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地理思想的差异及中国古代
风水地理的特点
中国古代有独特的地理学理论与成就，西方科学家称之为“东方文化生态”。其中“天人合一”的地理观；天、地、生、人各系统之间的整体、有机观体现了中国古代风水地理学的特点。深入发掘中国古代风水地理学思想，对当今建立开放、复杂的地理巨系统有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是一个具有独立文化系统与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在近代世界文化大规模交流融合之前，中国传统的科学与文化，包括科学之母的地理学在内，走的是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古代的地理学从理论体系、科学思想和某些研究方法上，都与渊源于西方的地理学，有着明显的区别。
一般都承认，中国传统的科学与文化，是以阴阳五行作为骨架的。阴阳消长、五行生克的思想，迷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体系，也无法了解到中国古代的风水与建筑选址。
而且，虽说在长达3000多年有文字可考的中国历史中，中华文化同外来文化有着长期的接触，并经历了几次规模较大的冲突与调和，但是，中国文化固有的特质和方向，基本的骨架和面目，却未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更未出现过毁灭性的中断。这一点，说来像是一个奇迹。正是这一世界文化发展史中的特异现象，永远蕴含着迷人的魅力，经常拨动着人们的探索心弦。
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自东汉以后，直至南宋，是印度文化传入中国并同中华文化相融合的时期，中间经过了格义、冲突和调和诸阶段，而后有了宋明理学。自元代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文化逐步东来，直至清末和“五四”运动，中华文化又吸收了许多西洋文化，完成了又一次中外文化的融合。但是不管这些外来文化如何精巧博辩，如何新奇窈眇，在中国这方古老大地上的古老文化里，成为骨架的，仍然是固有的纯粹中国式的阴阳和五行。
中国古代的地理学研究，在世界上有着极其光辉的成就。这表现在约6000年前，先民已能确定东西南北的方向，选择环境、规划布局居住区在利用地形、水系、注意安全等方面已很合理。至4000多年前，先哲根据鸟、火、虚、昴四宿星的观察，确定了一年为366天和四季。当时的人们用气候引起生物活动的规律来确定自然历法。用生物生长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气候季节，并进而安排农业生产。《夏小正》一书即对当时物候知识的总结。此后，《山海经》、《禹贡》、司马迁的《货殖列传》、郦道元的《水经注》都是中国古代地理研究的杰作。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是2100多年前绘制的有比例、有与现代等高线相似的山形闭合线，既准确又有立体投影感的独特地图。公元724年僧一行等人主持了世界第一次子午线长度测量。公元17世纪徐霞客（弘祖）集中国古代地理研究之大成，开近代地理研究之先河，只可惜由于历史悲剧，这一创新的萌芽一时后继无人。
20世纪20年代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及地理学传入中国。此后，对中国古代地理成就大都借助西学方法来整理研究，凡与西方传统学术概念相抵悟的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地理思想在内，往往被轻蔑，甚至被嗤之为“迷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模糊数学”、“耗散结构”、“环境生态学”等出现，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获得了变革与重大发展。在这一形势之下探讨中国古代“究天人之际”的地理研究方向，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古代东、西方的地理学思想是有明显差异的。这正如当代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里戈津（I·Prigogine）总结的那样：“西方的科学家和学术家习惯于从分析的角度和个体的关系来研究现实。而当代演化发展的一个难题，恰恰是如何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多样性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主任怀博（KepteenE·Webb）和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杨吾扬合著的《古代中西地理学思想源流新论》一文认为：“希腊、罗马的地理学在哲学上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影响很大，归纳法和演绎法得到广泛应用。”又说：“中国先秦及以后历代地理学也吸收了《易经》、《内经》等自然哲学……使地理现象增加了条理性和关联性，效果良好，可惜近代已不复应用。”《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在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戈津《从混饨到有序》一书撰写前言“科学和变化”时说：“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部分。”西方的地理学从分析的角度，用抽象为各部门、各地区的办法来研究地表的状况。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司马迁为代表，则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有机性来认识天、地、生、人的关系。
东、西方地理科学思想的这一基本差异为世界上不少学者所共识。19世纪英国的伊待尔（Emest·J·Eitel）比较了东、西方的科学思想之后认为，中国的传统科学思想是“—种精神生命的金带，运动于所有存在的物体之中，并把它们联结为一体。”笔者1991年3月在莫斯科大学讲学期间，课余讨论时，莫斯科大学汉学家拉平娜教授等称中国传统的科学（包括科学之母的地理学在内）是“活的科学”，用以区别渊源于古希腊抽象与分析的西方科学。她认为东、西方的地理学早先分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东方古代的地理科学很少被介绍到国际的学术界，可以说是鲜为西方世人所知，这是迫切需要补救的。
