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玄当皇帝后，改元为更始元年，并封了一大批官员，封刘縯为大司徒，封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农民起义联军建立了“更始”政权后一个月，刘秀与诸将分兵而进，攻下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县）、郾城（今河南郾城县），包围了宛城（今河南南阳市）。
绿林军不断胜利，引起王莽的极大恐慌。他立即征调了全国兵力42万人，号称百万大军，由王邑、王寻两员大将率领向宛城进发，围困昆阳。
面对王莽军队的进攻，刘秀的将领见敌多势盛，不敢作战，都跑回昆阳城中，都想各自回本土自保。对于是否能守住昆阳城，起义军将领意见颇不统一。外有敌军压境，内部军心浮动，形势十分危急。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刘秀表现出大智大勇的军事才能。他力排众议，冷静分析，主张集中兵力坚守昆阳，争取其他外援夹击敌军。
他说：“现在来敌强大，并力抗敌，还有打胜的希望，要是分散，必然被消灭。而且宛城还没攻下，来不了救兵，昆阳一失，一天之内，各军也就全都覆灭。”刘秀又向大家讲了他的主张和具体要求，结果将领们一致同意。
当时昆阳城中只有八九千人，刘秀留下王凤、王常守城，趁着敌军尚未合围，刘秀只带13名骑兵从南门突围，到郾城和定陵去调集援军。
刘秀到郾县、定陵一带，把那里的军队全部集合起来救援昆阳。当时许多将领们舍不得财物，要求留一部分兵力看守。刘秀说：“现在我们的目的是打败敌人，如果被敌人打败了，脑袋都保不住，财物还有什么用？”于是把全部军队都带到了昆阳。
刘秀亲率步兵、骑兵一千余人，在距敌军四五里的地方摆下阵来。王邑、王寻派数千人前来交战，刘秀身先士卒，率军冲入敌阵，大败敌军，首战告捷。士气为之稍振。将领们都非常高兴，都准备继续前进。这时，绿林军已攻下宛城，但消息还没有传到昆阳，刘秀并不知道。
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瓦解敌军，刘秀决定诈慌敌人，他派人拿着他亲笔写的“宛下兵到”的书信送往昆阳城中，故意把这封信丢在路上。王寻、王邑拣到信看后，以为宛城的增兵已到，心中十分恐惧。
刘秀继续率军前进，结果敌军连连败退，杀敌近千人，士气大振。刘秀于是率领三千敢死队，从城西直冲敌军的中军地带，昆阳内外的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王邑、王寻轻敌守营，结果大败，落荒而逃。
昆阳一战，使王莽政权受到了沉重地打击，王莽为之坐立不安，忧懑不食。同年九月，起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推翻新政。
在整个对王莽的战争中，刘秀有勇有谋，指挥若定，表现出智勇双全、凛然不可侵犯的大将风度，为王莽政权的覆灭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刘秀在起义军中的威望。
随着刘縯、刘秀兄弟的威名日益扩大，新市、平林军的将领们心中不安，劝刘玄除掉他们。而刘縯手下的人对刘玄当皇帝一开始就不服，公开拒绝刘玄的任命，飞扬跋扈。刘玄担心刘秀兄弟影响他在更始政权中的地位，于是与农民将领共谋，把刘縯与其部下一同杀害。
刘縯的死，对刘秀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刘秀表现出遇大事而沉着冷静的胸怀与气度。刘秀赶紧回到宛城请罪。当刘縯部下的官吏去迎接他，慰问他，他只是寒暄几句，表示过错在自己，不与来人私下交谈，不讲昆阳的战功，不为哥哥服丧，饮食言笑与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刘玄见刘秀没有反对自己的意思，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而刘秀每当独居，总是不喝酒、不吃肉，以此寄托哀伤。
但刘秀明白，尽管暂时消除了刘玄等人的猜忌与疑虑，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避开险恶的环境，寻求更大的发展，刘秀一方面隐忍韬晦，同时暗中扩大势力和影响。
更始元年九月，刘玄的军队相继占领了长安和洛阳。刘玄准备以洛阳为皇都，命刘秀前往修整官府。
刘秀到任后，严肃整顿，他安排僚属，下达文书，对所有官吏的装束服饰，全都恢复汉朝旧制，非常庄重威严。
更始元年十月，刘秀奉更始帝刘玄的命令，以破虏将军兼大司马的名义出使河北，稳定那里的局势。这时的河北形势十分复杂并且不稳定，刘秀虽然希望早日摆脱更始政权的限制，但也对在河北的发展信心不足。这时，冯异、邓禹等的建议，使他坚定了信心。
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处，就考察官吏，按其能力升降去取；平反冤狱，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吏名称。当地的官民皆欢喜，非常敬重刘秀，争相持酒肉慰劳，刘秀一律不接受。
