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总结关于卡扎凯维奇的长篇小说《奥得河上的春天》的讨论时说：“小说有缺点，那里的描写并非完全正确：写了罗科索夫斯基，写了科涅夫，但是在奥得河那里作战的主要方面军是朱可夫指挥的。朱可夫有缺点，他的某些个性在前线不讨人喜欢，但是应该说，他打仗打得比科涅夫好，不比罗科索夫斯基差。这个方面在卡扎凯维奇的小说中写得不对。小说中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西佐克雷洛夫做着司令员应该做的事，在所有问题上都代替了他。结果出现空白，没有朱可夫，似乎他并不存在。这是不对的。小说《奥得河上的春天》写得有才气。卡扎凯维奇能写而且写得很好。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给不给他奖金？如果决定给的话，那么应当对卡扎凯维奇同志说，要他以后考虑到这一点和进行修改，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无论任何把他的疏漏放过去是不对的。会后西蒙诺夫奉命对卡扎凯维奇作说明。他在同卡扎凯维奇谈话中了解到，本来小说是按照实际情况写的，但是发表前编辑部大概考虑到这时朱可夫正受到贬黜，便强迫作者作出修改，结果小说才写成这种样子。从斯大林对《奥得河上的春天》的评论中又一次可以看到，他重视作品的真实性，要求它符合史实。
西蒙诺夫参加的第三次审批会是在1952年2月26日举行的。这是斯大林亲自参加的最后一次审批会。这时斯大林精力已经不济，没有亲自主持会议，而由马林科夫担任会议主席。西蒙诺夫还第一次发现，会上讨论的授奖作品斯大林并没有全部读过。这次会议是从讨论兹洛宾的历史小说《斯捷潘·拉辛》开始的。斯大林发表意见说：“兹洛宾很好地揭示了拉辛领导的运动的农民基础和哥萨克基础之间的差别，这一点做得很好。一般说来，在拉辛、普加乔夫和博洛特尼科夫领导的三次运动中，只有博洛特尼科夫领导的这一次运动才是真正农民革命。拉辛和普加乔夫领导的运动都是带有强烈的哥萨克色彩的运动。拉辛和普加乔夫都只不过是容忍了与农民的联盟，不与其计较罢了。他们并不理解农民运动的全部力量和全部威力。”斯大林称赞这部小说，把作者称为有才华的人，说他写了一部优秀的历史题材作品。看来决定给他授奖已不成问题。
突然这时马林科夫翻了翻一摞文件，说道：“斯大林同志，这里有人调查过，并且送来报告，说兹洛宾被俘期间在德国集中营里表现不好，严肃地对他提出了指控。”听了马林科夫的话，正在踱步的斯大林站住了，并且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又来回走动起来，到第三个来回时才打破沉默，自言自语地说道：“原谅……还是不原谅？”重复了一遍后，又来回走了两三趟，最后才说道：“原谅吧。”根据西蒙诺夫的说法，斯大林会前不可能不知道关于兹洛宾的档案材料的内容，他来回踱步、问“原谅还是不原谅”的场面很可能是表演给在场的知识分子看的。但是主要问题在于斯大林认为一个人的罪过可以原谅，如果他做出某种杰出贡献的话。他对兹洛宾就采取这种态度。后来查明，兹洛宾在集中营里表现出了超人的勇敢，对那里的苏联地下活动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评奖时斯大林不采取这种态度，兹洛宾就要蒙受不白之冤了。
接着会上讨论了几部其他民族的作家的作品，例如图尔松的长篇小说《教师》、扬卡·勃雷利的中篇小说《扎波洛吉耶的黎明》等。斯大林特别建议给叶廖明的长篇小说《罗马的雷雨》授奖，理由是：“我们的作家全都写同样的东西，总是写同样的东西。很少写新的、未知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写同样的题材。现在有人写了我们不熟悉的生活。我读后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原来他是个编剧，曾在意大利待过，时间不长，写了意大利的情况，写了正在成熟的革命形势。有缺点，也许还有疏漏，但是读者将津津有味地读它。它将起有益的作用。”这里斯大林通过肯定叶廖明的小说，劝导作家不要老是写同一题材，而应致力于开掘新的题材。
