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赫：“劳动者出借他的勤劳……不出任何物质的东西。”（《政治经济学教程》二卷37页）等等，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事物的真相未必暴露得不明，也未必思维的水平有太大障碍，只是因为保守，因为利益，他们不可能哪怕有一个小时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去想想问题。就像亚当·斯密这样的大经济学家也没有把劳动的二重性建立起来，关键是：第一，他不把商品经济看作历史现象，更不用说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历史的了。第二，看不到劳动力的商品属性。我想马克思一定是先意识到劳动力的商品属性才由此倒推出了商品的二重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想尽一切办法维护这个社会的存在，为它的合理性辩护，为它的矛盾操心，极力想办法解决。
就在1983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资本论》研讨会，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作了《〈资本论〉在引导我们前进》的发言，他说：“美国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先生……主张用纯数理逻辑的手法，通过现代高等数学的分析方法，就可以从根本上取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体系。他认为劳动不可能是同质的，男人的劳动和女人的劳动是不一样的，异质的劳动之间不可能设定共同的尺度来换算。”
既然要保住自己的利益，就一定要向对立面发起攻击。恩格斯为什么写《反杜林论》？就是因为杜林拼命攻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他首先要釜底抽薪，先攻它的哲学基础。《资本论》第一卷，他未必都认真读过，但在利益的驱动下，学问已经不重要了。剩余价值、平均利润、有机构成，它们比“几何公理”要麻烦多了！
先说杜林先生为了反对意识是人类独有的现象这个观点，就如恩格斯所描述的：“他不仅以人类的名义来思维——这本身已经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以一切天体上的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生物的名义来思维。”杜林是怎么说的呢？“真的，‘如果想给意识和知识的基本形式以‘人间的’称呼，借以排除或者哪怕只是怀疑它们的至上的意义和它们的无条件的真理权，那末这就贬低了这些基本形式。”这就是杜林的说法，意思是意识和知识应该有无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要是只把它说成是人类独有的“人间的”现象，那它们就没有至上性和无条件的真理权了。恩格斯接着说：“为了使人们不致怀疑其他某个天体上二乘二等于五，杜林先生就不能把思维称作人的思维……”是啊，万一其他某个天体上二乘二就等于五呢？忽略了这一点，不就忽略了意识的至上性了么，不就不全面了么。从这往后，在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必然，时间与空间等多方面都有“绝妙的表现”，我们就不多说了。
还是直接看看他与马克思《资本论》的对峙吧。
“关于资本，马克思先生首先不是指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这个流行的经济学概念，而是企图提倡一种更专门的、辩证——历史的观念，这种观念无异于玩弄概念和历史的变态术。据说，资本是由货币产生的；它构成一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开始于16世纪，即开始于假定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世界市场的萌芽时期。显然，在对概念的这种解释中，国民经济学分析的尖锐性就丧失了。在这些应该半是历史和半是逻辑的、而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的荒谬观念中，悟性的识别力连同一切正直的概念运用一并没有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表述，只能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引起混乱……造成基础的薄弱”。杜林给资本下了一个什么定义呢？“资本是经济的权力手段的主干，它被用来继续进行生产并构成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各位读者，你听了杜林的话，对资本有个什么认识呢？是不是嗅到了“保卫资本主义”的味道？后面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暴力论等等就留给专门学习的时候再“欣赏”吧！
为什么说要维持一个政权要比夺取它还要难，因为发展的力量随时有可能让它变质。外壳保持下来并不难，难的是本质的保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先不提人们的认识水平还没达到，首先是触犯了宗教统治的利益。如果只是水平问题，可以怀疑，也可以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多方探讨，何至于把布鲁诺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让伽利略反复坐牢！牛顿为什么形成了机械保守的时空观？他是皇家学院的领导人，是科学权威，志得意满让他失去了开放的思维方式。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时候，只是专利局的一个小职员，他的论文几经周折才得以发表。如果说自然科学真理，由于它自身的客观性力量，人们对它没有选择性，但是，社会科学真理的客观必然性，却是在人们各不相让的争论中、在经历时代淘洗后才滞后地被接受的。你研究植物和动物，化石和标本不会妨害谁；如果你研究剥削与被剥削，公平与不公平，那就像马克思说的：“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这样，你要发现真理，你要向前走，必然招致强力的压迫。那些根基深厚的卫道士，他们对你就有两手：正面的，他们的理论是对真理的自发地隐晦；反面的，他们的理论是在与你较量时的自觉地隐晦。
（二）从属地位的攀附
我们了解了不少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他们对于大资产阶级来说，就需要攀附。当然，革命力量强大时他们也需要转移栖身之地，总要在激烈的对立中巧妙地装扮自己，以求生存。这样一切群体，包括机会主义，中间分子，都要把自己的思想打上包装的。
《共产党宣言》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是同各种机会主义、庸俗理论做斗争的。它们对工人运动很有迷惑性危害性，必须揭露。
只是反动的社会主义里，就有三个小的类别：一是封建的社会主义。这是旧社会的残余，他们是被推翻的阶级，也要在革命中体现自己的存在。只是改头换面的文字斗争，装模作样地声讨和预言。但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参加对工人阶级的镇压，丝毫不放松自己的生意。真是丑态百出哇！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从自己摇摆不定的立场为工人说话，他们可以客观地分析社会现状，但绝不会与工人一起推翻私有制。又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本来与无产阶级革命是对立的，起码是不一致的，但是都打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号，这也像列宁那句话“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种隐晦的学说，就像社会的赘瘤，干扰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
