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游击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3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包括湖北的黄梅、广济（今武穴市）、蕲春、浠水、黄冈、英山、罗田、麻城、黄安（今红安）、黄陂、孝感、礼山（今大悟）；河南省的商城、潢川、光山、经扶（今新县）、罗山、信阳；安徽省的霍邱、六安、立煌（今金寨）、霍山、舒城、岳西、潜山、太湖、宿松等近30个县。它地势险要，又处于交通要道，东接江淮平原，西挟平汉铁路，北有淮河，南临长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它是南方八省14块游击区中较大的一块游击区，也是保存革命武装力量最多的游击区之一。
1.重组军队，坚持边区斗争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会议决定率红二十五军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由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负责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斗争。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出发西征。自此，鄂豫皖苏区逐渐转变为游击区，红军游击队进入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红二十五军西征后，留在边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不到3000人。而此时，留在边区的国民党正规军56个团、10多个保安团，共17万多人，采用“追堵兼施，合围兜剿”手段，对鄂豫皖边发动第一次大“清剿”。敌军加紧修筑碉堡封锁线，强迫根据地居民“移民并村”，实施连保连坐和经济封锁。
由于敌军残酷的“清剿”，边区各党政机关和红军游击队被压缩在深山中，斗争形势转入低潮。
在皖西活动的高敬亭，并不知省委已率红二十五军转移，还在固守深山，保卫苏区。1935年1月，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皖西道委所在地熊家河。高敬亭率红二一八团杀出重围，2月1日，到达立煌县的抱儿山。就在危急关头，方永乐率领鄂东北独立团，突围来到抱儿山。两支部队成功会合。方永乐、徐成基向高敬亭传达了省委指示。
2月3日，高敬亭在太湖县凉亭坳召开了干部会议，指出在苏区被占领的情况下，应寻找新的立足点。根据省委指示，决定将红二一八团和鄂东北独立团合并，重建二十八军，下辖第八十二师和手枪团，全军1000多人。高敬亭任军政委（未设军长），并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工作。
这次会议的召开与红二十八军的组建，标志着边区又形成了统一领导和指挥，并再次拥有了一支主力红军，是鄂豫皖边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起点。
红二十八军重组不久，国民党立即调兵向凉亭坳一带合围“清剿”。红军立即向霍山方向行动。4月20日，红二十八军连续突破敌人几次堵截后，转移至潜山县的桃岭。他们利用桃岭的地形，伏击了尾追的国民党军九十五旅一九零团，全歼两个营。桃岭战斗的胜利，宣告敌军的第一次“清剿”失败。
桃岭战斗后，蒋介石于4月24日电令“豫鄂皖剿总”，重新部署兵力，对鄂豫皖边区发动第二次“清剿”。
红二十八军虽然取得了某些战斗的胜利，但没有摆脱被动局面，部队仍集中行动；对敌人的“清剿”，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战略战术。
5月7日，红二十八军与红二四六团在霍山县黄尾河会合，高敬亭在此召开会议。鉴于敌人将重点在霍、舒、太、潜发动“清剿”，会议决定留下红二四六团坚持皖西斗争，红二十八军离开鄂豫皖边区，西进桐柏山，相机与红二十五军会合。
5月22日，红二十八军越过平汉铁路离开鄂豫皖边区。他们沿途不断遭到敌人攻击，陷入被动。5月29日，高敬亭在河南泌阳县的五道岭召开干部会议，决定红二十八军重返鄂豫皖边区，坚持斗争。这次会议是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边游击区的转折点，对鄂豫皖边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月初，部队从五道岭东返。东返途中，在随县桃花山、光山县王园、麻城县段水山连战连捷，共歼敌1000余人，敌军的第二次“清剿”行动宣告失败。
2.实现战略转变，顺利开展游击战争
7月2日，红二十八军到达安徽省太湖县店前河，与中共皖西特委、红二四六团、一路游击师会合。高敬亭在店前河主持召开干部会议。会议根据斗争经验，提出了“敌情不明不打，伤亡过大不打，地形不利不打，缴获不多不打”的“四不打”战术原则。店前河会议对鄂豫皖边区游击战争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会后，红二十八军以皖西游击根据地为依托，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他们连续取得花凉亭、唐家湾、青草塥等战斗的胜利，极大地打击了敌军。但此时的红二十八军仍是集中作战。
9月13日晚，高敬亭在潜山县茅山召开会议。鉴于红军集中行动到处受阻，加上高敬亭因病不能随军行动，会议决定红二四四团第二营留在罗山、英山、潜山一带游击并掩护高敬亭及收拢失散人员；方永乐率领主力去潜山、霍山、六安、舒城一带活动。为了方便行动，方永乐将红二十八军分散，展开游击战争，取得了不少胜利。
1936年1月5日，红二十八军各部在湖北蕲春三角山会合。此时，红二十八军深感在近三个月的分散活动中，要比集中行动机动灵活。为及时总结这一经验，高敬亭在三角山主持召开干部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部队以分散活动对付敌人“追剿”的成功经验，制定了“部队继续分散活动、到平原地区去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会后，红二十八军各部分散活动，灵活开展游击战争。
三角山会议彻底实现鄂豫皖边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逐渐使红二十八军摆脱被动局面。
1936年3月，卫立煌调集约49个团的兵力对红军发动第三次“清剿”。为对付国民党军新一轮“清剿”，3月上旬，高敬亭在太湖县柴家山召开会议。会议提出了“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方针，并决定避敌主力，跳出包围圈，到外线作战。
3月中旬，部队分为3路由高敬亭、梁从学、方永乐分别率领，进入预定地区游击。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红二十八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飘忽不定，充分发挥了游击战术的灵活、迅速、突然等特点。到1936年12月，国民党军的“清剿”计划再一次被粉碎。