会上有人提议把女作家奥丽加·齐夫的长篇小说《火热的时刻》列入获奖作品书单。原来斯大林读过这部小说，他针对这个提议说道：“小说很有意思，但是我们的小说不知为什么几乎从来都不描写工人的日常生活。工人的日常生活写得很差。所有的小说都不写日常生活，只写竞赛，不写工人的日常生活。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是个例外，那里写了工人的生活。但这本书是唯一的例外，它讲工人如何生活，得到什么，他的文化需求是什么，他如何生活，如何过日子。而齐夫的书里没有写工人的这种日常生活，既然没有日常生活，也就没有工人了。虽然这本书写得很好，写得很内行。”这里斯大林提出在写工人时，不能只写他们的劳动和竞赛，还应写他们的日常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塑造出符合实际的比较丰满的工人的形象。
在这次会上还决定授予拉脱维亚作家拉齐斯的小说《走向新岸》一等奖。据西蒙诺夫说，这部小说作为艺术作品，斯大林根本不喜欢，但是认为它很重要，这样说道：“这部小说艺术上有缺陷，它不如华西列夫斯卡娅的小说，但它对波罗的海沿岸几国以及对国外，具有很大意义。”
这部小说的作者拉齐斯是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它写的是在拉脱维亚建设社会主义的事，尽管艺术上不算太出色，但写得比较扎实。它发表后在本加盟共和国受到了批评。甚至该共和国党代会的总结报告也指出小说在思想上的错误，这主要指的是其中把在富农家庭里长大的一个人物作为主要主人公来描写。实际上在这批评背后隐藏着领导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小说译成俄语发表后，报刊也对拉脱维亚国内对小说的批评进行了报导和宣扬。可能是拉齐斯本人直接向斯大林进行了申诉，也可能斯大林从别的渠道了解到这一情况，便决定进行干预。1952年2月25日，即在斯大林奖金审批会举行前一天，《真理报》发表了具名《一批同志》的《就拉齐斯的长篇小说〈走向新岸〉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这封信是《真理报》总编伊利切夫根据斯大林口授记录的，由于伊利切夫不同意署他的名字，才使用“一批同志”的假名。
这封信采取一个比较策略的做法，主要批驳《文学报》1951年12月15日刊登的佐林发自里加的一篇题为《拉齐斯的小说〈走向新岸〉的讨论》的报导，而没有针对拉脱维亚的批评者们。信中说：“佐林断定小说的主要主人公是富农塔乌林的继子、后来与塔乌林一家断绝关系站到人民一边来的埃瓦尔，埃瓦尔是小说的中心，这是不对的。”接着在说明为什么佐林这样认为是不对的之后，指出：“拉齐斯的小说的主要优点不在于描写了个别人物，而在于把拉脱维亚人民、人民当中的普通劳动者作为小说的英雄人物，这些人昨天还是胆怯的和备受折磨的，今天精神振作起来，正在创造新生活。拉齐斯的小说是破坏了旧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拉脱维亚人民的史诗。”这封信还批驳了佐林的报道里的其他一些论点，最后做结论说：“我们认为，拉齐斯的长篇小说《走向新岸》是苏联文学的重大成就，思想上和政治上从头到尾都是站得住的。”斯大林同样是根据思想政治倾向来肯定这部小说的。尤其使他满意的是，这部小说贯穿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作者一再强调是苏联人民把拉脱维亚人民从***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在这种情况下，艺术水平的问题自然被置于次要地位了。
关于拉齐斯的《走向新岸》的这封信，也许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发表的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一年后的1953年3月5日他就与世长辞了。上面介绍了斯大林对一系列文学作品的评论，这是他的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从中我们可以更加具体地了解他的文学思想、文学观点和审美趣味。他的评论有时也不免有偏颇之处，但是总的说来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