考茨基把帝国主义说成是一种政策，是力图兼并农业等等，这种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的废话，显然是受人利益，为人说话，但又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搞个折衷，形成不伦不类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凡是把一种理论庸俗化，都属于攀附性哲学。就说庸俗唯物主义吧，本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就是承认物质对意识的逻辑在先性和本源性，但是庸俗唯物主义却宣称：一切都是物质，就连意识也是物质。大脑分泌思想，就像肝脏分泌胆汁一样。这就完全取消了哲学基本问题，回避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一切都是物质了，那物质和自己怎么谈得上关系呢？这样，好像比唯物主义更唯物主义，这就要用列宁的话来分析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我想庸俗唯物主义者并不见得就直接把意识也当作物质来对待，赋予意识一种独立的存在形态，一种和地球、太阳、飞机、河流等等的实物相并列的意识实体。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显得很像唯物主义又不得罪唯心主义，混淆视听，两边讨好，给科学的唯物主义设置点思维障碍，让真正的唯心主义也感到有胜利的希望。
再来看庸俗进化论。本来进化论是达尔文发现的客观规律，是研究生物学的钥匙，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力证明。但是，如果真的直接把“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套用到人类社会，那是不人道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人类之外的生物再怎么发达，它不具备意识现象，它和人类社会的运动是两个层次。我们不会忘记恩格斯“运动的基本形式”中给运动分的五个层次：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社会运动。每一种运动都有自己的范围和规律，不能用低级运动形式来解释高级运动形式，当然，也不能简单地用高级运动规律来解释低级运动，比如像“社会有机体”这样的比喻，也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不能全方位对应地去套用。列宁说：“打比方不是证明。任何比方都是有缺陷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是，我们不妨再把这些道理提一下，以便更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比方的有效界限。”我们的庸俗进化论者并不是真的不懂这个道理，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抹杀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不敢向私有制宣战，用达尔文的学说来代替革命理论，这是伤害了革命，也伤害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给这种学说一个别称——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不就带上达尔文的名字了么。
再看庸俗经济学。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可不是这一类，他们是正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是敢于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说话的。只是由于客观的原因，由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原因，要保证这个社会平安无事地走下去，已经在理论上千疮百孔了。他们面对危机感到担忧，用尽心机找出路，这都是真心的。在他们那个地位的视野范围内，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他们理论上的隐晦和局限是在我们眼里的呈像，在他们那里已经江郎才尽无能为力了。但庸俗经济学家则不同，这是一群社会机体的牛虻，一群叮在真正社会科学身上的寄生虫。记得《动物世界》栏目里曾介绍过一种吸血蝠，是最令人讨厌的家伙。因为动物的生存方式是弱肉强食，你在那种方式下无论生死都是受到族类肯定的，都是有价值的，对进化有益的。寄生的东西则会让宿主很麻烦的，如果不去消灭它们，你就迈不出强健而轻松的步子。我们已经领教过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让马克思不得不跟他算了一笔经济账。我们也已经列举了西斯蒙弟、穆勒等人的观点，他们为保守的资产阶级站岗，也对无产阶级献媚，就是这副嘴脸。庸俗的社会主义多种面孔我们也都提到了，在理论上消灭这类寄生虫，往近说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那里面的波格丹诺夫、马赫之流人数众多，说辞也五花八门，耗去了列宁相当大的精力。往远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主要对付杜林一个也就够了。用恩格斯自己的话说：“它正是这样的一种果子，只要一开始啃它，就不能不把它啃完；此外，它不仅是很酸的，而且也是很大的。……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还谈到了所有各种东西，而且还谈到了一些更广泛的东西。”我们的读者，如果不专门研究理论，那就没必要去涉及这些内容，好在马克思主义的正面理论已经比较普及了，那些蹚过的沟沟坎坎，导师们已经为我们扫平了。
（三）曲线成功的智慧
但凡要让人了解你的思想，特别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你更重要的思想，如果没有发表和出版这样的平台，那是不好说的。尽管如今有了网络技术，又快又广的信息传播不会让你变成哑吧，当然也不是聋子，但是，能够影响人们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的东西，总要能让它有个沉静的载体，能让人在沉静时，在不受其他因素干扰时与你交流。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是舆论环境问题，发表任何看法都是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才得以实现。历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等文化大家，他们之所以能把思考的精华传于后世，都是经过千难万险的跋涉的。
具有超前意识的人，都是历史的悲剧代表。这就引起了表达技巧上的革命。比如黑格尔这个人，他尽管是保守的思想家，是力图保国的。但是由于辩证法的客观力量，也必然使他处于两难之地。为了把闪光的大厦留住，只能违心地让灵魂屈就于僵死的外壳之内了。这种隐晦手段也是他智慧的一面。相比之下费尔巴哈的命运就惨得多了。自从《基督教的本质》一炮打响，他就再也没有藏身之地了。要不是与黑格尔的对立关系，恐怕也是精神牺牲品了。
再拿我国的《红楼梦》来说，曹雪芹就是一个隐晦高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没有这些遮盖，没有“梦”这个关键词，它能问世吗？往更深的层次说，“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宿命论，更是一种结实的隐身衣。你是揭露封建社会的没落么？对于这些没落的现象来说，你肯定是旁观者。但是作为这些现象背后的评判者，你是积极入世的，你并不归于宿命。除了表现那些鲜活生命的隐忍与抗争，还不是要告诉后人：这样的社会早就该灭亡了！但是封建社会当局人物对其中的悲剧美还是很留恋的，知道它作为挽歌与史诗，大有传扬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