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葬书》注中解释道：穴土之土应不太软亦不太硬。细腻丰腴，坚实滋润，表面的文理就像刚切开的脂肪，而且鲜亮、脆嫩，光滑得就像切开的美玉一样光泽晶莹。……在解释五色时说道：
“五气行乎地中，金气凝则白，木气凝则青，火赤土黄皆吉，唯水黑则凶，五行以黄为土色，故亦以纯色为吉，又红黄相芜，鲜明者尤美……”
当我们查阅《葬书》及注中所述之吉土原则时，方得知风水师的吉祥土概念，即“坚实细腻如黄豆粉者”原来是从《葬书》中引申出来的。《葬书》亦提出了判断土壤凶土的标准：
“夫干如聚粟，湿如肉（腐肉），水泉砂砾，皆为凶宅”。
由此，我们可推知像一堆干燥的粟粒或一块腐肉的土不吉，因为其结构松软不坚实。像岸边砂砾一样粗糙的土因其结构松散不细腻紧密，亦不吉。
风水中有关土质的原则如下：只有细密、结构坚实的自然土才能保存住吉祥的生气。从而通过保护基址不受外界气温、水分的干扰以通畅地传递生气。如果穴土软（不坚实、粗或湿），则不可能藏聚生气反而会让生气外溢流散。穴土潮湿，地下水丰富的土地被公认为最差的建筑用地，因为按风水原则，生气在水中既不能传送，亦不能贮存。这种土如果用做墓地只能使能骸骨变黑或促使其迅速腐烂。《葬书》中有关穴土的这些风水原则已成为后辈风水师论述土质的基础。（韩国）黄日淳：《风水地理学概要》。风水中的土可划分为两组：吉祥的生土和不吉祥的死土。该书认为生土就是从未被挖过的原始土。意思是说甚至风成土或流水沉积土都不能称作生土。此观点仍根基于《葬书》中的吉祥土概念。死土为经外力作用沉积而成或曾经被挖过的土。生土在地面下一定深度可以保持恒温，意味其不受地面温度的影响。不管怎样，据说死土（凶土）无论位于地面下多深都会受到地面温度的影响。而且易于渗水。因此，这种地方雨季潮湿，夏季灼热，旱季干燥，冬季寒冷。这种土质条件很明显会加速穴中尸骨的腐烂。人们希望尸体上的血肉迅速腐烂溃散，而骸骨经久不朽。并就把它们保存完好以便保佑子孙后代兴旺发达。因此，要求穴土细腻坚实（或生土），能避免外界气温和水分对葬穴的干扰从而使贮尸环境恒久不变。
这里所说的土壤，并不是用于农业耕种的土壤，而是指“龙穴”所处明堂的基地土壤，亦即建筑的基地。在古代，择地定穴位后。为慎重起见，要开挖探井验土，这个探井就称为金井。验土以“土细而不松，油润而不燥，鲜明而不暗”为佳，深浅度数，随地酌定。挖下去浮土已尽，土色已变，或五色咸备，或红黄滋润，便认为是得到地气，才确定为建筑使用之地。这是风水中的“辨土法”。《相宅经纂》卷三“阳基辨土法”说：
“于基址中掘地，周围阔一尺二寸，深亦如之。将原土筛细，复还境内以平满为度，不可按实，过一夜，次早起看，若气旺，则土拱起，气衰，则凹而凶。”
考虑到土壤结构对建筑的承载力，古人还总结出了称土法，《相宅经》卷三“称土法”：
“取土一块，四面方一寸称之，重九两以上为吉地，五、七两为中等，三四两凶地。或用斗量土。土击碎量平斗口，称之，每斗以十斤为上等，八九斤中等。七八斤下等。”
有风水书也讲到称土法为“入土实一斗，称之，六七斤为凶。八九斤吉，十斤以上大吉”。以此来推断土壤的密实性和地基承载力。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气候多变，土壤多种。按土壤的机械组成，土壤大致可分为砂土类、壤土类、粘土类三种，它们的含水量和耐压性均有差异。要透彻了解土壤的性质，还要对土壤的形成和结构作一简要介绍。
我们常见的土壤是坚固的岩石在持续不断的风化作用下形成的大小悬殊的颗粒。经过不同的移动方式，在各种自然环境中生成的沉积物。它是由颗粒（固相）、水（液相）和气（汽相）所组成三相体系。不同土壤的三相组成不一，因而在土的轻重、松密、干湿、软硬等一系列物理性质和状态上有不同的反映。这些物理性质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力学性质和工程特性。土的三相组成比例关系，决定了土粒比重、含水量、孔隙率等的大小，这些指标是判定地基工程特性的重要参数。一般说来，土壤比重（单位体积的重量）越大，孔隙率越小，就越密实，承载能力就越大，适宜做建筑地基。对同一种土壤来说。含水率越高，承载力就越小。土粒的比重决定于土的矿物成分，它的数值一般为2．6～2．8，砂土和粘土比重在其范围之内；而有机质土为2．4～2．5，这类土含有大量的动植物腐殖质，颜色暗黑，土质过软；而泥炭土的比重就更低了，仅为1．5～1．8。后两类均不能作为建筑的地基。风水中说的斗土六七斤的凶，土大概就是有机质土了。而八九斤的吉土，可相当于砂土或粘土，十斤以上的大吉土，相当于密实的碎石土了。古人辨土石主要用于阳基的选择。风水认为，凡土要细腻可凿，土要坚实难锄。石刚燥，土松散则不吉。土的颜色以红黄为上，青次之，黑为下。
