川之役最后胜利的捷报，但见红旗一点，由远及近，从柳荫中跃动而来，那是将军阿桂平定金川的报捷红旗，顿时整个行宫欢声雷动，这该何等地激动人心啊！可如今呢，仍是桃红柳绿的春天，仍是以焦灼的心情凭窗远眺，可那“歼苗平楚”的报捷红旗何以迟迟不至呢？
“惭愧人称太上皇”！乾隆不禁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御政能力毕竟今不如昔了。”
太上皇帝望眼欲穿的那一点飞红最终也没有映入他的眼帘。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二清晨所写的《望捷》一诗竟成了这位多产诗人的绝笔：
三年师旅开，实数不应猜。
邪教轻由误，官军剿复该。
领兵数观望，残赤不胜灾。
执讯迅获丑，都同逆首来。
第二天，太上皇帝便与人世告别了。
六、太阳升起之时
太上皇帝的去世尽管在意料之中，但“事故”一出，臣民仍然感到很突然。
进入嘉庆三年以后，太上皇的身体并未见有什么异常，元旦照例礼服御太和殿，接受皇帝以下王公百官等的朝贺，随即在重华宫设家宴，皇子、皇孙、皇元孙为老寿星拜年。初六，太上皇就带着子皇帝临幸圆明园去了，以至往年在西苑紫光阁赐宴蒙古王公、回部伯克及外藩各国使臣的活动，改在了圆明园“山高水长”楼前旷地上搭建的大蒙古包内举行了。据几次入宴的朝鲜冬至正使金文淳等所记，太上皇并不显衰老，游宴活动极其靡丽铺张：
十一日，通宫引臣等入就班次，太上皇帝乘黄屋小轿而出，臣等祗迎后，太上皇帝入御蒙古大幕，皇帝西向侍坐，动乐设杂戏。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诣御座前跪，太上皇帝手举御桌上酒盏，使近侍赐臣等。宴迄，太上皇帝乘轿还内，皇帝跟后步行。通官以太上皇帝特旨，引臣等进诣正大光明殿内，俾观左右鳌山。自殿内至槛外，皆铺花纹玉石。
据金文淳记载所谓“鳌山”备极华丽精巧：“则正大光明殿内，东西壁俱有层桌，桌上作五彩蓬莱山之形，岩壑高阔，楼阁层叠，珍禽奇兽，琪树瑶花，杂遝煜煌，不可名状。内设机关，而外牵强索，则仙官姹女，自谷而出，绣幢宝盖，从天而降，扃户自开，人在其中，急滩如泻，帆樯齐动。桌下围以小帐，帐内设乐器，而机栝乍摇，止作如法，其声则俱是笙管丝钟。”
十五日，金文淳等朝鲜使臣再度奉旨赴宴，太上皇帝在正大光明殿就座，皇帝仍西向侍坐，动乐设戏。礼部尚书德明把金文淳等引至御座前，太上皇帝手举御桌上酒盏，使近侍赐酒。这一次，设灯戏于“山高水长”，金文淳记载：“通官引臣等进诣花障子内班，太上皇帝出御山高水长，皇帝如前侍坐，设角觚戏。灯火杂戏，西洋鞦韆，次第设行。炮杖堙火，尤为轰烈，声响如雷，烟焰涨空。”
十九日，朝鲜使臣辞行，“通官引臣等山高水长亭下，太上皇帝出座，皇帝侍坐，德明以特旨即引臣等至御座前，太上皇帝使和珅传言曰：‘你们还归，以平安以过之意，传于国王可也。’臣等叩头，退出班次。宴毕后，太上皇帝入内，礼部官皆退去。宦侍手招通官引臣等随入山高水长阁之内，从后门出，逶迤数三十步，太上皇帝所乘黄屋小轿，载于小船，船上从官，不过四五人，此时日已昏黑，而无烛炬火，但有一人，以火筒从岸前导，明照左右。火筒以土作筒形，外施绘彩，内装火药，节次冲火，光焰烛地。臣等乘小舟从行。观其处地，极为深严。两岸皆夹造山间，或有石筑假山，山亭水阁，合为六所。舟行几一里，始泊岸而下，即‘庆丰图’也。皇帝先已候于此，侍坐如仪”。
在朝鲜使臣眼里，除太上皇“善忘比剧”外，一切均无异于往日。
这一年春寒异常，太上皇仍多次前往玉泉山龙神祠、黑龙潭神祠、广润灵雨祠祈雨。五月十一日，太上皇携嗣皇帝自圆明园启銮巡幸热河。原来准备在避暑山庄度过八十八岁生日后，仍照前例进哨木兰行围，但太上皇以“今年哨内雨水过多，降霜已早”为由，敕谕本年暂停进哨。在敕谕中太上皇还说：“朕已八旬有八，虽复康强，而进哨时亦未能照前马上射兽，不过御看城观阅而已。且教匪将届扑灭，大功尚未告成，京中拴养马匹已于去岁解往军营，今若进哨，不免调取纷繁。”看来太上皇已不能完全抹去无处不在的白莲教大起义的阴影。
然而，八月初，军前主将、四川总督勒保奏报生擒教匪逆首王三槐，太上皇又有些忘乎所以，遂降敕旨铺张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