这时，河北的王郎谎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利用河北地区一些豪强地主为确保自身利益而排挤刘秀的心理，在邯郸建立了一个新的割据政权。王郎悬赏10万户通缉刘秀，刘秀几经逃难，最终在河北站稳了脚跟。
同年四月，刘秀亲自率大军包围了邯郸。王郎军被消灭，王郎也被杀死于逃跑途中。这样，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基本上为刘秀所有，河北成为他脱离更始政权、创建统一大业的重要基地。
平定王郎后，刘秀发现官吏与王郎勾结一起的材料有几千份，这使许多人惶恐不安。刘秀一律不看，把王郎的官吏召集起来，当面一大把火烧掉。他说：这样做是“令心怀不安的人放心”。 刘秀在河北的影响引起了更始帝的不安，为了削弱他的影响，夺回他的权力。刘玄派使节赶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并命令刘秀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与有功的将领赶回长安去。刘秀明了这一意图，便以“河北未平”为理由拒绝应征去长安。从此，刘秀与刘玄的矛盾开始公开化。
更始三年秋，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刘秀调集各郡兵力，先后在馆陶（今山东馆陶县）、薄阳（在今湖北省满城县）等地击败并收编了铜马、高湖、重连等农民起义军。
这个时候，以樊崇、逢安、徐宣等人为首的赤眉军，正迅猛地向长安进兵。刘秀感到争夺天下的时机即将到来，他一面派将军邓禹率精兵2万向关中一带进发，相机行事，同时选定北据太行山、南临黄河、地势险要、财物富实的河内郡（治怀县，在今河南武涉县）作为进取中原的立足点，巩固自己。
刘秀先用文武兼备的寇恂任河内太守，冠以“行大将军事”的御号。让他保证军粮供应，训练士兵和战马，阻挡外面的军队。刘秀又在孟津（今孟县以南）部署重兵，时时窥视洛阳。
一切准备就绪后，刘秀又带领一支军队回到冀中、冀北一带。当时许多将领纷纷给刘秀上尊号，要他称皇帝，刘秀一律拒绝。
将军耿纯对刘秀说：“将领们离开亲人和家乡，跟从您出生入死，目的就是实现封官拜爵的愿望。现在您迟迟拖延，违备大家的心愿。恐怕他们会产生离去的想法。”至此，刘秀相信了将领们要他当皇帝是出于个人利益，并非是假的。
冯异是当时刘秀最亲密的人，自从刘秀任司隶校尉以来，他一直在身边，陪同和照顾刘秀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经常劝刘秀做争夺天下的思想准备。刘秀到高县后，把冯异从洛阳前线召回，向他询问天下的形势。
冯异对刘秀说：“更始皇帝的败局已定，考虑宗庙社稷的问题就在大王你了。应当听从众人的主张。”这坚定了刘秀称帝的决心。
这样，刘秀于六月己末日筑起坛台登台告天地群神，当了皇帝，改这年为建武元年。
感悟做人智慧
宽厚和忍耐是一个人心性修养的体现，表面上宽厚和忍耐是软弱和无能的表现，实则是一种大智慧，这种智慧体现了做人的深度和广度，是一种超脱于凡人之外的灵性。
4.谨慎于微施于不报
【原文】谢事当谢于正盛之时，居身宜居于独后之地，谨德须谨于至微之事，施恩务施于不报之人。
【释义】如果你要退隐，最好选择事业正兴盛的时刻，如果你要安身立命，最好站在众人的后面。如果你要谨言慎行，那么就要从小事做起，如果你想要帮助别人，最好帮助那些没有能力回报你的人。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成立后，便开始对抗太平军。起初，失败的战例远远超过胜仗。每失败一次，对曾国藩来讲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面对失败的痛苦和其他方面的压力，曾国藩一次次想要自杀，结果都被手下拦住。
曾国藩只有总结一次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最后得出结论，只有谨慎作战，才会增加打胜仗的几率。果不其然，在曾国藩行事变得越来越谨慎的同时，湘军打胜仗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公开的。
清、勤、忠等都是官场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样很重要。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谨慎的人，这从他每日检点自身的习惯中可以看出。虽是如此，然而身在官场，不同于平日在家与周围的人打交道那么简单。初入官场，曾国藩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而是处处争强，时时果敢，吃了不少亏。待的时间久了，曾国藩渐渐发现了官场的黑暗，善于总结的他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不再以敢、强标榜自己了，而是将其掩藏在内心中。
曾国藩对“慎”有深刻的理解，并且有专门的阐述。在《书赠仲弟六则》中，他如此陈述：