原苏联欧洲科学院院士、东方民族研究所的克留克夫教授也说：“只有东、西方科学的结合，才是当代全面的科学。”他对笔者说：“您在演讲中，用中国古代地理思想关于山、水结构图式，展示出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在依山畔水的城址选择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见其间必然有符合客观规律的奥秘。当前应当大力发掘中国古代传统的地理学原理，这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此后该院院长缅列克谢多夫教授建议北京大学校长，就此立项进行国际合作研究。
近几年来，原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大力提倡“建立现代地理科学系统”，号召要研究“天、地、生、人的相互关系”，提出“地理科学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些精辟的见解，揭示了现代地理科学应走把握整体，从细致分科到在更高层次上向综合化回归的研究道路。这是当前地理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在更高阶段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传统。
西方的自然科学是以拆零为技巧，微观分析的定量的研究，这种研究必须把宇宙分割成互不相关的各种科学领域，它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肢解了宇宙的整体性而在一些方面显示不足。现代的自然科学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卡普拉在他的《物理学之道》中说：“东方哲学的有机的、生态的世界观无疑是它们最近在西方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我们西方的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机械的局部的世界观。越来越多的人把这看成是我们社会广为扩散的不满的根本原因。有许多人转向东方式的解放道路而向《易经》求教。”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量子力学的奠基人玻尔则发现物质的原子结构和太极八卦非常相似，从而对《易经》表示赞赏。所以《易经》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为了获得解释《易经》的科学基础，我们还必须向西方人学习条分理析的精确的自然科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谈艺录》第1页）。宇宙和人类本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
易经概说
《易经》相传为伏羲、文王和孔子所作，它以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这八卦，象征世界的结构，代表天、地、雪、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并根据这八种自然现象顺序的变化，用阴阳两种对立势力的互相消长和互相作用来说明万物的形成和变化。
据西安周易研究会高银鹤先生研究，《易》为群经之首，是灿烂东方文化的源泉，其道至大，无所不包；冯友兰先生称其为“宇宙代数学”并不过分。《周易》是占筮之书，离开这个根本就无从言《易》。
从《易》的观点看，“天下万事万物，莫不有其定数”。用现代的话来说：“任何事物都是按一定的相似规律在运行。”哈肯教授在研究协同理论时已经明确地得出这种结论：自然科学的规律比较直观，通过实验就可摸清来龙去脉。社会科学也有其普遍的规律，没有规律就不称其为科学。这种规律的各种制约因素较多。现代的信息论、控制论、未来学、预测学等边缘科学，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但研究方法仍然按传统的模式，要在大量的资料占有基础上去推断事物的发展动向。而对突发性的变化则无能为力。例如预测一次合作项目的成功率，从现有资料看各个因素都有把握；但由于出现了突发性的战争而使这次合作没有成功。现代科学无法判断这种意外因素。《易》的占卜本能，是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方法推算、演释、测定过去和未来的信息动向。其法虽近玄学，但不是寄托在鬼神的意志上，纯理性主义者称这是“迷信”，还要加“封建”二字，殊不知人类应用占筮的时候还没有封建社会呢！
凡是能建立数理模型的知识，它一定是科学的。占筮本身就是一种极为严密的数理模型。《易经》理论用于指导自然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古、今、中、外尽人皆知，从天文、地理、历法、医药、营造、舟车、武术、兵法，直到罗经、地动仪、圆周率、相对论、电子计算机各个方面到处都闪烁着《易》理的光辉。
总之，古人认为《周易》关于乾坤、阴阳的理论，不但适用于自然界，而且适用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生活。古人把《周易》的阴阳五行学说贯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运用《周易》的阴阳五行思想，来指导和安排社会政治生活；运用《周易》的阴阳五行思想来指导和推动社会生产。《周易》的阴阳五行学说，一方面，作为一种天道运行规律的反映，有其自然科学的基础，具有合理的因素和成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世界图式，体现了东方科学的思维方式。
《周易》是中国传统科学文化思想的精神支柱。《周易》里的卜传，经后人考订，实出于孔子之后。但上下二篇的《周易》本文则不失为孔子以前的一部古书。这本来是上古占卜人事吉凶用的书，但中国后代的人生哲学欲由此渊源。要占卜人事凶吉，就要包容人生万事的实际。《易经》的卦象欲用几个极简单、抽象、空灵的符号，来代表着天地人生间，从自然界到人事活动的种种复杂情形。而且就在这几个极简单、极抽象、极空灵的符号上面，我国的先人即把握到宇宙人生之内秘的中心，而用来指示人类各方面避凶趋吉的条理。这可以说，《易》博大精深，充分显示出古人概括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无穷智慧与艺术天才。因此，《易》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部深入人生事理的哲学书，同时也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文学或艺术作品。《易》所代表的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艺术既注重实际，同时又超脱一切束缚，用抽象和空灵渊微的方法直入深处。它体现了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文化的一种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