古人以为，人和水土、五行生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吕氏春秋》以为水之五味应人之五种状况；《孔子家语》把人的性格形象同土质联系在一起，认为“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胖，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有人还将人的性格与土壤地气的五行联系起来。以为“木气人勇，金气人刚，火气人强而燥，土气人智而宽，水气人急而贼”（俱见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论堪舆”）。
由于人们相信人与水土、五行之间存在着联系，因此就试图探究水土对人的命运的影响。水是五行之最微者，土是五行之最著者。土居五行之中，对水、火、木、金具有支配作用。人们探究水土对人的命运的影响，而独独看重土（即地），就是因为土在五行中的非常作用。了解了这点，就比较容易理解古人为什么称堪舆为风水了。
土的质地又决定了水的性状。《周易》有巽、坎、涣三卦。巽为风、坎为水，巽上坎下合而为涣卦，涣卦的基本意义就是风行水上，故有风行水上谓之涣之说。所以，风行水上就有了趋吉避凶，消灾解祸的意思。而传统的风水术正是根据地理地貌的风与水的走向达到这一目的。晋代的郭璞对风水却有另一种解释，他说：“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见《葬经》）。郭璞以为地有地脉地气（即生气），它乘风则散，遇水则止，所谓的风水术，就是依据“气”与风、水的关系，使之聚而不散，行而能止。郭璞是中国古代的术数大师，他的观点对后世的风水术影响甚大。
方向与风水罗盘
一、辨方、正位，时空测量与文明的关系
人如果生活在方向不明，时间（一天之中黑夜与白天，和一年之中春夏秋冬，以及十二年一小循环，六十年一大循环）不清楚的时代，则人处于蒙昧时代。
《周髀算经》：“凡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日影），日入复识其晷，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中折之表者，正南北也。”
日入与日出时，直竿投影的地点，两点之间的方向就是正东西向。正东为卯，正西为酉。立竿测影后来就发展成为圭表与日晷。日出的卯时（早上6点前后），日入为酉时（下午6前后），子夜为子时（24时前后），正北；正午为午时（中午12时前后）正南。
中国古人的干支，既是方向又是时间，时空结合，这是风水观念区别于西方时空座标的一大特征。
文明之始，应当不仅有文字的出现。文明的标志，应当是和测方向与测时间相联系的活动。因此，中国古代把“辨正方位，体国经纬，为民立极”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在中国古代，测时间与方向的科学中，中华民族也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二、日圭法测向与测日影、时间
中国古代出于对居住本能的需求，住屋营造自古就有了用日光测向的方法，使住屋在采光取暖方面符合向阳背阴的原则，在适应气象方面多采取避风方向，在选择地形方面，又多是靠山面水，山上也取向阳山坡。如约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坐落在渭河的一条支流沪河阶地上，依山傍水，建筑物门多向南。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辨方的方法有了改进。《诗·大雅·公刘》是一篇歌颂周文王第十二世祖先公刘功绩的作品，诗中有“既景乃冈，相其阴阳”的诗句，意思是公刘在一个山冈上立物测影，以定方向，这就是说，大约在公元前15世纪末周代已能立表定向。
立竿见影的定向方法，具体记载最早见于《周礼》中。《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有大司徒用土圭“测土深，正日景（影）”之说。《周礼·考工记·匠人篇》中有“匠人建国，水地以悬，置橥以悬，胝为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这段话的意思是，用绳悬重物，使木竿垂直于水平地面，然后以竿为圆心作圆，日入与日出时竿投于地面的日影穹圆周相交成两点，这两点连线就为正东西方向，然后参考正午时竿的投影，或者夜晚北极星的方向用以校正。这种方法，在《周骸算经》中也有记载。所以，自古到今，辨方之法不断改进，从立竿见影到商周之时的土圭辨时，而后日渐精密，出现了圭表、日晷等仪器。这一系统的测向方法，简便准确，古代一直沿用。
