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人戴着钢边眼镜，衣服上满是灰尘，坐在路旁。河上有座浮桥，又是大车，又是载重汽车，以及男人、女人和孩子正从桥上走过。骡拉的大车蹒跚地从桥头往陡峭的河岸上爬，士兵们帮着推车轱辘。载重汽车迂回着超过了所有的这一切。而农民们还在没脚的尘土中行走着。但是这位老人却坐在那儿动也不动。他实在是太疲倦了，不能往前走了。
我的任务是穿过桥到河对岸，侦察敌军已推进到了什么地方。任务完成后我又回到桥这边来。现在桥上只有不多的几辆大车和少数步行的人了，可是这位老人还是坐在那儿。
“你从哪儿来的？”我问他。
“从圣·卡罗斯来。”他一面说，一面露出微笑。
那儿是他的故乡，所以一提起就使他快活，他笑了。
“我是照看家畜的。”他解释说。
“哦。”我说，我并没有完全听明白。
“是啊，”他说，“我留下来照看家畜。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罗斯的人。”
他看起来不像一个牧羊人，也不像一个看牲口的，我看了看他那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和他那张风尘仆仆的灰脸，以及他的钢边眼镜，我说：“一批什么家畜？”
“各种各样的家畜，”他说，摇摇他的头。“我不得不离开它们。”
我注视着桥，和那块像非洲土地似的哀勃罗河三角洲，估摸着还有多久能看到敌人，而且静候着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开始时的喧闹，而这位老人还是坐在那儿。
“一批什么家畜？”我问。
“一共三只，”他解释说，“两头山羊和一只猫，此外还有四对鸽子。”
“你一定得离开它们吗？”我问。
“对。就是因为炮火。队长叫我走开，就是为了炮火。”
“你没有家吗？”我问，望着桥头远处，那儿有最后几辆大车从河岸的斜坡上冲下来。
“没有，”他说，“我只有说的那些家畜。猫当然没有问题。猫是会照顾自己的，但是我不能想象别的家畜会成个什么样子。”
“你是什么政党的？”我问。
“我没有什么政党，”他说，“我活了七十六岁。如今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了，我现在再也不能往远走了。”
“这儿可不是停下来的好地方，”我说，“要是你能走，到陶杜沙的岔路上，有载重汽车。”
“我要等一会儿，”他说，“过后我再走。这些载重汽车是到什么地方去的？”
“到巴塞罗纳的。”我告诉他。
“那儿我没有熟人，”他说，“但是我十分感谢你。再次谢谢你。”
他望着我茫然而又疲乏，为了向他人分散自己的忧虑，于是他说：“那只猫是没问题的，我敢肯定。对于猫没有担心的必要。可是别的，现在你想它们会怎么样？”
“啊，它们也许会平安度过的。”
“你这样想吗？”
“是啊！”我说，注视着远远的河岸，那里现在已经没有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面它们会干什么呢？我是因为炮火才叫离开的。”
“你没有锁上鸽棚的门吗？”我问。
“是的。”
“那它们会飞的。”
“是呀，它们一定会飞的。可是另外的那些，最好不要想那些另外的。”他说。
“要是你休息好了我要走了，”我催促着，“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便站起来，身体左右摇晃着，接着又往后面尘土中坐了下去。
“我是照看家畜的，”他无精打采地说着，但不再是对着我了。“我只是照看家畜的。”
对于他已经没有什么事儿可做了。这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而法西斯分子正向哀勃罗推进着。这是个漫天灰色的日子，云层很低，所以他们的飞机无法起飞。这点以及猫懂得照顾自己，就是这位老人所能有的好运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