3.部队遭受重创，顽强渡过难关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军第十、八十三师从鄂豫皖边区西调，由第三十三师到麻城县接防，边区的兵力减少，客观上给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利时机。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取得了啄立山、王通等战斗的大胜利，使红军和游击根据地进一步发展。
1937年5月，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游击区全面发动第四次大“清剿”，重点放在鄂东北。
前三次反“清剿”的胜利，使红二十八军领导人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鄂东北作为重点“清剿”区，高敬亭不但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部署反“清剿”上，反而在鄂东北错误开展“肃反”斗争。红二十八军主力长时间停滞在鄂东北一带，延误了转移时机，被敌包围，仓促迎战，损失惨重。
5月，鄂东北独立团接连遭到敌军的包围。在徒涉礼山县的两义河时，正值大雨，山洪暴发，部队被冲散。除30余人突围成功，其余全部壮烈牺牲。与此同时，鄂东北道委机关和直属队也遭到重创。6月中旬，鄂东北道委重组鄂东北独立团，在黄安、麻城、罗山等地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敌军在“清剿”红军的同时，对各地便衣队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清剿”。便衣队是鄂豫皖边区党和红军的一大创举，是“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他们掩护与供给红军、补充作战减员、散布革命影响、镇压反动分子等，在鄂豫皖游击战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面对“清剿”，便衣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与敌人进行周旋。随着“清剿”形势的变化，便衣队采取了灵活的统一战线策略，搞“两面政权”。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便衣队的机智和勇敢，顽强渡过难关。
1937年6-7月，是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苦的两个月。红军游击队的后勤保障尤其困难。红二十八军和地方革命武装虽然遭到较大的损失，但仍然顽强地坚持斗争，终于使国民党“三个月内彻底消灭鄂豫皖边区红军”的“清剿”计划成为泡影。卢沟桥事变后，红军游击队逐渐进入到合作抗日的新阶段。
（1934年10月—1937年10月）
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边省委按照中央指示，率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根据省委长征前留下的指示信，1935年2月，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在岳西县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大别山区的武装斗争。1935年夏，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在转战途中进入鹞落坪。鹞落坪崇山峻岭，山高林密，易守难攻，便决定在此建立根据地。安徽省岳西县鹞落坪红二十八军军部旧址。
邓少东：《反国民党军队四次“清剿”的战斗情况》，《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鄂豫皖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位于河南省罗山县铁铺乡门坎岭的鄂豫皖边红二十八军司令部旧址。
高敬亭 鄂豫皖边游击区红二十八军政委
《国民党军第二十五路军梁冠英部与红军第二十八军在鄂豫皖边区作战详报》（1934年12月—1935年12月），《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鄂豫皖边游击区》，第445页。
《中共皖西北特委报告》（1935年8月4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鄂豫皖边游击区》，第35页。
阎景堂主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第494页。
邓少东：《反国民党军队四次“清剿”的战斗情况》，《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鄂豫皖边游击区》，第107页。
1935年6月，红二十八军在河南省光山县斛山寨和国民党军队在此发生激战，一举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一个营。斛山寨战场遗址。
阎景堂主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第496页。
林维先、詹化雨、李世安、汪少川、万海峰：《坚持大别山斗争的红二十八军》，《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鄂豫皖边游击区》，第88页。
站在红二十八军根据地岳西县鹞落坪遥望巍峨的大别山。
林维先、詹化雨、李世安、汪少川、万海峰：《坚持大别山斗争的红二十八军》，《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鄂豫皖边游击区》，第89页。
红二十八军在行军中使用的炊具。
黄安县（今红安县）七里坪红二十八军指挥部旧址。
《鄂豫皖边区便衣队的一些基本情况》（1944年11月28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鄂豫皖边游击区》，第62—74页。
1935年夏，高敬亭在岳西县鹞落坪建立根据地，随后，红二十八军建立了便衣队，开设了红军棚、红军山林医院、被服厂、小型修械厂、交通站和红军商店。岳西县鹞落坪的高山峻岭。
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在岳西县鹞落坪驻军时，常住在鹞落坪的东冲弯聂家老屋内。聂家老屋。
张祥：《努力克服重重困难 尽力实施后勤保障》，《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鄂豫皖边游击区》，第100—1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