三、指南针与罗盘
指南针的发明与应用，与中国古代精确的“辨方正位”的活动有关。中国古代不仅最早发明了磁化的钢铁，使之指示南北方向，也发现了磁偏角（地磁子午线与地理子午线之间的夹角）和磁倾角（地磁体与地平面之间的倾斜角）。这些都是世界的首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传说黄帝造指南针，但已不可考。史载周成王时，越裳氏来朝，因迷其归路，周公做指南车以送之。现在已确知指南车系有一套能自动调整的齿轮系统，当车子移动转向时，方向标仍指向原来的方向。这和磁极的方向无关。可见，指南车并非指南针。
据文献记载，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利用地磁来测定方向了。《韩非子·有度篇》说：“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东汉初年王充在《论衡·是应篇》中说：“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杓即以磁石仿北斗星磨制成匙状的磁体；柢是匙柄；地是占卜盘的地盘，可见司南是一种磁性指南仪器。指南车机构复原图这里已有后世罗盘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指极磁体与方位盘，可以说这是磁罗盘的萌芽或早期形式。司南的形制与汉代式有相似之处。
指南针与方位盘配合装置，就产生了最初的罗盘。关于罗盘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宋曾三异所撰的《闲话录》中，书中谈到“地螺”，即罗盘。罗盘方位盘的分度法源于汉代的地盘，八干，四维，十二支，以二十四向为基本方位。所不同的是，汉地盘为方形，而罗盘的盘体则发展为圆形。罗盘的发明，是传统的辨方正位方法上的一次变革。
北宋庆历元年（1041年）堪舆家杨惟德著《茔原总录》，已谈到用磁针定向的事，他写道：“客针取向，宜匡四正以无差，当取两午针。于其正处中而格之，取方直之正也。”40多年以后，北宋科学家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中详细地介绍了指南针的制造方法和磁偏角。他说：“方家（风水师一于注）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按此记述，我们可得到两条线索：一是指南针是借天然磁石和钢针的摩擦来传磁的，二是发现了磁偏角。古人出于风水活动的需要，从“辨方正位”的长期探索中，直接引出了指南针的发明应用，引出了磁偏角的发现，在人类历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日影辨方法几乎平行发展的是地磁辨方法，指南针的发明，在中国传说中是很早的。公元前3世纪战国时代，《吕氏春秋》上有“磁石召铁”的话，可见当时中国人已知道磁能吸铁。《韩非子》中记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说明当时已发现了磁石的指极性。司南是用天然磁石制成，样子像一只勺，底圆，可以在平滑的盘体上自由旋转，等它静止时，勺柄就会指向南方。东汉的王充在他的《论衡》中也记载到“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这里的“地”，是指汉代占卜术士用的方形地盘，地盘四周刻有八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和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加上四维（乾、坤、巽、艮）共二十四向，以等分角罗列；用来配合司南定向。
由于司南是天然磁石琢磨而成的，磁性弱，和地盘接触时摩擦力大，效果不好，所以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到了宋代，人们利用磁石对钢针进行人工磁化，发明了指南针，这是对利用天然磁石制造磁体的一次“革命”。人们从圭表或日晷的地理子午观测比较指南针的南北极向，那么磁偏角的发现，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