古人曰钦、曰敬、曰谨、曰虔恭、曰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作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
为官生涯中，曾国藩仔细推敲，才有了如此精辟而且终身受用的观点。他说：“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
随着围剿太平军的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权势越来越大，然而曾国藩不以为荣，反为其忧。毕竟官位越高，接触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谈何容易，更何况曾国藩还是一个外权大臣。他日记里总是写到这些，官位越高，权势越重，就越容易招致大祸，因此，曾国藩总是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忧患之中。他总是将事情尽量做得更周全，不要留下缺点或漏洞，以免受到别人的指责，或使一些异己分子抓住把柄不放，导致自己因小失大。
咸丰十一年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并在后来将其中四人处死，另外四人革职。曾国藩心生恐惧，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牵连进去。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曾国藩比较敬重他。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闿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慈禧采取的这一行动无疑让他感到恐惧，当时，王闿运劝他自立，他静观其变，丝毫没有动摇，毕竟，他对清朝是忠心的。
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很谨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是不会对他怎么样的。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大清江山的一道坚固屏障。没有湘军，尽管慈禧太后能够垂帘听政，也不会长久。另外，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拿办了曾国藩，定然会引起各路湘军动荡，力保主帅。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如果真得罪了曾国藩，她也下不了台。那时候，她就要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曾国藩得到如此丰厚的加封，在普通人看来，他应该是受宠若惊、异常兴奋的，但在曾国藩心中，却是矛盾重重。这一年十一月份，他连着给两位弟弟写了两封信。在第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面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又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普天之下，很难找到一件令人感到恰如其分的事情。在后一封信中，曾国藩的心事仿佛更加沉重，他写道：“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慈禧厚待曾国藩，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他同时也明白，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毕竟，自己的权位如日升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
宫廷内的争斗仍然没有停息，慈禧太后野心勃勃。
辛酉政变后，清廷内部权势格局逐渐明朗，那拉氏正式干预政治，开始了垂帘听政，恭亲王主要负责国内大局的调控。由于他接受了很多西方思想，主张改革，并在国内提倡创办洋务，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开展以恭亲王为核心，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沈保桢四人分别在各地创办。
慈禧太后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采用阴谋逼迫恭亲王下台，最终独揽大权。恭亲王的境遇又成了曾国藩的一面镜子，他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纯正的皇亲贵族，然而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不过是一个外权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