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英带着东南分局的指示，以新四军代表身份前往赣东北。关英来到了赣东北苏区首府葛源，随即便派人四出察访杨文翰的下落。几天后，取得了杨文翰部的联系，关英立即写信给杨文翰要他来葛源。杨不肯，坚持要关英上山找他。经过反复考虑，关英决定亲自上山。他带上团省委儿童局书记方旋声、2名警卫和一个马夫，跟着杨文翰派来接洽的人，④一起上了磨盘山。
到了磨盘山后，关英见到了杨文翰，立即向杨讲清了来意以及皖浙赣游击区改编的情况，并建议杨文翰下山，实行国共合作。但是，杨文翰不相信关英介绍的情况，并疑心关英是叛徒，因为他事先就得知，关英率领独立团在开化被打散后，曾经隐藏在玉山开油坊；另外关英在上山前，横峰县及葛源区的国民党当局都设酒宴请了他，并派人护送。因此，杨文翰对关英的劝说不为所动，以为是诱他上钩，所以反而责问关英：以前都没有国共合作，现在怎么会“合作”？起初，杨文翰对关英还算客气，但是话不投机，双方由交谈变成争吵。杨文翰动了怒，大骂关英“你叛变了，难道还要我们叛变！”并拔出枪来令人捆绑关英。后来，杨又令人对关英动刑，要关承认是叛徒，招供出受谁指使前来“诱骗”游击队下山，杨未从关英口中得到任何口供，反被关英痛骂，一气之下当即令人将关英等4人当做叛徒枪杀了。
杨文翰杀掉关英，心存疑虑，派人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了解情况。新四军办事处负责人得知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被杀后，对杨文翰提出了严肃的批评。陈毅曾批评说：“杀了关英，这不好，这是党内的事，要负责任的，你们是应该下山。”可是杨文翰并未接受批评，拒不下山参加抗日，脱离了上级的领导。
1938年，赣东北特委在弋阳、贵溪地区的工作，已经与杨文翰部队的工作发展到一个村庄上，两边都有支部，两方的支书可以一起交换意见。原本想通过这样的联系，争取杨部消除误解，但未达到目的。杨文翰部虽斗争到1943年，但游击队还是遭到失败。1943年10月杨文翰到弋阳葛源姨娘家取枪时，被姨娘女婿告密而被捕，惨遭杀害。他的爱人王荣贞也一起被俘，直到我大军渡江，解放江西贵溪、弋阳时才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3.明安楼、林明清被误杀
这是赣北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刘维泗的一大失误。刘维泗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一直坚持在赣北的九（江）德（安）瑞（昌）岷山区一带进行革命斗争。他领导赣北游击队孤悬于国民党统治区，同敌人的正规军及地方武装进行了顽强和勇敢的斗争，与敌交战近百次，共歼敌400余人，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的气焰。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赣北工委与上级党组织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一直失去联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逐步实现。各游击区也先后与国民党当局展开停战谈判。然而，处在赣北游击区的刘维泗部在抗日战略的转变期间仍然与国民党军苦战，对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毫不知情。但在抗日战略的转变期间，他不愿意实行国共合作，反对改编，结果，误杀了明安楼、林明清两位党内联络代表，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
1937年9月，中共湘鄂赣省委为了说服湘鄂赣各地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以实现国共合作，先后派红十六师政委兼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明安楼、平修铜中心县委书记林明清到赣北工委传达上级指示。明安楼、林明清见到赣北工委书记兼赣北游击队队长刘维泗后，向他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指示，并要求他们顺应抗战形势，马上下山改编。由于长期与外隔绝，刘维泗及其赣北工委其他领导人，对党在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不理解，更不相信国共合作，认为国共合作就是“叛变”。刘维泗等人本着狭隘的、朴素的阶级观念和爱国热情，答应下山抗日，但不接受国共合作。他们的斗争经验使得他们对国民党还存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因为“五县联剿区署”的牌子还挂着，敌人的残酷的“清剿”并没有停止。特别是当刘维泗等人看到明安楼、林明清二人穿着国民党的服装，戴着青天白日帽花，便误认为他们是党的叛徒。1937年12月，刘维泗等人把明安楼、林明清当做国民党派来的密探、奸细而误杀。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维泗任中共九江工委书记，但由于缺乏长远的眼光和政治素养，脱离了抗日救国的大方向，其革命斗争陷入被动。他率部在九江地区多次打击日寇，颇有斩获，但是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孤军奋战，部队最终被国民党“剿灭”。刘维泗本人也于1939年2月被国民党杀害，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9页。
刘勉玉：《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史》，第160页。
项英：《新四军的昨天和今天》（1938年6月15日），《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周恩来年谱（1898年—1949年）》，第372页。
杨尚奎：《艰难的岁月》，《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85页。
《周恩来年谱（1898年—1949年）》，第380页。
这是江西省赣州市老街米汁巷的一座老宅大门。1937年9月11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代表陈毅在大余县池江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后，在大余县县长彭育英陪同下到达赣州，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熊滨及第4行政区专员马葆珩及赣南8个县的县长举行抗日合作谈判。这是谈判遗址所在地。
《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1937年8月1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第403—404页。
《周恩来、叶剑英关于同何应钦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致中共中央电》（1937年8月17日），《新四军文献（1）》，第19页。
《周恩来年谱（1898年—1949年）》，第386页。
刘勉玉：《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史》，第161页。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速派人传达党对游击队的改编方针致张文彬电》（1937年10月3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第427页。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速派人传达党对游击队的改编方针致张文彬电》（1937年10月3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第427页。
《中共南委代表关于往赣粤边游击区联络的情况给中共南委的报告》（1937年10月），《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57页。
《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1937年8月8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44页。
1937年9月24日至26日，为解决南方各游击区合作抗日问题，项英应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邀请，来到南昌，并立即给正在南京的叶剑英打电报转毛泽东。从此，恢复了中共中央分局与党中央的联系。谈判地点南昌市民德路（今胜利路口）原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之省保安处的原建筑物
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2月7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14页。
《杨尚奎关于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0年2月），《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42页。
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中央苏区》，第534页。
④杨尚奎：《艰难的岁月》，《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85页。
⑤《陈毅关于红军游击队谈判事致国民党大庾县县长彭育英信》（1937年9月3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47页。
原谈判的会议室旧址。
《中共赣粤边特委代表陈毅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的合作抗日意见书草案》（1937年9月12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51—53页。
《江西抗日义勇军编练处关于改编红军游击队致崇义县长快邮代电》（1937年9月16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457—458页。
《中共南委代表关于往赣粤边游击区联络的情况给中共南委的报告》（1937年10月），《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57页。
《项英致书南方各边区红军游击队》（1937年9月29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第418页。
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代表陈毅。
《江西省政府关于改编本省各红军游击队的办法》（1937年8月29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454—455页。
苏华：《关于闽中国共和谈和“泉州事变”的几个问题》，《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赣边游击区·闽中游击区》，第440页。
杨采衡：《刘突军同志的斗争风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赣边游击区·闽中游击区》，第447页。
范式人：《闽北、闽中等地区工作报告》（1941年3月），《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赣边游击区·闽中游击区》，第356页。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闽西南和平谈判三个月来的各方面动员工作致张云逸、南委转中共中央的报告》（1937年9月17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西游击区》，第2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